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外交政策，作者迈克尔·佩蒂斯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突出特征的贸易失衡，从根本上说不可持续。中国、德国以及少数几个经济体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美国则以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吸收了其中很大一部分，迟早有一方必须调整。
对于美国这样资本充裕的发达经济体来说，长期贸易逆差最终要么导致失业上升，要么导致债务增加，两者都无法持续。
从理论上说，主要顺差经济体和逆差经济体可以协调调整。顺差国家扩大国内需求，逆差国家则逐步减少对债务推动型消费的依赖。
这样既能缩小失衡，又不至于让全球需求大幅萎缩。这本来是最合理的解决办法。
但问题在于，几个主要经济体对于贸易失衡的成因看法完全不同，因此很难达成这样的方案。中国认为问题来自美国过度消费和财政赤字；美国则把责任归于其他国家的产业、贸易和汇率政策；欧洲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判断。
因此，各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彼此冲突。北京希望逆差国家提高储蓄，不愿改变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华盛顿则希望顺差国家通过提高家庭部门收入来缩小贸易顺差。欧洲领导人继续主张多边合作和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
如此一来，协调行动的可能性非常低。
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今年早些时候在《金融时报》写道：“如果预防性行动的希望渺茫，那么次优选择就是为危机做好准备。”
如今，各个经济体正在分别这样做。
历史表明，如此大规模的贸易失衡几乎总会以痛苦的方式结束，而且调整造成的痛苦从来不会平均分配。
高债务加上低生产率，会让一个国家更易承担贸易调整的代价；但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也能让一个国家把这种负担转移给别人。
在今天三个主要经济力量中，中国最为脆弱；美国最有能力降低自身风险；欧洲拥有尚未充分发挥的潜在实力，但是否有能力真正使用这种实力却令人怀疑。
各方为保护自身而采取的行动，都不太可能降低危机发生的风险，也很难减少危机的整体成本。
真正的问题只是，危机到来时，谁将承担最沉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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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断重演
过去一个世纪，大规模、持续性的贸易失衡曾周期性出现，而且很少能够善终。
其中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生产率迅速提高，但工资没有同步增长。生产增长远远超过消费，美国因此形成巨额贸易顺差。欧洲则出现相对应的贸易逆差，因为许多国家大量向国外借款，用于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
德国尤其依赖大规模借贷，既要为国内经济增长融资，也要支付战争赔款。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债务也迅速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支持消费和资产投机。
贸易失衡持续存在，美国制造业不断扩张并挤压欧洲制造业，保护主义压力随之加剧。法国在1927年让本国货币贬值；英国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同一年，德国实施进口限制，并对外汇实行配给。
就连处于顺差一方的美国也在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当时美国制造商和农民抱怨，需求疲软正在威胁国内生产和就业。
最终的调整方式，是20世纪30年代初至中期大萧条期间全球贸易崩溃。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受到冲击，但承受的代价并不相同。
英国等巨额逆差国家复苏得更快，遭遇的金融危机也比美国轻。美国却承担了远高于其他国家的调整成本。美国出口下降速度超过进口，国内投资崩溃，银行接连倒闭，破产数量激增。
下一次长期贸易失衡，是历史上少见的没有引发重大经济动荡便逐渐消退的案例。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再次保持巨额贸易顺差，欧洲和日本则出现相对应的贸易逆差。与20世纪20年代类似，这些逆差为战后经济重建提供了资金，大量资源进入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但与此前不同，当时各国政府严格控制资本流动，引入的外部资本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这些投资能够在未来产生足够收入，用于偿还相应债务。由于投资回报率很高，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并不大。
当时保护主义压力也很小，主要原因是欧洲和日本迫切需要进口商品，而美国主动鼓励两地重建。正是在这些特殊条件下，贸易失衡逐渐消失，没有任何国家承担严重代价。
此后又出现四次重要的贸易失衡，每一次都让有关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
其中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那一时期发生石油冲击，全球油价从70年代初大约每桶2美元飙升至70年代末大约每桶30美元。中东石油出口国以及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因此积累了巨额石油美元顺差。
大量资金被存入主要国际银行。这些银行急于寻找新的借款客户，又把资金贷给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最终造成当地货币估值过高，并形成巨额贸易逆差。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利率上升，让这些国家的债务变得无法维持。债务危机最终消除了贸易失衡，但逆差国家承担了绝大部分调整代价，包括经济衰退、通货膨胀、财政紧缩，以及持续数十年的增长损失。
下一次贸易失衡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
这一时期，日本生产率增长速度超过工资增长，开始形成巨额贸易顺差。德国也出现类似情况，德国制造业因此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具有竞争力。英国和美国则形成贸易逆差，吸收日本和德国的顺差。
日本尤其明显。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债务出现惊人增长，因为极高水平的投资不断流向最终回报远低于预期的项目。
保护主义压力不断加大，最终促成1985年的《广场协议》。世界主要经济体同意推动日元和德国马克相对于美元升值，希望以此缩小贸易失衡。
然而，真正解决这些失衡的并不是《广场协议》，而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经济低迷。资产价格崩溃、持续通缩以及多年的经济停滞，最终改变了日本原有的经济结构。
不过，日本的经历很难与德国直接比较，因为东德和西德在1990年统一，恰好在同一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经济。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在某些方面与70年代拉丁美洲的贸易失衡非常相似。
90年代初，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一批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逐渐形成巨额贸易逆差，日本、欧洲国家以及越来越重要的中国则形成相对应的贸易顺差。
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国内债务和外债都迅速上升，但保护主义依然有限。即便如此，1997年投资者信心一旦崩溃，调整还是迅速而残酷地到来。
货币崩跌、银行危机和严重经济衰退席卷东亚逆差经济体，顺差国家承担的成本却很有限。
最后一次发生在大约2002年至2008年之间。
德国实施劳动力市场改革，使工资增长相对于生产率增长受到压制，储蓄因此大幅增加，德国开始积累巨额贸易顺差。德国向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其他几个欧元区经济体出口越来越多商品，这些国家则积累起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而逆差背后依靠的是迅速增加的债务。
由于这一过程发生在欧元区内部，大多数成员使用共同货币，各国无法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也无法通过汇率调整解决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随后引发欧元区危机。逆差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失业、财政紧缩和长期经济停滞，贸易失衡最终在这一过程中被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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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如何分配
这些历史事件说明，当贸易失衡同时伴随债务快速上升，以及顺差国或逆差国金融体系日益脆弱时，危险就会迅速增加。
如果一个顺差国家把高储蓄用于支持国内或海外的生产性投资，贸易失衡完全可能持续很多年，而不会造成严重经济动荡。
但如果这些过剩储蓄被用于国内低效投资，或者进入贸易伙伴经济体，推动家庭过度消费、资产泡沫或持续的财政赤字，整个体系就会越来越不稳定。
保护主义通常不是贸易冲突的根源，而是贸易失衡持续太久以后出现的症状。即使没有保护主义，最终调整也不会因此变得痛苦少一些。
不过，一个国家一旦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就可能改变调整发生在哪里，以及由谁承担成本。
最终是顺差经济体还是逆差经济体承担成本，还取决于哪一方更有能力运用贸易、金融或汇率政策，迫使另一方调整。
如果逆差国家政治实力较弱，无法独立为自己融资，无法捍卫本国货币，也无法在不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限制资本和贸易流动，调整成本往往会落在逆差国家身上。
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1997年的大部分东亚经济体，以及2008年以后的南欧，就是这种情况。
相反，如果逆差国家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可以通过限制进口、限制资本流入、让本币贬值，或者通过其他方式阻止顺差国家输出过剩储蓄，那么顺差国家反而会面临巨大风险。
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历，就是如此。
这些国家的贸易伙伴通过政策干预减少进口并扩大出口，从而缩小自身贸易逆差。这迫使美国和日本依赖贸易顺差的增长模式逐渐瓦解。
投资崩溃，出口、利润和资产价格同时下跌。
对于今天的各国政府来说，其中有两个主要教训。
首先，当贸易失衡最终开始调整时，债务增长最严重、但生产能力没有相应提高的经济体风险最大。
其次，参与贸易失衡的国家可以采取行动，把调整成本转移给别人，但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经济实力，以及是否有能力真正使用这种实力。
即将到来的危机
今天全球贸易失衡的规模异常庞大，因此未来的调整很可能格外困难。
中国看起来最为脆弱。
中国的债务负担已经位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而且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可能也是历史上最快的之一。大量债务被用于投资，而这些投资产生的经济回报却越来越低，甚至已经变成负回报。其中包括过剩的住宅房地产、利用率不足的基础设施，以及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的制造业产能。
如此庞大而且仍在增长的债务负担，使北京面临巨大压力，必须设法避免承担大部分调整成本。
中国几乎肯定会尽可能把这种负担转移给贸易伙伴。中国有充分动力，在能够做到的情况下尽可能长时间维持最大的贸易顺差，让过剩生产由海外市场吸收，而不是迫使国内生产和就业急剧收缩。
这样一来，中国可以在多年时间里逐步降低债务，把调整过程拉长；与此同时，贸易伙伴则要承担更高成本，包括贸易逆差扩大、债务增加、去工业化或者经济增长减弱。
但如果其他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或者外部需求减弱，让这种策略无法继续，中国经济就会面临若干问题的组合，包括经济增速下降、失业上升、投资减少和金融体系承压。
北京能否把调整成本转移出去，取决于世界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吸收这些成本。
华盛顿已经没有多少理由继续容忍长期、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既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是遥遥领先的全球最大需求来源，因此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缩小贸易逆差，不再继续充当全球最后的消费者。
与此同时，美国贸易政策的权力高度集中在行政部门。依据范围很大的法定授权，总统可以征收关税、限制投资并实施出口管制。因此，华盛顿在政治上也有能力动用这种经济实力。
如果美国通过产业政策扩大国内制造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关税和其他限制性措施加强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控制，那么中国以及其他主要顺差经济体，就无法再依靠美国相对应的贸易逆差维持自身顺差。
这些国家要么不得不通过国内生产的痛苦收缩来减少贸易顺差，要么必须在其他国家中寻找新的进口市场，而这些国家既要有意愿，也要有能力吸收如此庞大的顺差。
这让欧洲陷入可能最为困难的处境。
欧元区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二大需求来源，因此欧洲手中确实拥有经济实力。
真正不确定的是，欧洲有没有政治能力使用这种实力。欧洲的政策制定机构高度分散，各成员国利益又经常存在分歧。
如果美国成功缩小贸易逆差，同时扩大自身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重，而中国又拒绝让贸易顺差出现同等规模的收缩，那么一个政治上分裂的欧洲，几乎可能在被动情况下承担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
代价可能包括去工业化、债务上升以及经济增长放缓。这一过程或许已经开始。
一旦主要经济体不再讨论如何把全球贸易调整的总体成本降到最低，而是开始考虑怎样把自身风险降到最低，以相对温和方式解决全球贸易失衡的机会也就过去了。
北京看来准备尽可能长时间维持贸易顺差。华盛顿同样决心缩小贸易逆差。
如果欧洲能够形成相应的政治能力，也开始努力缩小自己的逆差，那么调整负担就会越来越多地落到顺差经济体身上。这些经济体不得不更多依靠国内需求，更少依靠出口。
如果欧洲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吸收越来越多的全球贸易顺差。今天看起来主要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可能逐渐演变成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冲突，并进一步变成双方争相避免在未来承担更沉重调整成本的较量。
历史已经清楚表明，贸易失衡最终总会得到解决。
真正无法确定的是，这种解决过程究竟会造成多大的破坏，以及最终由谁承担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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