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约翰·伯恩-默多克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和首席数据记者。他每周撰写“数据点”专栏，运用统计数据和图表深入探讨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内容涵盖经济、气候变化、社会问题和医疗保健等各个方面。
围绕年轻男性在当今社会中处境的讨论，常常令人沮丧。
一方面，男性可能真的比过去过得更艰难，这种看法往往被轻率地一口否定。另一方面，很多年轻男性又把自己遭遇的困境归咎于女性或女权主义。
这两种说法都不对。
任何讨论都必须先承认一个事实：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男性，是社会经济地位下降最明显的群体。
但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
过去几十年，劳动力市场最具决定性的变化，是制造业岗位大幅减少，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医疗保健行业的就业迅速增长。
前一种变化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打击尤其严重，而新增加的就业机会几乎让所有群体受益，唯独没有补偿到他们。
知识型工作的扩张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受益，无论男女都是如此；医疗保健行业新增的岗位则主要流向女性，无论她们是否拥有大学学历。
结果是，无论在北美还是欧洲，女性的经济地位都在提升，而且与教育程度无关；受教育程度较高男性的经济地位总体保持稳定，而且仍然略高于其他所有群体；与此同时，受教育程度最低男性的经济地位却出现了崩塌。
在一些高收入国家，包括英国，年轻成年人家庭中，男性作为主要经济来源已经不再是常态。
这场结构性的巨大变化意味着，几乎所有群体的经济地位不是处于较高水平，就是仍在上升，唯一的例外就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男性。
女权运动，以及经济向医疗保健和服务业转型，都像上涨的潮水一样，让所有女性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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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男性之间的发展轨迹却开始分化，由此形成了一道群体认同上的裂缝。
有人不明白，既然社会上并不缺少积极的男性榜样，为什么没有大学学历的年轻男性仍然会被有毒的“男性圈”吸引。问题在于，这些榜样几乎都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上。他们通常受过良好教育，从事白领工作，从来不太需要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获得社会尊重，或者能否组建家庭。
这肯定不是大多数没有大学学历男性所面对的现实。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很难再找到像父辈或祖父辈那样能够带来社会地位的工作。他们自己清楚这一点，潜在伴侣也同样清楚。
另一方面，没有大学学历的年轻女性，大多正在经历社会经济地位上升。她们的母亲和祖母往往没有工作，至少没有长期从事全职职业。
因此，当这些年轻女性发现，她们母亲和祖母当年能够选择并与之成家的那类男性如今已经很难找到时，感到失望也并不令人意外。
在我看来，受教育程度较低年轻男性的人生轨迹，大致有两种可能的逆转方式。
一种是适应已经彻底改变的劳动力市场。按照“脑力、手艺、关怀”这套职业分类框架来看，优质的“手艺型”工作已经大多消失；“脑力型”工作主要流向大学毕业生；剩下的就是“关怀型”工作。
照护和个人服务类就业正在增长，在许多富裕国家，过去几年几乎全部净新增就业都来自这类岗位。
但我们显然不能指望工厂工人的儿子或孙子能够毫无障碍地转入这些职业。女权运动过去曾积极推动女性进入原本由男性主导的职业，而且这样做完全正确。
如今，我们同样需要政策、男性榜样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讨论，让男性觉得自己也受到女性占主导行业和社会空间的欢迎。
受教育程度较低年轻男性的另一条路，同样与照护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有关，只不过重点不在劳动力市场，而在恋爱和婚配市场。
这方面已经出现了进步。近年来，男性伴侣承担的育儿和家务时间一直在稳步增加，母亲和父亲在育儿投入上的差距也已经缩小到历史最低水平。大学毕业男性在这一变化中走得最快，但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也越来越积极参与育儿，并成为更愿意支持伴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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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流行的“有毒男子气概”叙事恰恰相反。就像“男性圈”网红会向年轻男性描绘一幅误导性的成功路线图一样，他们也会向年轻女性描绘一幅失真的男性形象，让她们误以为今天普通年轻男性作为伴侣就是那副样子。
我对这一切最终会如何发展保持乐观。个人和社会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关键步骤是承认：是的，没有大学学历的年轻男性确实正在面对严峻、令人泄气的经济障碍；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充满“有毒男子气概”的旧时代残渣余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