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通讯《欧亚大陆及世界》，作者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是法国投资银行 Natixis 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常驻香港，同时也是 AGEAS 保险集团的独立董事。她还担任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EAI) 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此外，她还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兼职教授。
9月24日习近平抵达白宫时，人工智能将成为议程上的核心议题。特朗普本人已经明确表示这一点，中美两国政府整个夏天都在为围绕前沿模型展开政府间对话做准备。
欧洲不会出现在谈判桌旁，而这种缺席并非偶然，而是欧洲当前处境的一个缩影。
美国实施出口管制、试图把中国挡在人工智能竞争之外，至今已接近四年。如今，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接近美国的前沿水平，而且还在继续缩小差距。欧洲距离这一水平仍然很远，而且差距并没有缩小。
通常的解释是资金。
但这个解释并不正确。中国企业的投入只是美国企业的一小部分，却已经大幅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
真正让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模式与众不同的，并不是投入了多少钱，而是整个战略追求的目标有多么全面。
在2026年至2030年的“十五五”规划中，中国同时从三个层面发展人工智能：把人工智能作为提高生产率的来源，实现科技自主的工具，以及一种军事能力。从芯片制造一直到具体应用，中国在整个产业链的每一个层面都进行政策协调。
欧洲则把人工智能看作提升工业竞争力整体议程中的一个项目。
真正应该让欧洲政策制定者担忧的，是这种战略范围上的差异，而不是双方预算数字上的差距。
先看人工智能的经济意义。
中国需要提高生产率，以抵消经济结构性放缓带来的压力。过去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房地产行业也不可能恢复过去的地位，同时人口正在老龄化。
“十五五”规划把人工智能列入“新质生产力”，并把发展通用人工智能确定为国家层面的目标。
中国以增强竞争力为目标的人工智能战略被称为“人工智能+”。这一战略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各种服务行业，包括医疗和教育。
北京希望，人工智能至少能够缓解经济结构性放缓带来的影响。
欧洲实际上也在努力实现类似目标，但推动力度要小得多。欧洲采用人工智能的速度更慢，同时面临更大的监管约束。
中国人工智能战略的第二个目标，在现实中几乎找不到对应的欧洲版本。
美国从2022年10月开始对先进半导体实施出口管制，推动中国政策制定者加快降低对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依赖。
2025年4月，习近平提出要“自立自强”，并建立以国产软硬件为基础的“自主可控”生态体系。
欧洲同样会谈论数字主权，但欧洲至今没有建设出足以降低自身依赖的基础设施。欧洲仍然依赖美国的云计算服务商和基础模型，在先进芯片制造和存储芯片领域，又依赖台湾和韩国。
第三个目标则是欧洲几乎没有真正处理的问题，也就是国防。
人工智能已经被中美两国军队应用于自主系统、情报分析、后勤以及战场决策支持。
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军事人工智能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进行。
北京正在把民用科技和工业能力与军事研究、采购及生产结合起来，并已经形成相应的军事理论体系。
欧洲的军事人工智能能力仍然分散在各成员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重新扩充军备，虽然开始带动与国防有关的投资，但这种分散局面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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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这三个目标连接起来的是国家支持，而且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资金上，也体现在整体战略上。
直接投入最多资金的是资本密集型半导体产业。由于美国实施出口管制，这也是中国对进口依赖带来压力最明显的领域。
到了产业链更上层，政府更多扮演支持者而不是直接指挥者，通过算力券和引导基金等方式影响私人资本流向，而不是取代私人资本。
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国企业几乎不可能在中国销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这使中国本土平台能够积累用户、数据和收入，再利用这些资源为模型开发提供资金。
中国拥有一个可以完整部署人工智能的统一大市场，这显然是重要优势，也应该给欧洲带来重要启示。
在海外市场，开放权重模型则帮助中国人工智能扩大影响力，并在价格以及用户对模型的控制能力等方面与美国竞争。
这种局面正在让中国处于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的有利位置，这显然应该引起欧洲担忧。
事实上，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使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进一步制度化。
美国的发展模式协调程度没有中国高，但投入的资金规模更大。
一种观点认为，大型私营企业之间极其激烈的竞争，不可能形成中国这种全面规划。
但实际上，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追求的目标范围同样非常大，至少明显超过欧洲。
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基础研究和出口管制等方式，对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真正的差异在于资金的性质。
私人投资者没有政府那么有耐心，也未必有能力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这一点在美国能源领域已经越来越明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正在超过电网扩张速度。
总体而言，中国和美国都拥有覆盖整体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两国考虑的不只是竞争力，还包括创新和国防。
欧洲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整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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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各自面临的限制，中国最关键的瓶颈是人工智能硬件。美国面对的问题是能源，以及资本是否有足够耐心。
这些问题欧洲一个不少。
除此之外，欧洲在战略定位上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除了监管之外，几乎没有真正的人工智能战略。
《人工智能法案》是目前全球最全面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然而，在监管领域领先，并没有带来创新激增，也没有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大型企业通常有能力承担合规成本，但对小企业而言，合规成本却十分沉重。
对于希望找到一种可以自行部署、检查和修改的高能力模型的欧洲企业来说，目前最容易获得、同时又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选择，越来越多来自中国。
把这些模型部署在欧洲本地，可以解决一部分有关外国控制的担忧，却无法解决另一个问题：欧洲可能只是用一种依赖替换另一种依赖。
9月24日，中美两个政府将讨论一种关键技术未来的发展规则。欧洲高度依赖这种技术，自身作出的贡献却很有限。
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欧洲有没有成为人工智能领导者的雄心。
真正的问题是，欧洲的制度能不能像中国和美国一样，同时把人工智能视为经济问题、主权问题和安全问题，并以这项技术所要求的速度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