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作者 Chris Anstey, Enda Curran和 Rich Miller的分析称，在疫情好转之际，美国和中国正在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两国的角色与上次世界经济从冲击中复苏时相比，正好逆转。

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得出的结论之一，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增长目标，收紧财政赤字目标，并控制货币政策。这与华盛顿形成了鲜明对比，拜登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最终获得批准后，正在准备第二套财政刺激方案。

不断扩大的政策分歧，正在给汇率带来压力，并可能重塑全球资本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2007到2009年危机带来的不同政策教训。

美国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民主党的核心人物因此得出结论，在经济刺激方案上“加大力度”并保持流动性至关重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表示，货币政策的寓意是，“不要退缩”和“在工作完成之前不要停”。

中国领导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上一次世界金融危机后，大规模释放信贷增长，导致基础设施闲置、城镇废弃、工业产能过剩和债务积压。尽管迅速遏制了疫情，意味着2020年中国经济不需要那么多帮助，但中国领导团队现在正在把发展重心重新回到长期举措上，以加强科技行业和降低债务风险。

PGIM固定收益公司全球经济研究主管、前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希茨（Nathan Sheets）说，”每个人都从之前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所以这是一种角色互换。现在的政策组合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

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预测的中值是，到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从周一下午香港的6.5238升至6.38。

中国金融监管领导之一郭树清，在全国人大年度会议开幕前几天的一次吹风会上强调，必须继续解决金融体系内部的高杠杆问题，指出了对房地产价格膨胀的担忧，以及海外资金利用中国资产提供的溢价而涌入的风险。他还暗示，中国的贷款利率今年可能会上升。

尽管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期大幅飙升，但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不到中国的一半，并且中国央行已宣布放弃西方式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

香港汇丰研究主管弗雷德里克·诺伊曼表示，“与包括美联储在内的许多同行不同，中国央行一直在继续调整其政策，部分目的是防止资产价格过度上涨。”

面对货币升值的风险，中国将希望“从美联储的超宽松立场中适时退出”。

这不大可能很快实现。鲍威尔在过去两周的三次露面中明确表示，美联储将把政策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直到经济完全复苏，到那时，大多数失业的美国人重新就业。他没有暗示，随着拜登的财政刺激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开始生效，资产购买计划将逐步缩减。

在中国应对资本流入之际，美国可能会通过扩大经常项目赤字向全球经济注入更多美元，直到拜登的刺激计划和美联储的宽松立场，推动美国经济加速增长。

国际金融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布鲁克斯说，随着规模庞大的拜登救济法案和计划中的长期后续行动，美国“出现了制度上的断裂”。他说，随着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飙升至6%以上，考虑到国内生产的限制，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将成为“压力阀”。

布鲁克斯预计，今年美国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将是自2002年至2008年美元大幅贬值以来的最高水平，当时美元的广义汇率下跌了27%。

“随着我们的财政支持进入未知领域，这将给我们的预算赤字带来巨大压力，由此推断我们的国内储蓄率以及经常账户和贸易赤字，其后果主要落在货币上，”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说。

中国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种“大干一场”态度的不情愿，可以追溯到许多年前。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推出了人民币4万亿元(当时合5,86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并创纪录地扩大了信贷规模。到2012年，中国政府已经表示不会再这么做了。

对全面刺激计划的疑虑后来变成了控制杠杆率的努力。2016年5月，人民日报的一篇头版文章抨击，过度负债是在金融和房地产市场播下风险的“原罪”。

这篇匿名文章被认为是中国最高经济顾问刘鹤所写，其中称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是“幻想”。

因此，随着中国实施严厉的限制措施来遏制疫情，北京正在恢复大流行前的重点，即建设国内科技能力和管理债务风险，应该就不足为奇了。

彭博社的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从大流行复苏转向在更正常的条件下管理经济。”

鉴于新冠肺炎引发的动荡，中国领导层放弃了2020年的年度增长目标，今年设定了GDP增长6%以上的目标，这一目标比较保守，因为它远低于经济学家对今年GDP增长的预期。

与此同时，美国GDP的大幅增长也将提升中国的前景。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对美出口较上年同期飙升逾87%，高于中国略低于61%的总体增幅。

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表示，“美国经济的火车头已经回到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