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艾米·麦金农报道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包括跨大西洋外交、与北约和欧盟不断变化的关系、美国在乌克兰持续战争中的角色以及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她此前曾在POLITICO和《外交政策》杂志工作，主要报道美国情报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前沿新闻。她的新闻生涯始于莫斯科，并因报道俄罗斯的恐同私刑组织而荣获阿尔弗雷德·杜邦-哥伦比亚奖。
特朗普政府官员已经学会谨慎措辞，以免抢在这位喜怒无常的老板前面说得太多。但但谈到欧洲时，他们似乎总是毫无顾忌地猛烈开火。
从副总统以下，美国官员都把自己描绘成肩负着拯救西方文明的使命，而需要被拯救的对象，恰恰是他们眼中的西方文明摇篮欧洲。
他们认为，大规模移民、限制言论，以及放弃国家主权，不仅威胁跨大西洋关系，甚至连“欧洲”这个概念本身都受到威胁。
帮助制定特朗普第二届任期政策议程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说：“如果欧洲不振作起来，我们就救不了西方。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忧心忡忡，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担心欧洲正在进行文明自杀。”
他接着说：“我们正在捍卫的文明已有3500年历史。”
他把这条文明脉络一路追溯到耶路撒冷、希腊雅典、意大利罗马、英国伦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特朗普政府认为欧洲需要从自身手中被拯救，因此一直支持大西洋彼岸理念相近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副总统万斯甚至在选举前夕为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助选。欧尔班长期被民粹民族主义右翼奉为标杆人物，但最终在这场选举中败北。
在美国国务院，官员已经为欧洲理念相近的团体预留数百万美元补助金，用于对抗所谓“审查”，并加强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文明纽带”。
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表示，特朗普“完全有理由警告别国领导人，如果他们不迅速改变方向，西方文明将继续衰退”。
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持续聚焦，进一步扩大了跨大西洋裂痕，也让大西洋两岸的官员和评论人士提出一个问题：MAGA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准欧洲？
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是特朗普政府批评欧洲最尖锐的官员之一。她否认特朗普政府只是在故意挑起争端。
她说：“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另外一些公开表态，经常被描述成对欧洲的批评或攻击，但我不会用这样的框架来看待。”
她说：“我们倡导这些观点，并不是因为美国民众，或者作为他们代表的我们，单纯为了冲突而想和欧洲发生冲突。原因在于，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把自己视为与英国和欧洲一体……面对一些挑战时，我们大家实际上是在同一条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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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担任的职务，传统上主要通过教育交流和文化项目来扩大美国软实力。但这位前诉讼律师更为人熟知的，却是她在社交媒体上对欧洲和英国移民政策，以及监管仇恨言论的做法发表尖刻评论。
今年早些时候，罗杰斯曾说德国引进了“野蛮强奸犯大军”。后来她解释说，自己是想借此评论2018年德国针对一名极右翼议员展开的仇恨言论调查，那名议员当时使用过类似措辞。
她对欧洲言论自由问题的态度，与特朗普政府对许多威权国家相对沉默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今年6月，她访问了世界上压迫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土库曼斯坦，却几乎没有提到言论自由。
她说：“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接触方式，取决于我们与不同国家关系交织的深度，也取决于联盟关系的性质，还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发展轨迹。”
MAGA把欧洲视为一个濒临崩溃的文明，这种看法源自美国新右翼。
特朗普两届任期之间，一个由思想界和政策界构成的新右翼生态迅速发展。随着共和党逐渐抛弃里根主义保守主义残余，一批与MAGA阵营一致的智库和知识分子开始尝试，把特朗普政治机器的强大政治能量转化为一套意识形态理论和政策体系。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高级主任乔舒亚·特雷维尼奥说，拜登执政的几年给了特朗普盟友一次“中场休息”，让他们有时间发展自己眼中的特朗普主义思想内核。
在解释特朗普政府为什么如此高调地谈论言论自由时，特雷维尼奥说，美国保守派“确实在乎欧洲发生什么”，因为他们把欧洲视为自身的一部分，特别是把英国视为祖先文化的来源。
正因为存在这种亲缘感，欧洲的政治走向才可能让他们产生一种“道德创伤”。
他说，“如今保守派处理与外国关系时，心里实际上有两套不同标准”，一套更偏交易，另一套则属于“文明”层面。
去年万斯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明确提出MAGA关于大西洋联盟的新理论。
万斯说，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或中国，而是来自“内部”，也就是欧洲据称已经在言论自由等价值观上偏离美国。
这种思路后来被写入作为美国外交政策蓝图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要求美国“培育抵抗力量”，以对抗欧洲的文明衰退。美国国务院自己的战略文件也提出了类似目标，要“重建与欧洲国家之间的文明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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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右翼的意识形态构成十分杂糅，包括右翼民粹主义者、民族保守主义者、后自由主义天主教知识分子、自由意志主义科技创业者，以及强硬右翼活动人士。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主任、《金融时报》特约编辑康斯坦策·施特尔岑米勒说：“这是两种趋势汇合到了一起。一方面，美国社会契约长期衰退；另一方面，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安于一种想当然的看法，仿佛代议制民主就像一座永远运转、从来不需要维修的时钟。”
科技亿万富翁的资金也帮助这股思潮迅速壮大，包括万斯早期支持者彼得·蒂尔。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副研究员阿尔诺·米兰达说，捐助者发现“需要一种更加精英主义的方式，为特朗普主义提供方向和理论体系”。
所谓科技右翼，对欧盟也有自己特殊的不满。欧盟一直试图为大型科技公司划定监管边界，并依据竞争和数字领域的规定开出数十亿欧元罚单。
这种思潮还融入了部分“黑暗启蒙”思想。黑暗启蒙在科技右翼的一些群体中颇具影响力，认为民主制度会阻碍技术进步，并主张国家应当更像企业一样运作。
米兰达说，按照这种观点，如果美国不改变方向，欧洲就是美国未来可能变成什么样子的警示。
也有人认为，这些意识形态说辞不过是包装。施特尔岑米勒说：“这件事说到底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原则，不是为了法律文化，而是为了利润。”
美国新右翼对欧盟，特别是对欧盟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也显然怀有强烈反感。他们经常用近乎末日论的语言描绘欧盟和欧盟委员会，认为这些机构篡夺了成员国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力。
传统基金会的罗伯茨说：“我觉得两者都糟透了。我觉得这两个机构阴险，我觉得这两个机构邪恶。”
MAGA对欧盟机构的敌意，与MAGA对美国国内精英机构的敌视如出一辙。大学、媒体、司法机关和职业公务员，都在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内成为攻击对象。
以色列裔美国政治理论家约拉姆·哈佐尼说：“特朗普政府和西方国家许多民族主义反叛运动及政党一样，都对大学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抱有不满。”
他2018年出版的《民族主义的美德》，被视为美国新右翼的核心著作之一。
他说，在这些人看来，许多精英已经“喝下了那杯迷魂汤”，相信“独立国家没有存在的必要”，也相信“国家利益没有存在的必要”。
哈佐尼承认，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宣称要减少美国充当全球警察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不断对欧洲指手画脚，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张力”。
不过，他把这种争执比作兄弟姐妹之间吵架。
他说：“兄弟姐妹会吵架。有时是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争吵，这并不是出于厌恶或仇恨，而是出于爱。”
过去18个月里，特朗普表达这种兄弟式关爱的方式，却一次次震动美国盟友，具体表现包括威胁以武力夺取丹麦的格陵兰岛、对盟友加征更高关税，以及频繁介入欧洲国内政治。
移民问题始终处在这一切的核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甚至声称，20年后的欧洲可能已经“面目全非”，并可能因此危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冈萨雷斯说：“军事联盟必须建立在文明共识之上。如果我们注意到这种共识正在消退，而且我认为我们确实正在看到这种情况，甚至出现文明被抹去的迹象，那会让我们非常担忧。”
现实中，欧盟（EU）人口中，出生在现居国家以外的人略高于10%，美国则接近16%。
不过，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已经持续对移民展开强硬打击。罗杰斯说：“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们正在敦促别人接受我们自己也在尝试推行的路线。”
批评人士认为，这种执着有时还夹杂着反伊斯兰情绪，矛头主要指向从中东进入欧洲的移民。
研究美国新右翼的美国华盛顿特区尼斯卡宁中心的学者劳拉·菲尔德说：“他们对于发表骇人听闻的反伊斯兰言论完全没有顾忌。”
她说：“从迈克尔·安东时期起，这种思想就已经成为他们运动的一部分。”
安东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曾把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描述为安全威胁，并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把伊斯兰教称为一种“好战的信仰”。
对移民问题的执着，也让特朗普政府开始支持一些欧洲政治力量，而这些力量在别的方面却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正面冲突。
在德国，特朗普阵营因为移民问题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找到了共同立场，尽管这个政党坚决反对大幅增加国防开支。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拜登政府前国家安全官员托马斯·赖特说：“他们因为移民立场而支持一些候选人和政党，但这些人实际上在全球层面系统性地违背美国利益。共同的敌人，比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利益更重要。”
欧尔班败选后，一些人曾预测MAGA运动在欧洲的影响力可能正在减弱，但目前没有迹象显示，MAGA针对欧洲的言辞攻势正在缓和。
菲尔德所著《愤怒的头脑》研究了MAGA背后的思想潮流。她认为，要理解这个运动，就必须认识到MAGA那种扭曲的亲欧情结。
她说：“他们摆出一副姿态，仿佛自己才是欧洲文明真正的继承者，仿佛他们要回到欧洲这片母土，重新教育这些不靠谱的欧洲人，让欧洲人重新认识自己的根源。这是一幅幼稚的欧洲漫画，而且从很多方面看，根本谈不上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