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作者玛莎·金贝尔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预算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财政鹰派人士喜欢把天文数字般的国债换算成更具体的概念,希望借此引起公众关注。美国目前欠公众债权人31.6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家庭负债超过29万美元。即使每天花掉100万美元,也要将近8.6万年才能把这么多钱花完,之后才需要再借钱。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人在意。就算告诉人们,把所有这些美元纸币首尾相连,可以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6000次,也很难改变大家看待国债的方式。
真正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债务造成的后果并不在遥远的未来,而是已经发生。
政府长期赤字已经让许多美国家庭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利率上升。我担任执行主任的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最近估算,2015年以来,美国国会作出的支出决定,已经把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了接近1个百分点,这直接影响美国家庭的借贷成本。
如果有人按照去年的房价中位数购买住房并申请30年期房贷,长期利率的涨幅意味着每年的借贷成本增加约2500美元,整个贷款期限内累计增加大约7.6万美元。
预算实验室还开发了一款工具,帮助人们计算自己因此增加的房贷成本。
问题当然不只影响那些有能力买房的美国人。过去十年间不断膨胀的政府预算和日益减少的联邦财政收入,正在全面推高各种借贷成本。与没有发生这些财政政策变化的情形相比,现在一笔典型汽车贷款每年的借贷成本大约增加120美元,一笔典型小企业贷款则增加约770美元。
信用卡借款利率目前也徘徊在历史最高水平附近。
随着物价上涨不断挤压美国家庭,负担能力已经成为政界人士频繁谈论的关键词。但立法者似乎忘了,减少联邦财政赤字本身就有助于降低成本。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和白宫曾把削减赤字放在优先位置,一方面削减支出,另一方面增加财政收入。
根据预算实验室的计算,这些政策使美国家庭的借贷成本下降了约0.6个百分点。
但现在,几乎没有多少立法者愿意提出真正能够降低成本所需要的支出削减和加税方案。
联邦政府支出与家庭成本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主要是供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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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政府需要借钱,为现有支出和新的财政安排筹集资金时,政府就会与其他所有借款人争夺资金,从而推高所有人的利率。放贷者能够提供的资金毕竟有限,因此当借贷需求旺盛时,他们就可以收取更高利息。
反过来,当争夺资金的借款人减少时,投资者就会降低利率,以吸引更多借款人。
过去十年,美国通过的许多重大法案,包括《减税与就业法案》、疫情期间的经济刺激法案以及《大而美法案》,都扩大了财政赤字。
立法者也通过过一些旨在改善财政前景的法律。例如2023年的《财政责任法案》,其中削减了一部分政府支出,并收回尚未使用的新冠疫情救助资金。
但近年来,联邦政策的主旋律仍然是花掉美国实际上并没有的钱。这正在伤害消费者、企业,也在伤害联邦政府自身。
美国国防部上个月估计,对伊朗战争的成本为290亿美元,另有一些估算给出的数字更高。根据我们的计算工具,这笔开支会给利率带来轻微的上行压力,幅度约为0.002个百分点。
预算实验室估计,《大而美法案》将在未来十年使财政赤字增加2.4万亿美元,这还没有计算新增债务产生的利息成本。到2030年底,这部法律将使典型30年期房贷利率提高0.4个百分点。
以2024年的房价中位数购买住房并支付20%首付款计算,每年房贷成本将因此增加约1060美元。到2055年底,这部法律造成的利率增幅预计将达到1.5个百分点。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在临时性危机期间扩大财政赤字,例如经济衰退时期;如果某项投资预计未来能够给政府带来更多收入,例如基础设施投资,举债支出通常也可以得到经济学上的支持。
但美国政府支出长期超过财政收入,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
解决这些问题最主要的办法,无非是提高税收和削减支出,而这两种选择在政治上通常都不受欢迎。任何预算改革都会招来批评,不过有些选择相对更容易被公众接受。
例如,给美国国税局(IRS)提供更充足的经费,有助于缩小所谓的税收缺口,也就是依法应缴、但没有按时缴纳的税款。
美国国税局估计,2022年这一缺口每年约为7000亿美元。
其他可行办法还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同时减少高收入人群领取的社会保障福利。高收入人群通常也更加长寿。
政府还可以改革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已有研究显示,这项计划让私人保险公司有机会向联邦政府收取过高费用。
另一种办法是取消雇主提供医疗保险所享受的免税待遇,使这部分福利按照个人收入缴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也会定期公布各种能够缩小财政赤字的政策方案。
美国人最终必须决定,我们愿意为什么付钱,又有哪些东西不愿意继续承担。
作出这些艰难选择的一大障碍,是人们对赤字成本和削减赤字政策成本的认识极不对称。财政赤字造成的成本分散在整个社会,很难被普通人直接感受到;但真正用于削减赤字的政策,成本往往会集中落在特定群体身上,对受到影响的人来说异常清晰。
例如,预算实验室估计,堵上附带权益的税收漏洞,可以在十年内给联邦政府增加超过1000亿美元收入,并帮助房贷利率下降0.0064个百分点。
但这种由全社会共同获得的好处实在太小,大多数人既感受不到,也不会特别在意。相比之下,真正从这项税收优惠中受益的少数人,包括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行业从业者,却非常在意。
因此,他们维护这项优惠的动力,远远强于数以百万计受到影响的美国人推动取消这项优惠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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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最终会对选举后果作出反应。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一边发放减税优惠、不断作出新的支出安排,一边把利率越推越高。
选民可能会抱怨生活越来越负担不起,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联邦财政赤字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立法者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就必须更清楚地向公众解释其中利害。我们不应该再反复强调,美国的国债如果全部换成100美元纸币,可以装满全部32座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体育场,而且每座体育场都能堆上两层装满纸币的建筑托盘。
真正应该告诉公众的是,政府不断扩大赤字,正在让我们每个人越来越难付清自己的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