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华尔街日报，作者格雷格·叶是《华尔街日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1985年，全球主要经济强国齐聚美国纽约广场饭店，试图解决一场严重的汇率失衡。当时，美元汇率偏离合理水平的程度已经足以威胁整个全球经济。
今天，世界需要另一份《广场协议》。但这一次，目标不应是压低高估的美元，而是推动被低估的人民币升值。
中国规模庞大且仍在扩大的贸易顺差，正在威胁贸易伙伴的工业基础。
多年来，其他国家一直敦促中国改变经济模式，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多依靠国内需求，但始终没有取得效果。
一份以关税作为执行手段的汇率协议，可能是迫使中国采取行动的唯一办法。而现在或许正是时机。
各国对中国的不满正在迅速升温，欧洲尤其明显。
法国政府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这股浪潮如今威胁到欧洲生产体系最核心的部分。”
德国总理默茨6月也呼吁制定一份针对中国的新《广场协议》。
本周末开始，二十国集团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将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会议，这或许是启动相关讨论的合适场合。
顺差究竟有多大
有两个事实基本没有争议。
首先，中国拥有规模惊人且仍在扩大的贸易顺差。高盛预计，今年中国贸易顺差将达到1.2万亿美元。
高盛还估计，中国经常账户顺差正在迈向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1%的水平。经常账户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和投资收入。
战后以来，还没有任何国家达到过如此高的全球占比。
其次，根据贸易收支、购买力等基本面因素衡量，人民币目前的汇率明显低于合理水平。
高盛估计人民币被低估19%，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学者布拉德·塞策则估计低估幅度达到35%。
真正存在争议的是，这两个事实之间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人民币被低估，是否导致了中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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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被低估并不是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原因，而是国内需求不足带来的结果。
正是国内需求不足，最终形成了巨额顺差。
经常账户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按照主流理论，这种差额源于经济结构本身。美国之所以长期出现经常账户赤字，是因为储蓄太少；中国之所以长期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则是因为储蓄太多。
IMF认为，中国过度储蓄源于一系列结构性因素，例如社会保障体系不足，以及财政制度对家庭部门征税过重，从而压低居民消费。
近年来，房地产泡沫破裂又使投资大幅萎缩，进一步扩大了经常账户顺差。
IMF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财政刺激应把重点放在通过投资于人，持久提升消费”，同时阻止房地产市场继续下滑。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为控制人民币汇率，目的就是促进出口、抑制进口。
人民币汇率偏低，会降低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价格，同时提高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从而扩大贸易顺差。
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有关联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佩蒂斯指出，低汇率还会在“可贸易商品的消费者与可贸易商品的生产者之间，重新分配收入”。
也就是说，这种机制会把收入和投资更多引向出口产业，同时减少流向消费者的收入，最终压低消费并扩大经常账户顺差。
过去十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区间。
不过，高盛经济学家卡马克希亚·特里维迪和闪辉最近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商品价格持续下降，这是疫情封控和房地产低迷共同造成的结果；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由于财政刺激和供应链中断，商品价格明显上涨。
这意味着，经过通胀调整后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已经大幅下降。
人民币实际贬值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高盛比较了企业在中国生产与在其他地区生产时承担的成本，例如运动鞋品牌New Balance和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同时还比较了中国企业与外国竞争对手的产品价格，例如海尔与西门子。
结果显示，中国商品在价格上的优势非常明显：电动汽车平均便宜32%，冰箱便宜38%，鞋类便宜53%。
理论上，如果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水平，这样巨大的价格差距不应该长期存在。
解决办法
中国官员口头上经常表示要扩大消费，但真正采取的行动很少。
习近平曾把对居民提供更多支持贬为“福利主义”。他认为，扩大出口并限制进口，可以让世界更加依赖中国，同时降低中国对世界的依赖。
高盛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与中国国内改革相互配合。当贸易顺差缩小时，汇率调整有助于维持经济增长。
但塞策认为，人民币被低估反而减轻了中国进行改革的压力。因为即使国内其他经济部门陷入低迷，低汇率仍然可以维持出口增长。
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美国及盟友一方面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美元兑西德马克和日元贬值，另一方面也配合国内改革，例如缩小美国财政赤字。
最终，这一政策取得了效果。美国贸易逆差最初继续扩大，但随后迅速收窄。
不过，当年的西德和日本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中国不是，而且目前也完全没有合作意愿。
中国《环球时报》6月曾表示：“中国不会接受以汇率为借口实施打压，也不会回到几个大国协调少数国家命运的旧时代。”
中国的贸易伙伴，也无法简单通过大量购买人民币来迫使人民币升值，因为中国严格控制外界进入人民币市场的渠道。
另一种办法是加征关税，同时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就可以相应降低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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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2005年，在美国国会威胁加征关税的压力下，中国开始推动人民币明显升值。
美国已经通过大幅加征关税减少了对华贸易逆差（译注，实际数据显示，美国整体逆差并没有减少），欧洲对类似思路也越来越感兴趣。
法国政府的报告提出，应采取“前所未有的贸易保护措施，相当于对中国普遍征收30%的关税；或者让欧元兑人民币贬值20%至30%”。
但现实中仍存在不少障碍。
特朗普喜欢关税，因此未必愿意用降低关税换取人民币升值。他对削减美国财政赤字也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
其他国家内部意见不一，也不愿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且在遭到特朗普加征关税后，这些国家同样缺乏与特朗普政府合作的意愿。
不过，如果各国能够跨越这些政治障碍，美国及盟友最终可能会意识到，各自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无论中国是否愿意参与，一份新的汇率协议，都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扭曲最小，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