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Lizzi Lee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
在最近于中国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把中国定位为低成本、开源人工智能的倡导者。他把这种模式描述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并以此与美国提供的另一种选择形成对比。
中国正在开始构建一套能够自我维持、内部相互强化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而且正越来越多地把这套体系推向海外。
北京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地缘政治立足点不断扩大。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随着时间推移，也会逐渐接受中国在技术标准和治理原则上的做法。
这种局面的形成，部分源于美国最近在出口管制上的一次乌龙。
出口管制确实让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付出了代价，却无意中为中国提供了一套组织整个产业发展的核心逻辑，而且影响已经超出单纯实现技术自主的范畴。
如今，由此产生的成果对世界其他地区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第一轮“中国冲击”，源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出现的制造业革命。“中国冲击2.0”是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电动汽车推动的清洁技术浪潮。“中国冲击3.0”则是中国数字技术向全球扩散，从电子商务一直延伸到近年来出现的人工智能模型。现在已经隐约可见的“中国冲击4.0”会非常不同。
这些不仅建立在中国技术出口之上，更建立在中国把创新当成国家工程来推进的模式之上。
中国的开放人工智能战略，本身就是在外部限制下形成的。
2025年，中国创业公司DeepSeek凭借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成为焦点之前，华为已经对中国开源技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2019年，华为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由于使用美国硬件和软件受到限制，华为开始自行建设鸿蒙、昇思MindSpore等开源软件生态系统。
虽然习近平使用的是“开源”一词，但严格来说，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开放权重”。这些模型会公开模型权重，但不会公开完整的训练数据。
开放权重模型降低了采用成本，扩大了开发者群体，也让企业能够绕开无法获得最先进芯片所带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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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模型对新兴市场尤其具有吸引力，同时也因为成本效率高、能够灵活适应不同工作负载，在全球开发者中越来越受欢迎。
对中国国内而言，这种模式同时也是经济上的现实需要。中国过去的增长引擎正面临压力，国内需求依然疲弱。对科技行业来说，这带来了一个根本问题：人工智能模型、算力基础设施和先进制造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而这些投资必须找到能够带来回报的客户。
国内收入空间有限，因此，把成本较低、能够迅速普及的模型推向全球，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大量扩散，也让中国更加重视加快建立人工智能治理和安全体系。一旦模型权重公开，就可以被下载、修改、重新发布，也可以被移除原有的安全防护。
原始开发者此后无法撤销访问权限，也无法强制更新安全保护措施。这已经开始影响围绕“选择性开放”的讨论，也就是继续保持模型开放，但对最先进的前沿系统，可能延迟或限制访问，或者要求经过审查才能使用。
习近平的目标，是加快中国技术在全球传播，在海外建立更牢固的战略立足点，分散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并让全球体系朝着更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当然，中国对人工智能治理的思考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相关权力分散在多个彼此重叠的体系之中。上海正在建设很大一部分技术评估基础设施，北京则负责制定风险框架和监管制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机构，也与高校和民营企业共同参与这一体系。
整个结构仍然复杂，而且不断变化，但支撑这套体系的技术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扎实。
“中国冲击4.0”背后的势头已经相当强劲。地缘政治限制正在推动一种全新而且独特的技术治理模式逐渐成形。下一轮冲击不会装在集装箱船里抵达。它会随着围绕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的一整套原则向全球扩散。世界还没有为接下来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