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罗伯特·D·卡普兰是一位作家，也是美国军事和外交事务的分析家。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让美国如此屡屡判断失误。如果这让人感到费解，那只是因为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太短。
美国曾为之前那些灾难性的误判付出沉重代价。如果这一次再犯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特朗普本周与习近平举行峰会时，能否把握好分寸至关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支持蒋介石，对抗20世纪30年代侵入中国的日本法西斯。罗斯福政府当时认为，战后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国将与美国、英国和苏联一道，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
然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至1949年的内战中取得胜利后，华盛顿大为震惊。一个此前几乎没有受到美国重视的政治力量，竟然推翻了备受美国青睐的蒋介石政权。
更让华盛顿愤怒的是，苏联和中国如今都落入共产党之手。于是，总得有人为此负责。
由此诞生了“谁丢掉了中国？”的争论，并成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红色恐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终遭到追责的，恰恰是那些在二战期间一再发出警告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他们早已指出，共产党很可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这些警告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这些官员非但没有因为预判准确受到肯定，反而被斥为叛徒，被指责没有给予国民党足够支持，从而导致蒋介石失败。认为美国国务院本来可以阻止共产党在一个拥有5.5亿人口的国家夺取政权，这种想法严重高估了美国力量的边界。
当时中国的人口相当于越战期间南越人口的37倍。
这些美国外交官自身也并非没有误判。他们虽然准确判断了毛泽东获胜的可能性，却误解了毛泽东政权的本质。他们认为，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相比，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相对温和。这些外交官长期驻扎在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对蒋介石的威权倾向十分熟悉，却只曾短暂访问共产党在延安的根据地，而这些访问都是由毛泽东及负责宣传工作的周恩来精心安排的。
他们对延安展现出的秩序和纪律印象深刻，却没有看清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本质。作者认为，这种统治最终导致多达7000万中国人遭到杀害或死于饥荒。
20世纪50年代针对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的清洗，实际上一直延续到60年代。后来推动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主要是研究欧洲事务的专家和通才，因为那些原本可能警告政府注意亚洲游击战争危险，并指出越南从来不是共产主义中国傀儡的“中国通”，已经不再担任政府中的关键职务。
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红色恐慌”，到60年代中后期美国在越南遭遇的灾难，中间存在一条以中国问题为纽带的直接历史脉络。
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推动美国打开对华外交大门，终于结束了“谁丢掉了中国？”的争论。中国不再是一个“失去的国家”，而成为美国用来抗衡苏联的一枚地缘政治棋子。
尼克松和基辛格建立的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和冷战结束同时发生后，中国一方面受到美国社会强烈反感，另一方面，随着欧洲共产主义体系瓦解，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也有所下降。
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崛起，迫使美国开始把中国当作一个大国看待。江泽民和他的副手朱镕基领导下的中国展现出强劲发展势头，以至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认为，只要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便会走上一条通向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的道路。
克林顿就持这种看法，而且绝不是只有他这样想。
这是华盛顿对中国的第三次误判。冷战胜利带来的自信正处于顶峰，华盛顿的主流政策圈因此认定，中国也会沿着欧洲走向自由的道路前进。
但中国毕竟不是欧洲。加入WTO之后，中国最终在习近平领导下重新全面转向威权统治。
这些错误各有具体原因，但也都与中国庞大的规模、复杂性以及巨大的文化差异有关。直到最近，胡佛研究所学者冯客开创性的研究才让我们更完整地了解到，内战期间斯大林究竟向毛泽东提供了多大程度的援助，这使国民党获胜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
美国对中国的分析不像中东问题那样受到强烈党派立场干扰，但即使对于那些尽量保持情绪距离的专业人士来说，中国依然是美国真正难以理解的国家。
长期以来，维系中美关系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尼克松访华后形成的、在台湾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的共识，也就是《上海公报》确立的框架。
这个框架传递出的信息是，只有一个中国，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但任何一方都不应通过武力改变台湾现状。
自1972年以来，《上海公报》确立的框架可能第一次面临格外严重的危险。过去也出现过偏离，例如拜登总统曾公开表示美国会保卫台湾，事实上偏离了尼克松时代所确立的模糊政策。
但总体而言，历任总统在措辞上一直保持克制。
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本人在台湾和亚太问题上的公开立场一直摇摆不定。中国方面，也已经不再由一批相对开明的共产党官僚精英掌权，而是由习近平领导。作者将习近平称为奉行列宁主义的极权统治者，并认为他公开表现出针对台湾的进攻意图。
过去维系双方关系的那些准则正在动摇。尽管峰会期间仍会出现各种乐观表态，但我们正在重新回到“谁丢掉了中国？”那个时代，根本性的战略错误再次变得可能，而这一次后果将难以估量。
再加上中国和美国似乎都无意合作建立人工智能监管机制，两国围绕这项技术展开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加剧双边关系的不稳定。
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将是围绕台湾和南海爆发军事冲突。避免这种冲突，并不只是降低军事紧张程度的问题。
耶鲁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文安立指出，1914年德国错误地认为英国可能不会援助自己的盟友，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诱因之一。如果中国认为美国可能不会援助台湾，同样可能增加战争发生的风险。
乌克兰、加沙和伊朗的战争已经在公众和精英阶层内部造成严重分歧，但这些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
如果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西太平洋爆发一场高强度军事冲突，最重要的全球供应链将遭到破坏，我们生活的世界也会因此发生深刻变化。把这种局面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并非夸张。
“谁丢掉了中国？”这场争论源于一种执念和一种误解。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的执念是共产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共产主义便取代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法西斯主义，成为美国眼中的首要敌人。
当时，美国认为自己有能力在一场横跨数千公里土地的战争中挽救已经十分虚弱的蒋介石政权。
今天的执念再次与共产主义有关，只不过现在表现为担心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军事、经济和人工智能强国。而今天的误解，是认为在保卫台湾和美国其他亚洲盟友的问题上采取更加软弱、不那么坚决的立场，就能以某种方式避免战争。
作者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这种做法可能鼓励中国进攻台湾，并让美国突然陷入一场高度紧张的危机，而危机牵涉的将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未来。
防止大国战争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持政策纪律。虽然听起来乏味，却确实如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持续发出稳定而且可以预判的信号。
美国不应该让中国猜不透自己的意图，中国也不应该让美国陷入同样的困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原因正是各国误判了彼此的意图。
特朗普反复摇摆，包括把对台军事援助当作与中国谈判的筹码，又不时试探是否应该退出亚洲、默认这一地区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
作者认为，这种做法极不负责任，因为它恰恰会制造那种可能把各方推向战争的战略混乱。
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经典著作之后，又于1966年出版了《骄傲之塔》。这本书描绘了19世纪欧洲那个璀璨、国际化的世界，以及那个世界原有的丰富、辉煌与天真如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消失。
塔奇曼为这本书选定的主题，来自埃德加·爱伦·坡1845年的一首诗：“在城中一座骄傲的高塔之上，死神以巨大的身影俯视人间。”
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组地缘政治矛盾像中美冲突一样，一旦误判，就可能给所有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75年前，中国问题曾撕裂美国国内政治。这一次，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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