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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
——N.T.赖特
我要对亲爱的美国朋友们说：请重读新约，在十字架前跪下，去学习一种截然不同的道路。
——N.T.赖特
【延伸阅读】
美国福音派反智主义与华人基督教 ——《福音派的思想丑闻》译者前言
美国反智福音派的崛起（下篇）|《圣经》解读在美国历史上经历的“浩劫”
根据播客《向NT·赖特提问》(Ask NT Wright Anything)2026年6月15日节目内容编译。《向NT·赖特提问》是个问题解答的频道，世界各地的听众向赖特求解的问题，由主持人迈克尔·伯德(Michael Bird)负责提问。赖特是一位英国新约学者、保罗神学家及圣公会主教。他曾于2003年至2010年间担任达勒姆(Durham)主教及英国议会灵职议员。此后，他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圣玛丽学院担任新约与早期基督教研究教授，直至2019年转任牛津大学威克利夫学院(Wycliffe Hall)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伯德是位澳大利亚的新约学者和神学家。伯德现任雷德利学院(Ridley College)副院长兼神学与新约讲师。跨宗派媒体平台《永恒》(Eternity)称他为新约学术界及耶稣神性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B4jY_I72E
N.T.赖特谈MAGA、福音派与基督教民族主义
在这种美国特有的本土神话中，英雄骑着白马，施加“救赎性的暴力”，将人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译：临风
编：新约客
伯德：大家好，欢迎收听《向NT·赖特提问》播客。在这个节目中，我们致力于解答大家关于耶稣、圣经以及信仰生活的问题。我是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雷德利学院的迈克·伯德，当然，与我一同主持节目的还有来自牛津威克利夫学院的汤姆·赖特。
我们先从布伦特·希勒(Brent Hiller)提出的一个问题开始，这个问题也结合了朱莉·尼克斯(Julie Nix)的一些看法。来自温泉国家公园(Hot Springs National Park)的布伦特提出了一个关于“白人福音派教会”与“MAGA”运动之间关系的问题。
布伦特问道：
我很难在自己的信仰与参与美国白人福音派教会之间找到平衡，尤其是考虑到该群体对现任美国政府——特别是唐纳德·川普——给予了压倒性的支持。
我自认理解‘基督徒合一’的理念，但现阶段我觉得，积极参与其中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与现任政府同流合污，而这是我不愿做的。
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以上就是布伦特·希勒的问题。不过，汤姆，我们还有一个与此非常契合的问题，来自澳大利亚伊丽莎白唐斯(Elizabeth Downs)的朱莉·尼克斯——也就是我所在的地区。
这是朱莉的问题：她提到了一位挚友，这位朋友信主时间不长。过去一年里，这位朋友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及移民问题上采取了“MAGA”式的立场，并试图将同样的观念引入我们澳大利亚的民众之中。
我对此感同身受，因为我们的电视节目深受美国文化影响。虽然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英国喜剧，也有像《邻居》(Neighbours)和《聚散离合》(Home and Away)这类本土剧集，但我们的新闻和各类节目中充斥着大量的美国元素。所以我完全理解朱莉的感受，也理解那些可能受美国文化影响过深的人。
汤姆，对于布伦特的情况——他觉得身处“白人福音派产业复合体”[注]之中，无意间成了他未必支持（甚至从未支持过）的政府的帮凶——你有什么看法？而且这种现象正渗透到澳大利亚，我想在英国你们可能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类事情呢？
[注]“白人福音派产业复合体”（White Evangelical Industrial Complex）是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概念，用来形容美国白人福音派教会、大型传媒、出版商、政治游说集团及商业机构相互交织、形成庞大经济与政治利益网的现象。
赖特：哎呀。我们录制这一集时正值2026年复活节前夕，眼下的局势——说得委婉些——确实非常糟糕。以色列与美国一方同伊朗另一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其他各方也卷入其中。我们无法预知事态将如何发展，也不清楚各方有何脱身之策。因此，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在美国，这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对此我深有体会，而且我认为这很重要。我想先提出两点作为背景说明。
首先，我非常清楚，过去250年来，美国人——这种心态完全合情合理且可以理解——并不喜欢听英国人（或许也包括澳大利亚人）指手画脚，教他们如何治理国家。毕竟，18世纪摆脱英国统治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表明“我们不愿受你们这些殖民者摆布，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所以，一旦有英国人跑来指责美国这里做错了、那里做错了，甚至在其他方面指指点点，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我完全理解这一点；每当我在美国时……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老套，但我确实有一些非常要好的美国朋友，我们曾就这些问题进行过无数次深入探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福音派”(evangelical)这个词在跨越大西洋之后，其含义已截然不同。我是在福音派的氛围中长大的，那时的领袖人物包括约翰·斯托特(John Stott)和吉姆·帕克(Jim Packer)。那个群体的特点是：坚定地信守《圣经》并以此作为灵性生活、教会生活及教义的基石，强调对《圣经》的研读与诠释；同时，将十字架以及耶稣为我们受死视为一切的核心——简而言之，就是《圣经》与十字架。此外，还强调个人的亲身经历，无论是最初的悔改归信，还是在信仰中长大的人最终确信自己确实拥有这份坚定的信仰。人们常说，重点不在于你是否经历过“归信”的那一刻，而在于你如今是否处于“已归信”的状态——无论你是否还记得当初的经历。
对我而言，这就是福音派信仰的本质；它与肤色或族裔背景毫无关系。事实上，我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许多福音派导师都曾是宣教士，曾在世界各地与不同人群共事。他们总是满怀爱意与热情地讲述上帝如何在各种各样的人群中动工。正因如此，我从未沾染上如今在北美某些地区似乎已成常态的那种心态。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深感忧虑：在美国，那些自称为“福音派”的运动，似乎已被某些文化力量所裹挟或主导。我最近读了一位来自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的历史学家写的书——我们可以把她的名字找出来并发布在网站上。
伯德：是克里斯汀·杜梅兹(Kristen Du Mez)吗？
赖特：就是那本，就是那本。她太出色了。
伯德：我非常喜欢克里斯汀·杜梅兹。
赖特：《耶稣与约翰·韦恩》(Jesus and John Wayne)。我觉得那是一本既发人深省又令人担忧的书，书中探讨了美国的英雄形象——其中牛仔是典型代表——是如何演变成耶稣形象的参照模板的。
这让我想起已故新约学者罗伯特·朱厄特(Robert Jewett)与同事约翰·谢尔顿·劳伦斯(John Shelton Lawrence)合著的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美国超级英雄神话》(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Superhero)——比如《美国队长”》(Captain America)与对抗邪恶的“十字军式”征战。
过去一百年里，大多数总统在谈论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时，提到的作品往往都符合这种模式，无论是《独行侠》(Lone Ranger)、《美国队长》还是其他类似角色。这种美国特有的本土神话——绝非英国或其他国家所共有——往往构建了一种框架，将耶稣描绘成一位征服者英雄：他骑着白马，施加“救赎性的暴力”(redemptive violence)，将人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诸如此类。
这种观念随后演变成了一种对立心态：一边是我们这样的人、长得像我们的人；另一边则是“那些人”——那些住在街区另一头、我们希望他们根本不在我们国家的人。换言之，这种观念被卷入了一种种族主义心态之中。我必须再次强调，英国也存在严重的种族主义问题，但性质有所不同，因为我们从未实行过那种从非洲或其他地方大规模贩运人口的奴隶制体系。
诚然，在18世纪，确实有许多人通过参与奴隶贸易发了大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废除了这一制度。但我们国内从未有过大量的前奴隶或前奴隶家庭群体。相反，英国的种族问题源于我们的殖民历史：我们曾殖民世界各地，并给予了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人民公民身份。一旦获得英国公民身份，他们便有权来英国居住，而其中一些人也确实选择了这样做。如果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对美国而言，它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性质。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们听到“福音派”或“白人福音派”这些词时，往往会因各种原因感到困惑。
因此，我想强调的核心在于，我们需要退一步思考：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在“国家”一词前加上“基督徒”这一限定词时——即形成“基督教民族主义”（这正是当下面临的真正问题）——从基督教和圣经的视角来看，这又意味着什么？我想指出的是，那种认为“我们的国家应当向全世界输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民族主义观念，在圣经中是找不到任何依据的。
相反，我们看到了一种转变：从那个被呼召成为“世上的光”的以色列民族，过渡到一种面向所有人的信息——即耶稣是世界的主，是全人类的救主。因此，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性或女性，因为在弥赛亚耶稣里，你们都合而为一了。当新约圣经表达这一点时，真让人感到如释重负：是的，我们曾有过那个特定的民族——古以色列人，那是上帝预备性的策略；如今，这一策略已荣耀地实现，所有的应许都在弥赛亚身上应验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产生了一个新的、属于耶稣的“族群性国家”。相反，它创造了一种可能性，让各种各样的人能够因着对耶稣的效忠，在一种基于信仰的新身份下联合起来。在二世纪的基督教文献《致丢格那妥书》(Letter to Diognetus)[注]中有一段话，大意是说：我们基督徒很特别：我们生活在各个国家，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这并非我们首要的效忠对象。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国家不强迫我们去崇拜他们的神祇，我们就会顺服政权。换言之，我们的定位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大家庭。
[注]《致丢格那妥书》是一份早期基督教护教士所留下的文献，原文应该是于2世纪以希腊文写成，共12章。这份书信是一位信徒回复一位咨询者的信件，作者姓名不详。信件内容主要说明：基督教与异教、犹太教之间的不同，表明基督教是上帝独一的启示，显明上帝用爱拯救世人的救恩。
如今，出于某种原因，这一点在许多当代北美基督教群体中已经丧失，而且在其他地方也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在英国，我们也存在类似现象，尽管其激烈程度和影响力远不及美国版本。但我还是想回过头来呼吁——亲爱的美国朋友们，请读读我提到的那位女士——克里斯汀·杜梅兹——写的关于《耶稣与约翰·韦恩》的书。
请读读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那本至关重要的著作《民主与社会连带》(Democracy and Solidarity: On the Cultural Roots of America’s Political Crisis)。还要读读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学家莫莉·沃森（Molly Worthen）那本同样重要的书——《着魔》(Spellbound: How Charisma Shaped American History from the Puritans to Donald Trump)。书中探讨了美国的一种悠久传统：一些领袖人物往往“横空出世”，对现行体制大加挞伐，声称“跟随我吧，我会带你们走向阳光明媚的高地”；这种传统如何塑造了一种美国亚文化，并为过去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对此，我深感忧虑。
此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这涉及我们常被问到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末世论”的种种观念。早在19世纪，一位爱尔兰圣公会牧师提出了一些在传统基督教看来既怪异又离奇的观点：他认为，由于以色列人拒绝了耶稣，旧约预言的时钟便在耶稣被拒的那一刻停摆了；我们一直在等待时钟重新走动，届时旧约中的许多预言终将应验。
根据这一理论，1948年“犹太人重返故土”便具有了特殊意义——尽管这件事本身就颇为离奇，因为当时那项联合国决议极具争议，而且那也是现今的以色列国最后一次真正遵守联合国的决议。当然，那是另一个话题了。然而，人们常说：自1948年以来，预言的时钟已重新开始走动，我们正生活在末世之中，等待着那真正的终局——届时将发生“被提”(Rapture)和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之战；或者说，那是“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战争；此外还有“大灾难”(Tribulation)——尽管关于它是在“被提”之前还是之后发生，尚存争议。
而眼下最令人担忧的是，有些美国士兵被告知：当他们乘军舰前往海湾地区，甚至——愿上帝保佑千万别发生——迟早要在伊朗进行地面作战时，他们是在为耶稣而战，就像以色列对抗邪恶大军那样。然而，旧约圣经中从未提及会有来自西方的强大国家前来拯救以色列人民。这种观念往往与各种意识形态问题纠缠在一起。
我想说的是，请退一步审视，认真研读新约圣经。你会发现，“MAGA”——这确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人们实际上是在崇拜自己的族群，并试图将其地位抬高，强行与中东局势的各种图景挂钩；这种做法实际上彻底瓦解了耶稣的教导。耶稣那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就必得享安息”的教诲哪里去了？《马可福音》第10章里耶稣的话又哪里去了？他在那里指出，世上的统治者往往作威作福，辖制并欺压百姓。
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换言之，当你审视新约中的耶稣，当你研读“登山宝训”或路加福音第4章中的“拿撒勒宣言”，当你回溯以赛亚书第11章中关于“狼与羔羊同卧”等美好图景（这些意象也为新约所承袭）时——这一切，究竟与当下那种动荡不安、好战的“MAGA”意识形态有何相干？
因此，我要对亲爱的美国朋友们说：请重读新约，在十字架前跪下，去学习一种截然不同的道路。
伯德：我想，我们都可以立志向“和平之君”学习和平之道。
【附录】赖特提到四本书，译者经由AI协助对这几本书作简要介绍：
附录1：
《耶稣与约翰·韦恩：白人福音派如何腐蚀了信仰并撕裂了国家》
Jesus and John Wayne: How White Evangelicals Corrupted a Faith and Fractured a Nation
该书是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汀·科贝斯·杜梅兹2020年出版的一部颇具争议、但影响很大的著作。它并不只是一本讨论“川普与福音派”的政治书，而是试图追溯过去约75 年美国白人福音派文化的形成过程。
全书的核心论点可以浓缩为一句话：杜梅兹认为，现代美国白人福音派长期以来塑造了一种以强硬、男子气概、权威、征战和保护者形象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而这种文化最终使川普式的“强人”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政治选择。换言之，2016 年白人福音派对川普的支持，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政治交易”或单纯的“不得已而为之”，而是几十年来文化和宗教塑造的结果。
书名中的耶稣与约翰·韦恩构成一个非常有力的象征对比：福音书中的耶稣强调谦卑、舍己、服侍和爱仇敌；而约翰·韦恩所代表的美国西部英雄则意味着强悍、独立、勇敢、掌控局面、必要时使用暴力。杜梅兹认为，美国保守派福音派在实际文化中越来越倾向后者，并把这种“强硬男子气概”包装成真正的基督徒男性气质。
她从20世纪初的“男性气概危机”讲起，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冷战、越战、性革命、女权运动、里根时代、宗教右翼、9·11以及奥巴马时代，追踪这种文化如何逐渐形成。她尤其强调：神学并不是唯一塑造福音派的力量，书籍、电影、音乐、电视、男性英雄、家庭观念和消费文化同样在塑造信仰。
因此，在杜梅兹看来，川普不是这一文化的“背叛者”，反而是它的某种最终产物：他粗暴、强势、反政治正确、强调男性权力，同时承诺保护传统家庭和“基督教美国”。这就解释了一个表面上的悖论：为什么大量强调家庭价值、性道德和基督徒品格的白人福音派，会支持一个个人道德记录明显不符合这些标准的政治人物？杜梅兹的答案是：他们真正优先考虑的价值体系，本来就不只是“道德”，而是权威、男性领导、文化战争、民族认同和对敌人的胜利。
所以，这本书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它对川普的批判，而是它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福音派究竟是如何在“基督教信仰”、大众文化、性别观念、民族主义和政治权力之间建立起今天这个复杂的体系的？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被看作一部“现代美国白人福音派文化史”，而不仅仅是一本反川普著作。
附录2：
《美国超级英雄神话》
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Superhero
罗伯特·朱厄特(Robert Jewett)与约翰·谢尔顿·劳伦斯(John Shelton Lawrence)这本2002年出版的书可以看作两位作者早期“美国单一神话”(The American Monomyth)理论的扩展版。
《美国超级英雄神话》最核心的论点是：美国流行文化中存在一种独特的“美国单一神话”：一个原本和谐的共同体受到邪恶威胁；正常的制度和领袖无法解决危机；于是一个来自体制之外的、无私而强大的英雄出现，以暴力消灭邪恶，恢复秩序，然后功成身退。
作者认为，这与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所说的普遍“英雄神话”不同。传统英雄通常经历冒险后返回共同体，并把所得的“祝福”带回来；美国超级英雄却往往是在制度失灵时绕过法律和民主程序，以个人力量解决问题。因此，这种神话表面上歌颂自由、正义和自我牺牲，深层却包含一种对民主制度的不信任。
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这种超级英雄叙事实际上世俗化了犹太—基督教的救赎故事：英雄兼具“无私的救赎者”和“以暴力消灭邪恶” 的十字军两种形象，于是 Superman、Batman、Rambo、John Wayne 等文化英雄获得了近似宗教性的意义。
因此，本书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漫画本身，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如此容易相信“制度已经失效，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救世主才能拯救我们”？作者认为，这种文化想象可能从娱乐领域渗透到政治乃至外交政策，形成一种带有“救世主义”和反民主倾向的美国政治心理。
附录3：
《民主与社会连带：论美国政治危机的文化根源》
Democracy and Solidarity: On the Cultural Roots of America’s Political Crisis
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这本《民主与社会连带》的核心关切是追问：美国今天的政治极化和民主危机，为什么不仅是制度或政策问题，更是“社会连带”(solidarity)瓦解的文化问题。
作者认为，美国民主长期依赖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共同体意识——公民相信彼此属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并愿意承担共同责任。但近几十年来，个人主义、市场逻辑、身份政治以及文化分裂不断削弱这种共同纽带，使美国人越来越难以形成“我们”的共同认同。
因此，美国当前的危机并不能单靠选举改革、政党妥协或宪政制度修补来解决。民主的前提不仅是自由和权利，也需要公民之间的信任、共同价值和彼此承担责任的能力。本书的重要贡献，是把美国政治危机放回更深的文化与社会历史中考察：民主制度之所以陷入困境，根本问题可能是支撑民主制度的社会连带本身正在消失。
附录4：
《着魔：从清教徒到川普，个人魅力如何塑造美国历史》
Spellbound: How Charisma Shaped American History from the Puritans to Donald Trump
《着魔》并不是单纯研究“魅力型政治领袖”的历史，而是试图回答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人会被某些领袖“着魔”？ 历史学家莫莉·沃森(Molly Worthen)从清教徒、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一直到黑人民族主义者和川普，追溯美国四百年间“魅力” (charisma)的宗教与政治史。
沃森特别强调，魅力不是讨人喜欢(charm)或个人魅力，而是一种领袖—追随者之间的关系：魅力型领袖能够讲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故事，把追随者带入一个解释现实、满足希望、纠正不满的“宇宙性戏剧”中，并使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解决混乱的道路。
本书最重要的论点是：魅力政治具有深刻的宗教性质。当传统宗教机构逐渐失去权威、无法满足人们对意义、归属和救赎的需要时，这些需求并不会消失，而可能转移到政治领袖身上。领袖于是扮演类似“救主”的角色，为追随者提供意义、身份、英雄感以及一个能够把混乱世界重新解释清楚的故事。
因此，沃森对川普的解释并不是“川普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人”，而是：川普是美国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宗教—政治魅力传统的最新变体。理解 MAGA，不能只从政策、阶级或党派政治入手，还必须理解美国人长期以来对“能够赋予世界意义的领袖”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