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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中共元老政治已经终结,不要幻想内部力量能够制约习近平

要闻

中国政治评论人士邓聿文在《当代中国评论》2026年春夏号发表文章认为,曾经在中共最高层权力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元老政治,如今已经基本终结。习近平通过反腐败运动、军队改革和权力集中,逐步瓦解了退休领导人影响重大人事和政策决策的传统渠道,使中共内部失去了过去能够对最高领导人形成实质制约的一股力量。

在题为《中共元老的终结:为什么党内元老无法拯救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文章中,邓聿文指出,近年来海外不断流传有关习近平失去权力、健康恶化或党内元老准备干预高层政治的传闻。

这些传闻虽然缺乏可靠证据,却反映出外界对中共元老政治仍然抱有某种期待,希望退休领导人能够在关键时刻联合起来,改变最高领导层的决策,甚至推动权力更替。

邓聿文认为,这种期待忽略了中共内部权力结构已经发生的根本变化。

邓小平时代,退休元老能够决定最高领导人去留

文章回顾了毛泽东去世后中共元老政治的形成过程。

邓聿文指出,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经历过革命战争、党内斗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过程的老一代领导人,重新成为中共政治的重要力量。

这些元老的政治权威不仅来自过去担任的职务,还来自革命资历、党内人脉以及长期建立的军队关系。

他们能够在没有担任最高党政职务的情况下,影响重大政策和最高层人事安排。

例如,邓小平等元老在20世纪70年代末推动华国锋退出最高权力核心,并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

1989年,邓小平等元老又在决定以武力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邓聿文认为,这些历史事件说明,元老政治曾经拥有决定最高领导人去留和国家政策方向的实际权力。

中共1982年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退休高级干部参与政治提供了制度平台。

不过,元老真正的权力主要来自党内个人关系和军队影响力,而非中央顾问委员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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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元老相继去世,退休领导人失去政治资源

邓聿文指出,随着老一代革命领导人相继去世,中共元老政治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也逐渐消失。

新一代退休领导人主要依靠过去担任的党政职务获得政治影响力,不再拥有革命战争时期积累的特殊威望。

中央顾问委员会于1992年撤销,干部退休制度逐渐规范化,也进一步限制了退休干部继续参与最高层决策的空间。

不过,元老影响并未立即消失。

邓聿文以江泽民为例指出,2002年江泽民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交给胡锦涛后,仍然通过党内人事布局和政治关系保持重要影响。

江泽民时期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从七人扩大至九人,并安排多名政治盟友进入最高领导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胡锦涛的自主决策空间。

但邓聿文认为,这种退休领导人与现任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权力制衡,在习近平时代已经难以维持。

反腐和军队改革切断元老影响权力的渠道

文章认为,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发起的反腐败运动,是元老政治走向终结的重要转折点。

邓聿文指出,反腐败运动不仅清除了大量高级官员,还削弱了长期存在于军队、政法系统、能源和金融等关键部门的政治关系网络。

过去,退休领导人可以通过曾经提拔的官员、军队将领和党内盟友影响现任领导层。随着这些关系网络受到清理,退休元老越来越难以组织具有实际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2015年开始的军队改革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变化。

习近平通过调整军队组织结构、建立新的战区体系以及加强中央军委对军队的集中领导,削弱了高级军官建立独立权力网络的可能性。

邓聿文认为,这使退休领导人很难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军队关系介入最高层政治。

与此同时,退休干部的政治活动也受到更多限制,包括公开讨论现任领导人的政策,以及与其他退休高级官员保持非正式政治联系。

他认为,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共元老虽然仍然可能出席重要政治活动,但已经缺乏对重大决策施加实质影响的能力。

官僚体系能够拖延政策,却难以否决最高领导人

邓聿文指出,元老政治虽然具有不透明和依赖个人关系等问题,但过去的元老至少能够在最高领导人面前表达不同意见,必要时甚至可以推动领导层调整政策或更换领导人。

在习近平时代,这种权力关系已经发生变化。

官僚机构仍然可能通过行政程序、执行阻力以及对实际困难的反馈,延缓部分政策的实施。

文章以北京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抵制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为例,说明行政系统和相关利益群体仍然能够影响政策执行速度。

但邓聿文认为,这些力量只能延缓决策,很难真正否决最高领导人的决定。

经济官员可以提出建议,却无法强制最高领导人改变经济路线;军队将领可以表达担忧,却难以公开反对最高层决定。

在这种结构下,政治信息主要自下而上传递,而命令则自上而下执行,缺少能够与最高领导人进行平等讨论的权力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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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压力可能成为习近平最重要的制约力量

邓聿文认为,中共内部制衡力量衰弱后,来自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压力,反而成为能够显著影响习近平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

文章指出,美国的关税和技术出口限制,迫使北京在经济战略上作出一定调整。

一方面,中国需要分散贸易市场,降低对单一出口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为推进技术自主化,北京又需要重新争取部分民营科技企业的合作。

国内失业、金融体系脆弱及经济增长压力,也对政策选择构成一定限制。

但邓聿文认为,这些压力目前主要影响政策实施的速度,还没有形成足以迫使最高领导层改变总体政治方向的力量。

他担忧,随着习近平越来越依赖少数政治亲信进行重大决策,缺乏内部制衡和不同意见的权力结构,可能增加政策误判的风险。

文章还以新冠疫情期间的决策为例,提出如果中共内部仍然存在具有足够政治权威的元老,或许能够更早推动最高层重视疫情预警,或者提前调整严格的疫情管控政策。

不过,这属于作者对历史另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并不能证明元老干预必然能够改善疫情应对。

即使习近平卸任,元老政治也难以恢复

邓聿文最后指出,中共元老政治的终结,并不仅仅意味着习近平个人权力扩大,还意味着一种曾经存在的非正式政治制衡机制已经消失。

过去的元老政治虽然缺乏公开、透明的制度基础,却能在最高领导人出现重大政策失误时,为党内其他政治力量提供表达反对意见的机会。

随着这种机制瓦解,中国政治体系越来越依赖高度集中的个人领导权,以及对领导人缺乏实质约束的行政制度。

邓聿文认为,即使未来习近平离开最高领导岗位,新领导人愿意恢复集体领导,也很难重新建立过去的元老政治。

原因在于,新一代退休领导人既没有革命元老的历史威望,也缺乏足够独立的人事网络和军队关系。

他认为,中国政治未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存在某些能够迫使习近平下台的退休元老,而是在传统元老制衡机制消失后,能否建立新的制度性权力约束。

在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之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可能继续面临信息失真、政策误判以及缺乏有效纠错机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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