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评论人士邓聿文在《当代中国评论》2026年春夏号发表两篇文章认为,中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但从产业升级、科技自主和军事现代化等方面来看,未来五年可能成为中国缩小与美国实力差距的关键时期。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他同时指出,威权体制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法取得原创性科技突破,庞大的工业体系、工程技术人才和国家资源动员能力,可能使中国在部分技术领域赶上甚至超越美国。不过,政治制度对基础科学和学术自由的限制,仍然可能阻碍中国形成全面而持续的创新优势。
邓聿文在《十五五规划是中国的“赶美规划”吗?》和《威权体制真的会限制中国的突破性科技创新能力吗?》两篇文章中,从经济规模、工业基础、科技创新和军事力量等方面分析中美竞争前景,并对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中国不可能在威权体制下实现重大原创创新”的判断提出质疑。
他认为,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依靠技术引进和低成本制造参与国际竞争,而是正在利用完整的工业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政策执行能力,尝试建立能够与美国并行的技术和产业体系。
中国经济总量仍落后美国,但工业实力已经形成优势
邓聿文指出,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在2021年一度达到美国的77%,后来回落至约64%。这种变化虽然反映出中美经济规模仍有明显差距,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民币汇率、中国物价疲软和美国通胀的影响。
他认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而在制造业总量、工业机器人应用、造船能力、工程师数量、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部分国防工业生产能力方面,中国也已经形成明显优势。
按照文章提出的经济增长、通胀和汇率假设,中国可能在2035年至2038年前后赶上美国的名义GDP。如果人民币升值或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追赶时间可能提前;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减速,也可能始终无法实现赶超。
邓聿文预计,在相应假设成立的情况下,到十五五规划结束时,中国GDP可能达到美国的80%以上。
不过,他认为,单纯比较GDP不足以判断中美竞争的最终结果。真正决定长期力量对比的,是一个国家能否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掌握关键技术,并将经济和科技实力转化为军事及国际影响力。
在他看来,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意义,正是试图推动这些能力同步提升。
美国技术限制可能推动中国建立独立创新体系
邓聿文指出,中国已经在动力电池、光伏、5G通信、高速铁路、特高压输电和部分智能制造领域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与此同时,美国仍然在极紫外光刻、先进芯片设计工具、部分核心材料及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保持优势。
他认为,美国近年来加强技术出口限制,确实延缓了中国在部分领域的发展,却也迫使中国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建设自主技术和产业供应链。
中国未来五年的现实目标,不一定是全面取代硅谷,而可能是在工业软件、先进制造装备、计算能力、新材料以及军民两用技术等领域,建立不再高度依赖美国的研发和生产体系。
如果这一目标取得进展,即使中美之间仍然存在技术差距,中国也可能形成能够与美国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独立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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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体制不等于缺乏原创创新能力
邓聿文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讨论了中国科技创新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西方社会以及部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原创性科技突破依赖思想自由、独立批判精神和开放的学术环境,因此威权国家只能模仿和改进已有技术,无法产生真正改变世界的创新。
但他认为,这种判断混淆了基础科学发现与应用技术创新。
相对论、量子力学和DNA双螺旋结构等基础科学发现,确实需要长期研究积累、开放交流以及允许质疑权威的学术环境。
然而,许多改变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创新,并不是发现了新的自然规律,而是把已有科学知识转化为全新的技术、产品和产业体系。
他以蒸汽机改进、电气化、互联网商业化和智能手机普及为例指出,工程技术和应用模式的突破,同样可能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市场规模和工程师队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制度对创新活动造成的限制。
邓聿文特别强调,工业化不仅提供技术应用的场景,也能够反过来推动原创创新。庞大的制造业不断产生新的技术需求,同时积累工程经验和专业人才,为科研成果快速转化创造条件。
他以中国移动支付的发展为例指出,虽然相关底层技术并非由中国首先发明,但中国依靠庞大的市场和数字基础设施,实现了高度普及的支付模式。这种产业应用上的突破,同样具有创新价值。
中国科研投入与论文、专利规模迅速扩大
邓聿文援引国际科技统计数据指出,中国科研体系的规模和产出近年来持续增长,已经不能简单地用技术模仿来概括。
根据文章引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中国2023年研发支出增长8.7%,明显高于美国的1.7%和欧盟的1.6%。
中国在全球科学和工程论文发表量中的占比已经达到约27%。按照文章引用的2018年至2020年高被引论文统计,中国在全球引用率最高的1%论文中占27.2%,超过美国的24.9%。
文章还指出,中国2024年贡献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国际专利申请。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过去十年累计相关专利超过3.8万件,约为美国的六倍。
邓聿文承认,中国科研体系仍然存在资源浪费、论文自引比例较高、专利转化效率不足等问题,但他认为,这些问题不足以否定中国科研能力的整体进步。
不过,论文发表数量、专利申请规模和引用率,并不能直接等同于重大原创成果,更不能仅凭这些指标认定一个国家已经取得全面科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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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仍是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的重要障碍
尽管对中国的工业和科技实力作出相对积极的评价,邓聿文并不认为威权体制对创新没有负面影响。
他指出,政治制度对不同学科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往往直接涉及政治制度、历史解释和价值观念,因此受到更严格的意识形态限制。学者即使提出原创性观点,也可能因为不符合官方立场而无法公开表达。
相比之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通常不直接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研究人员相对容易获得探索空间。
特别是在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需要科研人员取得实际成果,因此会在部分技术领域允许较大的研究自主权。
不过,邓聿文认为,中国科研体系的官僚化、短期考核、过度追求论文和专利数量,以及国际学术合作受到限制,仍然严重妨碍基础科学研究。
基础科学中的颠覆性发现,不仅需要大量资金,还需要长期积累、允许失败、鼓励质疑和独立判断的研究环境。
他认为,中国可能在新能源、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应用和量子通信等领域持续取得突破,但要在基础科学前沿形成稳定的原创优势,仍然面临较大困难。
中美竞争可能进入相互制衡的新阶段
邓聿文认为,中国工业体系的扩张和科技能力的提高,也将影响中美军事力量对比。
随着中国继续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无人作战系统、海空天一体化侦察能力,以及航母和其他海军装备,未来五年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一岛链附近的军事力量对比可能更加接近。
他认为,这种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战争,而是中国可能取得更强的区域军事制衡能力,从而改变美国长期占据优势的战略格局。
不过,即使中国在经济规模、应用技术和部分军事领域接近美国,也不意味着已经全面超越美国。
邓聿文指出,美国在人均收入、美元国际地位、全球金融体系、基础科学研究、国际人才吸引力、情报网络及文化影响力等方面,仍然保持重要优势。
他认为,大国竞争中的力量变化通常不会同时发生在所有领域。工业和军事能力可能率先提高,金融、制度和国际影响力则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形成。
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关键意义,在于能否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和技术积累,在未来五年跨过新的发展门槛。
但邓聿文同时警告,不能因为中国拥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就忽略政治制度对创新能力的长期限制;美国也不能仅凭自身拥有更自由开放的制度,就认定中国不可能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他认为,中国未来的科技发展很可能呈现一种矛盾局面:部分领域不断出现重大突破,但整体创新体系仍受到政治和科研制度的制约。
中国能否将这些局部突破转化为全面、持续的技术优势,最终仍取决于制度能否适应创新发展的要求。
在邓聿文看来,未来五年不仅是中国追赶美国的重要阶段,也可能成为全球产业、科技和战略权力结构重新调整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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