本文刊发在外交政策杂志，作者：霍华德·W·弗伦奇 是《 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也是一位资深的战地记者。他的最新著作是《第二次解放：恩克鲁玛、泛非主义与全球黑人运动的高潮》。
人类事务中最牢固的共识之一，就是“不记得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这句睿智的话最初由出生于西班牙的美国哲学家、诗人乔治·桑塔亚纳提出，但类似的说法很多，后来被正确或错误地归于从埃德蒙·伯克到温斯顿·丘吉尔等众多思想家和政治人物名下。
上周，我重新读了一部现代经典作品。这本书由已故记者大卫·哈尔伯斯坦所著，名为《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这本书最初出版于1972年，讲述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两届政府如何在傲慢的驱使下，把美国带入越南那场毫无意义、也不可能取胜的战争。
在华盛顿再次陷入战争之际，哈尔伯斯坦的叙述有力地提醒人们，桑塔亚纳那句名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越南战争是一场人道悲剧，从美国实力的角度看也是一场严重灾难。自那场战争以来，美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华盛顿当年发动越南战争时表现出的认知盲区，如今仍然可以在伊朗战争中看到，而且变得更加严重，也更加触目惊心。
不妨先看看哈尔伯斯坦为书取的书名。乍看之下，这个书名似乎是在赞扬肯尼迪聚集在身边、并依赖他们提供外交政策建议的那批人的聪明才智。但实际上，这个书名带有讽刺意味。
肯尼迪的顾问中有许多人后来继续为约翰逊政府工作。他们在进入总统核心圈子之前，确实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堪称卓越的化身。
以麦乔治·邦迪为例。他曾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格罗顿精英寄宿学校。有一次，他没有费心写作业，却假装要把作业大声读出来，随后即兴把自己的想法连贯地讲了出来，表达之清晰，让教授和同学们都目瞪口呆。
邦迪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诸多荣誉，34岁时就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而大多数高校教师在这个年龄还在努力争取终身教职。后来，他先后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曾任福特汽车公司负责人，后来在两届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他也是那批才华横溢的技术官僚之一。这些人坚信，只要运用理性、智慧和知识，换句话说，只要拥有足够强大的头脑，就能解决除极少数问题之外的所有难题。
麦克纳马拉据说最擅长处理数据，同时还拥有传奇般的记忆力。
哈尔伯斯坦写道：“有一次，他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参加一场军事汇报，连续八个小时观看屏幕上播放的成百上千张幻灯片。幻灯片展示了哪些物资正在运往越南，以及哪些物资已经抵达越南。七个小时后，他终于说，‘停下放映机。第869张幻灯片与第11张相矛盾。’所有人都对他印象深刻，很多人甚至感到有些害怕。”
特朗普很喜欢指出，眼下的战争与越南战争没有多少可比性。尽管他最初夸口说，伊朗军事行动几周内就会结束，但这场战争持续至今，时间仍然远远短于越南战争。
尽管如此，今天读哈尔伯斯坦的作品，任何人都很难不注意到，这两场战争已经有多少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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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战争都在目标模糊且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展开。两场战争的方案都由意识形态驱动者制定，而这些人对华盛顿决定开战的国家几乎没有专业了解。
两场战争的策划大多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战略和目标很少公开讨论，更不用说征求国会或盟友的意见。两场战争都几乎没有给反对意见留下表达空间。
两场战争前人们都不可动摇地相信，美国拥有的先进技术和压倒性火力能够确保胜利。
两届白宫都没有认真思考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想清楚应当如何判断何时、以什么方式撤出。
随着两场悲剧分别展开，两场战争都受到自身宣传话语的支配。
哈尔伯斯坦在1993年版本的新版序言中写道：“说话本身似乎就成了目的。”
下面这段话尤其让我感到寒意：
“我从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团队身上学到的另一件事是，尽管他们拥有卓越、理性的管理者声誉，但实际上，他们的管理能力非常差。他们自认为管理得非常好，总是在谈论要保留所有选择，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星期一周周过去，事件却不断关闭这些选择。事实是，历史……是一位严厉的老师。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中期，也就是我们做出那些决定命运的决策时，我们几乎已经没有选择。”
哈尔伯斯坦接着写道，当时剩下的选择只有两个：正视失败并撤出，或者派遣作战部队，打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
最后，两场战争都缺乏明确的道德目标。
就特朗普而言，华盛顿公开宣称的目标中，出现了美国政治从未出现过的说法：扬言摧毁另一个国家，也就是伊朗的文明。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针对日本使用核武器，美国的战争目标也从未堕落到如此虚无主义的程度。
不过，尽管过去与现在存在这些相似之处，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甚至更值得关注。哈尔伯斯坦对肯尼迪团队的一项批评是，虽然团队成员的履历在纸面上看起来十分出色，但其中很少有人具备战后时期管理美国外交关系的政府官员那种来之不易的经验。
他写道：“那些在冷战初期做出艰难决策的人，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接受了更漫长、更完整的历练。”
特朗普团队中那些资历粗陋的人，有谁因为卓越或理性的管理能力而赢得了应有的声誉？
当然不会是麦克纳马拉的对应人物、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朗普似乎是在一种混乱的误解下选择让他领导五角大楼的，仿佛适合出现在电视上，就等于适合在电视行业中工作。
当然也不会是卢比奥。这位前参议员同时担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但此前从未管理过大型组织，也从未行使过行政权力。
更不会是这个立场不断变化的副总统万斯。他晋升高位的速度和邦迪一样快，但主要凭借的只是写过一本回忆录。
至于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和商人朋友史蒂夫·维特科夫等纯粹的外行，虽然他们以当然身份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外交角色，我就不再多加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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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那个把说话本身当作目的的人，似乎就是总统本人。他曾经毫不可信地夸口说，自己比任何将军都更了解军事事务，比欧洲人自己更了解如何处理欧洲的问题。
美国的傲慢是哈尔伯斯坦分析越南灾难的核心因素之一，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当下如此程度的傲慢。
撇开战略目标不谈，这场战争糟糕的管理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特朗普和赫格塞斯敦促国会把军事支出提高到1.5万亿美元，大幅增加五角大楼已经十分庞大的预算。美国曾愚蠢地相信，仅凭空中力量就能击败伊朗，这又是一个没有从越南战争中吸取教训的例子。
如今，美国正在耗尽昂贵的高科技导弹系统，而美国所谓的军事优势正是建立在这些系统之上。这不仅让美国无力维持针对伊朗的高强度军事行动，也使美国在东亚到欧洲东部边缘地带等世界其他地区暴露于危险之中。
与此同时，负责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美国军舰上，士气已经低落到令人担忧的程度。据报道，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的多名船员在海上持续部署250多天后，曾试图跳海自杀。
特朗普一方面夸口说，在第二个任期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已经“重建”了美国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又发誓要让美国军队变得强大到足以令未来任何人都不敢挑战华盛顿。
伊朗是一个拥有9300万人口的中等强国，但显然没有收到这份通知。
本周，伊朗革命卫队领导人的高级顾问、准将穆罕默德·礼萨·纳格迪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一小时》采访时说：“我们过去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战争，也从未获得真正的经验，不知道如何与美国作战。在过去五个月里，我们学会了如何作战。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军队比我们原先想象的更加弱小。”
令人不安的是，这番话听起来比如今华盛顿传出的多数说法都更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