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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gy Noonan
一旦腐败被允许存在，它统治的就不只是今天，也包括明天。
——佩吉·努南
【译者前言】
一个保守派泰斗对共和党人的警告
老牌媒体人佩吉·努南(Peggy Noonan)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保守的《宣告专栏》(Declarations)上频频批判川普给美国带来的灾害。她因《宣告专栏》的写作，曾经获得普利策大奖。政治上，努南属于“旧共和党遗老”级别，她早年曾担任里根总统的特别助理和演讲撰稿人，她著作等身，其中五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她是为《品格高于一切》(Character Above All)一书撰写有关美国总统的文章的十位历史学家和作家之一。
努南与里根总统会谈(1988)
《自肥的艺术》（The Art of the Self-Deal，对川普“The Art of the Deal”一书[注]的戏仿。）这篇文章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并不是作者对川普“腐败”的指控，而是由于权力边界本身被重新定义，她刻画出了“腐败如何改变共和国”，以及所带来的长久灾难。
[注]《交易的艺术》(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是川普在1987年出版的自传兼商业指南，吹嘘其“远大构想、极限施压、善用媒体”等核心谈判法则，将商业简化为“零和博弈”，崇尚利己与无底线的公关炒作。其代笔作者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后来澄清，书中大幅美化了川普的商业实绩，夸大了其掌控力。
努南本身是保守派，她对保守派的分析更显得入骨。例如，她拿吉米·坎摩尔(Jimmy Kimmel)举例。她明确说自己也不喜欢坎摩尔，认为他粗鲁、低俗、自我吹嘘；但如果政府开始动用权力对付他，她仍然认为必须保护他的言论自由。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保守主义原则：你保护的不是你喜欢的人，而是你希望在自己讨厌的人身上依然有效的规则。
努南提醒共和党人：你们什么时候从“警惕政府权力”（大政府）变成了“只要政府惩罚的是我的敌人，我就支持政府权力”？她借此点出了部落思维的可怕。（他虽然是混蛋，但是，他是我们这边的混蛋——因此值得原谅。）
这正是民主制度最危险的陷阱。
因为共和国真正需要的不是“每个人都高尚”，而是：即使坏人掌权，也不能轻易突破制度边界。
不过，努南究竟也没有完全脱离“部落思维”，她对保守派的批评非常深刻，当她警告，腐败是会传染的，而且是会腐化是非观的，将来如果左派掌权，也会同样腐败。这里，她做了跳跃。对应于右派的腐败，她认为左派喜欢使用“制度性权力”（制度性改革），但是她迅速地把左派这种“喜好”与左派“会滥用制度性权力”等同起来。
如果左派推动更强大的监管，更积极的行政部门，更强的政府干预企业，这些难道就是腐败吗？它们可以是坏政策、“大有为”政府、意识形态挂帅，但那不是腐败。
如果努南聚焦于：“如果你今天允许一个总统突破权力边界，只因为他是你这一边的人，那么明天你的政治敌人完全有理由继承这些突破后的权力。”那就更有说服力了，因为制度性的自杀循环是毁灭性的。
总体来说，努南到底是个老练的观察家，她对美国政治内涵有充分的把握，行文犀利，内行人的嘲讽力度十足，是一篇很能发人深省的评论。
（临风）
原文2026年8月20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作者佩吉·努南(Peggy Noonan)是美国资深保守派媒体人。原文链接：
https://www.wsj.com/opinion/the-art-of-the-self-deal-6cf57c5a
自肥的艺术
川普时代的腐败如何影响美国民众的思考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文：Peggy Noonan
译：临风
编：新约客
我一直在思考川普时代政府腐败带来的深层影响，以及为何这种腐败不仅让人愤慨，更让人感到不安。我怀疑，这种现象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特质。
引发这些思考的是本周路透社/益普索 (Reuters/Ipsos) 发布的一项民调，路透社给出的标题是：《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川普重掌权柄后存在不当获利行为》。民调显示，69%的受访者认为他的个人商业利益影响了总统的决策。持这一观点的包括三分之二的独立人士、半数共和党人以及十分之九的民主党人。
共和党人嘛——愿上帝保佑他们——竟然在这个问题上也能各执一词，对于川普时代的权钱交易究竟是变得更严重了、更轻微了，还是基本没变，居然意见不一。这道民调题，倒成了一则绝佳的案例：再聪明的人，也有本事对自己不愿看见的东西视而不见。
我们先简单界定一下这里所说的“川普时代的腐败”。在我看来，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为个人敛财，另一类是把政府权力拿来满足私人目的。
关于前一种情况，最近频频出现的报道已经提供了不少线索：川普及其家族的净资产，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出现了惊人的增长。这可不只是“有钱人的股票涨了”那么简单——川普旗下的企业，已经在一些政府拥有实际权力和影响力的行业里取得了商业利益。
其中一个领域就是加密货币。比如那个名为“$TRUMP”的迷因币，其最大买家之一竟然因此获得了接触总统的机会，其中一些人还受邀参加了在川普名下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晚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分析认为，这些买家大约有一半可能来自海外。
《华尔街日报》还报道，阿布扎比的谢赫·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Tahnoun bin Zayed Al Nahyan)同意以5亿美元收购川普一家加密货币实体 49%的股份。塔赫农可不只是一个商人——他同时是阿联酋统治家族的核心成员，也是该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华尔街日报》报道截图：《“间谍酋长”秘密购入川普公司股份》，在该公司斥资5亿美元收购了World Liberty公司49%股份几个月后，阿联酋获得美国严密保护的人工智能芯片的使用权。
本报还报道，川普通过向海外房地产开发商授权使用自己的名字，已经赚取了数千万美元，其中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阿曼的开发商。
这些只是可能列出的长长清单中的几项，但它们代表了本届政府的一贯行事风格。这种中饱私囊的规模与手段，看起来……令人怀疑？不顾观瞻？还是令人震惊？
至于利用政府权力来实现公共利益之外的私人目的——包括报复、惩罚政敌——近来这样的报道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简直感觉每天都会冒出一桩新的：钻法律的空子、试探法律的底线，甚至绕开法律，只为了让政府的朋友开心，让政府的敌人难受。
其中包括花钱雇佣川普圈子里的人，替那些人游说总统特赦——《华尔街日报》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调查——还包括莫名其妙地启动各种调查，以及对律师事务所和媒体公司施压、动用权力逼他们就范。
令人担忧的是，共和党人似乎普遍没有觉得最后这一项有什么特别值得警惕的地方。而这本身就很值得警惕。
你不喜欢吉米·坎摩尔(Jimmy Kimmel)？我也不喜欢。他粗鲁、低俗，还总带着一种尖细刺耳的自我吹嘘。但如果政府动用权力来压制他的言论，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出来捍卫他的说话权？当然应该。
因为政府比电视台可怕得多：电视台顶多让你看不顺眼，政府却有能力把你彻底碾碎。而且政府这个东西，你一次只能有一个；除非每四年换一次，否则你连“换台”都做不到。
所以，即使信息洪流里满是泥沙，也要站在信息流这一边；即使声音刺耳难听，也要站在“声音”这一边，而不是站在那个可以把你一把碾碎的庞然大物一边。
保守派过去是懂得这一点的：政府是应该让人警惕的，权力是应该被挡回去的。
这整个事情还有一个奇怪之处：居然没有什么轩然大波。
并没有出现广泛的公众抗议。为什么？
因为人们觉得，腐败本来就是常态；因为他们相信，“另一边也一样脏。”
也因为我们对丑闻的耐受阈值已经被抬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
川普总统步入政坛的时候，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诉讼、指控、官司，一路纠缠不休。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的人，而他的绝大多数支持者，从一开始就没以为自己买的是这么一件商品。
如果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把手伸进体制里摇一摇，看看能从里面抖出多少硬币，这绝对会成为新闻；可换成川普做同样的事？不过是又一个普通的星期二。
而且，还有一个更简单、更可怕的因素：事情实在太多了。
非同寻常的事情一再重复，就会变得寻常；丑闻一桩桩累积起来，最后不再像一声警报，而只剩下一团模糊的背景噪音。但整个国家正在为这一切付出代价。
从制度层面看，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会留下先例。我们今天容忍的每一次滥权，都会把下一届政府可以胡作非为的边界再向外推一步。
腐败比糟糕的政策更加危险，也具有更具破坏性的侵蚀作用。
糟糕的政策可以被纠正，可以被撤销；腐败却会一点一点渗进制度内部，最终改变制度本身的性质。
假设一位共和党总统离任时，已经成功确立了这样一套“先例”：总统可以利用监管权力对付那些与自己作对的机构；可以向那些需要政府批准的企业施加压力；可以要求整个行政部门对个人效忠——而这一切做完之后，自己却不必承担任何持久性的后果。
今天你容忍自己这一方滥用权力，因为受害的是你讨厌的人；明天同样的权力会落到你讨厌的另一方手里。到那时候，先例已经在那里了。下一届政府——即便它在意识形态上完全走向另一个方向——接手的，就是这些先例。
它会说：既然如此，以牙还牙，也不过是公平。
如果换成奥卡西奥-科尔特斯(Ocasio-Cortez，AOC)执政，那就不会有什么迷因币，也不会有什么高尔夫度假村，场面肯定干净得多！进步派通常并不热衷于往自己的口袋里塞钱，他们真正看重的是制度性权力。
他们私下里恐怕会感谢川普，因为他证明了一件事：对行政权力的约束，比我们过去以为的要薄弱得多。而在公开场合，他们则会说：太好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位真正推动公共利益的总统。
但我想，政府腐败更大的危险在于：它会伤害公众的士气，侵蚀公民把自己看作一个有道德判断力、可以要求政治人物向自己负责的共同体的意识。
我们整个政府体制，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公民社会之上：公民监督政治人物，公民对他们说：“你不能这么干。这份公职不是你的私产。赋予你的这些权力，是借给你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可如果公众只是耸耸肩，把头扭开，假装什么也没看见，那么美国人终将失去一种习惯——认为自己有权要求一个廉洁的政府。
到那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判断，拱手让给了自己的部落。
维护共和体制的标准，是公众自己的责任。
过去，一个政治人物如果被抓到卖官鬻爵、收受利益相关方的钱，或者利用政府机器进行私人报复，他害怕的不只是法律制裁，还害怕身败名裂。
公民从相信“我们有能力执行这些规则”之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尊严。它不断提醒他们：究竟谁才是当家作主的人——是他们自己。
一旦连这一点都放弃，你放弃的可远不只是一个原则。
在腐败盛行的时代，那些原本可能出来从政的好人，会选择不来。他们会觉得：“这种世界，我待不下去。”
而坏人——那些内在的伦理和道德约束本来就很薄弱的人——反而会受到鼓励：政治嘛，不就是发财、出名、拿权力欺负人吗？
于是他们当选，治理得糟糕，治理得腐败，然后这个循环继续下去。
不受约束的腐败，会告诉犬儒主义者：他们并不是看穿了世界的一个无聊缺陷，他们才是现实主义者。
千万别让犬儒主义者得到这个结论。因为一旦他们相信自己只是“看清了现实”，就等于给了他们肆无忌惮的许可证。
一如既往，全世界都在看。
而全世界所看到的一切，正在降低它们原本——哪怕只是勉强、甚至带着几分不情愿——对美国人的敬意。
这让我们在世人面前蒙羞。也让我们的心隐隐作痛。
我们曾经是那个道德上自许正直的美国人：从一战时的“面团大兵”(Doughboys)到二战时的美军大兵(GIs)，从马歇尔计划的推行者到肯尼迪与里根时代的美国人，再到那个促成柏林墙倒塌的国家。
每一代人，都尽力让自己配得上这份声誉；即使做不到，也至少努力活得体面一点。而这一切当然也会产生外交政策上的后果。
总有一天，我们会需要朋友；到那时，我们也许只能看见那些曾经嫉妒我们的国家，如今带着幸灾乐祸的满足。
这一切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
因为一旦腐败被允许存在，它统治的就不只是今天，也包括明天。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