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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中国国家机器也要像美国一样,向世界各地伸出长臂

要闻

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China News Service, CC BY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中国共产党塑造的官方历史叙事中,外国势力在中国境外行使法律权力,一直是反复强调的国耻和不满之一。

19世纪,殖民列强控制中国部分港口,却拒绝在这些地方接受中国法律管辖。

到了21世纪,批评的对象变成美国。美国通过制裁和出口管制,把自身意志延伸到国境之外,对不合心意的国家施加压力。

因此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自己也开始参与这种域外管辖游戏,而且越来越热衷于发动法律战。

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发生在今年4月。当时,中国要求Facebook母公司Meta撤销以2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创业公司Manus的交易。Manus注册在新加坡。

Meta最终照办,Manus的中国创始人也接受了这一结果,他们此前已被禁止离开中国。

如果说整个事件当时多少带有临时寻找法律依据的意味,那么中国政府如今正在制定新的法律,以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跨境流动的控制。

与此同时,进一步扩大的个人入境和出境限制权,也将在9月生效。

中国近年来通过法律把影响力延伸到境外的措施越来越多。相关法律覆盖范围很大,从外国制裁到民族政策都包括在内。

对于一个长期反感美国法律权力向境外延伸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明显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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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院能够追究企业乃至个人在境外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支配地位。中国现在把法律权力向境外延伸,如果部分目的是反制其他国家的制裁,那么中国能够依靠的力量主要来自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不过,中国在境外发动法律战,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进一步强化国内政治控制。

这一转变来自最高层。

2018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敦促党内官员,要“拿起法律武器”,使中国的法律能力与大国地位相匹配。

同年稍晚,华为高管、华为创始人之女孟晚舟应美国要求在加拿大被捕。美国指控她隐瞒华为与受美国制裁的伊朗客户之间的关系。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高树超认为,孟晚舟被捕让中国领导层意识到,中国重要企业及其员工面对美国手段时有多么脆弱。

中国随后以捏造的罪名拘捕两名加拿大人,并把他们扣押近三年,实际上将他们作为人质。

中国第一部旨在阻止企业遵守外国制裁,尤其是美国制裁的法律,于2021年出台。此后,中共又陆续在大量新法律中加入具有域外效力的条款。

例如,2024年末公布的规定要求,外国企业只要使用中国投入品,就必须遵守中国的出口法律,同时赋予北京官员审查外国企业客户的权力。

这种做法类似美国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华盛顿政府过去正是利用这一规则,限制荷兰制造的芯片生产设备流向中国。

与美国类似,中国近年来也开始制裁外国政治人物。

中国针对外国制裁的法律今年4月再次修订,设计参考了欧盟的“阻断法令”。欧盟这套制度规定,如果欧盟认定某项外国制裁不合法,欧盟企业和个人就不得遵守。

中国的法律甚至走得更远。

按照中国的规定,任何外国企业如果遵守针对中国实体的歧视性制裁,都可能构成违法。

根据这些新规定,美国两大银行集团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目前正在中国法院被起诉,索赔总额达到4400万美元。两家银行此前按照美国财政部要求,冻结了一家遭到制裁的中国石油交易商的资产。

今年6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也在一起案件中援引了这些新法律。一家新加坡企业因为拒绝向香港一家受到制裁的公司交付电子产品货物,被法院判决承担责任。

中国的做法让外国企业陷入困境,因为这些公司可能被迫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之间作出选择。

今年5月,英国伦敦和中国西南部重庆的法院,在韩国大型企业集团三星与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之间的一宗许可纠纷中,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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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法官认定,三星应向中兴支付约3.92亿美元。重庆法院则判定,中兴应获得的金额接近这一数字的两倍。

遵守一方法院的裁决,可能意味着违抗另一方。

如果三星不承认重庆法院的判决,后果甚至可能比拒绝执行英国法院判决更加严重。

三星这样的跨国巨头与中国联系极深。中国既是重要市场,也是这些企业关键产品和零部件的重要供应来源。

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贾马克表示,中国这种跨境法律影响力依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筹码。

中国不断延伸的法律权力,还被用来控制那些被认为威胁国内安全的个人和组织,而中国对“国内安全”的定义非常宽。

今年7月,一部有关“促进民族团结”的法律开始实施,任何人在境外实施“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都可能受到刑事追究。

目前正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一项网络犯罪法案,则准备把在境外托管或传播损害中国“公共利益”的信息列为犯罪。

另一部正在审议的法律,还准备把中国政府在海外中国机构中收集腐败证据的权力正式写入法律。

最近出台的很多法律和规定,实际上是在把中国政府原本已经存在的全球强制能力正式制度化,并进一步加强。

过去,中国政府曾在境外绑架批评中共政权的中国人士,也曾设立秘密警务站。这些机构的一部分功能,就是监视并控制海外中国人的行为。

中共长期在海外开展大规模统一战线活动,目的同样包括扩大影响力、控制海外华人社区,并压制对中国的批评。

人权观察的乌鲁约尔认为,这一轮立法反映了中国政府希望进一步集中控制权。把这些规则写进法律,有助于加强官僚体系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

贾马克还指出,当政府把反击外国制裁的权力正式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也是在向其他国家传递一种信号,表明中国准备采取报复行动。

中国近来密集制定的许多域外法律,包括有关民族团结的条款,本质上仍然与中共长期以来维护内部稳定的执念有关。

不过,中国法律不断向境外延伸,也清楚反映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追求怎样的目标。

中国希望塑造一个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世界里,中国不再只是世界历史的受害者,而要成为塑造世界历史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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