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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情愿,杨安泽都不得不背负起创建美国亚裔政治身份的责任

她坐在一家北京烤鸭店里,对面的杨安泽正在敞开心扉讲述他作为亚裔美国人的成长经历。杨安泽认识到,自己的亚裔身份是一把双刃剑,带来选举热度的同时,也让他不得不背负起建立美国亚裔政治身份的责任。TINA NGUYEN在politico上的这篇文章,从一个亚裔媒体人的角度讲述了自己眼中的网红政客杨安泽。

By Gage Skidmore from Peoria, AZ, CC BY-SA 2.0, 

 

上海21号餐厅位于曼哈顿唐人街莫特巷的拐角处,这是一家很受欢迎的餐厅,我和杨安泽约在那里吃午饭,当我见到他时,他戴着“杨为纽约”(Yang for New York)的口罩,看上去有些紧张。

当专业摄影师问他喜欢大都会队还是洋基队时,他只给出了一个简短的回答。我看到远处好奇的围观者和粉丝在拍照,从小年轻到老奶奶都有,杨安泽时不时地看向他们,好像想躲避拍照,似乎想回到杨帮(Yang Gang是杨安泽及其2020年总统竞选活动的支持者的代号),避开我们预定的采访。

这样的心态对我们的午餐来说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本来这个时候,杨安泽应该敞开心扉开始讲述他作为亚裔美国人的经历。

据我所知,他一直在回避这个话题,回避他的整个人生,但现在他避无可避了。

亚裔老人和长辈们在曼哈顿的大街上被人骚扰,有时甚至被殴打,杨安泽同意谈论这个问题。然后,在我们提议共进午餐的前一周,乔治亚州的一名男子屠杀了八个人,其中六名是亚洲女性。一篇本来在角落不被关注的故事突然变成了紧急的全国性新闻,而亚裔美国人社区,这个长期以来分散的、被剥夺权力的亚文化和民族的集合,感受到了愤怒和恐惧。

我们的茶点之约也恰好出现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一个亚裔美国人成为了纽约市市长竞选的领跑者,与此同时,他想领导的这个城市已成为全美反亚裔暴力事件的中心,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比2019年上升了833%。

所有这些,都迫使杨安泽以一种他从未有过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过去。

在竞选总统期间,杨安泽时不时表现出与他亚裔身份之间的尴尬关系。他开玩笑地说因为他是亚裔,所以他认识很多博士(因为亚裔的学历普遍较高);他把“MATH”( Make Americans Think Harder的简写)当做噱头用在了竞选上;在他的竞选传记中,他提到,在他小时候,欺负他的人问他“中国男人的阴茎是不是很小”时,他感到很“难为情”。

疫情爆发之初,他曾写过一篇专栏文章,敦促亚裔美国人通过穿“红白蓝”的衣服,来反击日益高涨的仇外情绪。

现在,在民主党初选的白热化阶段,纽约媒体对他的每一个字都紧追不舍,杨安泽与他的族裔关系成了无数新闻文章、有线电视节目和市政厅闲聊的话题。一个杨安泽一直回避的话题是无法避免的,不仅对政治而言如此,对他自己也是如此。

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两天后,当他在阿尔·夏普顿牧师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与其他候选人发表讲话时,他声音里的痛苦是深刻而真实的。

杨安泽声音沙哑地说:“我一辈子都是亚洲人,我清楚地记得,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被忽视、嘲笑和蔑视。一种如果你有一张亚洲面孔,你就不能成为美国人的感觉,现在这种歧视已经演变成一种新的、致命的、恶毒的、令人憎恨的东西。”

于是,杨终于在午餐时敞开了心怀,我们俩用亚裔移民孩子的简化方式流利地交谈着,我是来自波士顿南岸的越南裔美国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而他是定居在威彻斯特县的台湾学者的阳光孩子。我们谈论了亚裔美国博主,韩裔明星赵约翰,经典动漫和韩国武术,我们抱怨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是加州人。

虽然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但我们对美国如何运作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然而,在人口普查中,我们被统称为“亚裔美国人”,这是一个人数众多但是很松散的群体,由从几十个国家而来的2100万人组成的。他们可能有着相同的眼睛或面部特征,但没有相同的生长环境。

当亚裔美国人在恐惧和失落中寻找自己的政治声音时,杨安泽,刚好是一个亚裔美国人,他自然而然地成了所有亚裔美国人的代表。

杨安泽如今正在这个身份中苦苦挣扎。

现在,我已经完全被杨安泽的焦虑所感染,担心采访的效果会很糟糕,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一边摆弄着健怡可乐罐,一边还要满足着餐馆外大约十几个摆拍要求。随后一位助手提到杨安泽的婚宴是在北京烤鸭店举行的,这里可是唐人街,当然有世界闻名的北京烤鸭。

等等,什么?我以前去过那里,一想到柔润的鸭胸肉、酥脆肥厚的鸭皮和细腻的海鲜酱,我就垂涎三尺。如果杨也喜欢的话······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也喜欢吃北京烤鸭,我们可以去那儿采访呀!它就在街对面。

By Official White House Photo by Pete Souza

当我这样告诉杨安泽后,他紧张情的绪转而变得兴奋。哦我的天呐!你也想去那里吗?要不要去吃北京烤鸭?我们走吧!

我们随着杨安泽轻快的步伐出了门,他在过马路的时候开心地拍了好几张合影,向其他几个冲他喊“杨帮”的人挥手,他走得很快,我都来不及给失望的上海21号餐馆老板付可乐钱。

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在北京烤鸭店的角落安顿下来,我们点了一整只烤鸭(四个人60美元)。杨笑着说:“来北京烤鸭店,就该单点北京烤鸭。”

在一个与他结婚那天联系起来的地方吃饭,他显然更加放松了。

如果不是餐厅里的餐桌已经清空,只有靠墙摆着的三张桌子,还有几张桌子在外面的走道上;如果不是空气中弥漫的焦虑气息,我想,这将是杨安泽的又一个巅峰时刻,就像“只要你努力,一切皆有可能”一样。

我们两个亚裔美国人,在纽约的一家亚裔移民开的餐馆里吃饭,这个曾经繁华的街区被一年来的新冠病毒和“武汉流感”的话语摧残得不轻,我们所有人都在暗暗地担心,会不会突然跳出来一个人,拳头直接打在我们亚裔特色的眼睛上。

我到达纽约的那天晚上,酒店里的收音机播放了一段报道,在过去的24小时里,有三名亚裔女性在曼哈顿遭到了袭击。在疫情爆发前,我曾在那里自由游荡了8年。另一方面,当杨安泽戴着“杨为纽约”的口罩在唐人街闲逛时,他被善意和好感淹没了。

在寒冷的月份里,他在竞选活动中会把一条橘色和蓝色条纹的大都会棒球队围巾搭在大衣外面,创造出一种对纽约人来说非常具有辨识度的装扮,就像万圣节的装扮一样。

我问道,当他摘下围巾,戴上一个普通的口罩,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亚裔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我在纽约的街头和地铁上,有很多次都没戴‘杨为纽约’的口罩,”他停顿了一下后说,“第一次有人在地铁上避开你,或者长时间盯着你看时,你会想,‘好吧,也许是我多心’。但如果这种情况反复出现,你就会开始想,‘这不是我的想法’。你可以感觉到某种程度的敌意,或者以一种不欢迎的态度审视着你的存在,这就像是:‘我意识到了你的存在,但我并不为此高兴。’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感觉,一种非常不同的能量。”

但是在唐人街阳光明媚的街道上,每个人都认识他,那家伙戴着“杨为纽约”的口罩,紧随其后的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是杨安泽!那个提出全民基本收入的人,前总统候选人,未来市长候选人,还恰好是亚裔美国政客名人。

这就像是杨安泽通过尽可能的相信自己,建立了一个自己族裔中的名声。

“坦白地说,我已经习惯了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融入在生活中,我曾认为这是亚裔美国人的超能力,在14个月之前,你可以变得很低调。但当我成为受人瞩目的杨安泽时,戴着标志性的围巾和口罩时,我得到了很多爱、温暖和支持。但如果我没有这些标志性的装扮,那能量是不同的。”

“模范少数族裔”一词是在1966年《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进入主流的,当时社会学教授威廉·彼得森在日裔美国人和“问题少数族裔”之间划了一条不可磨灭的界线,后者遭受了各种各样的(他认为是一样)的挫折。

彼得森写道:“例如,当白人把黑人定义为天生就不那么聪明的人,因此给他们提供了劣质的学校时,这些学校的成绩往往验证了最初的刻板印象。一旦这种恶性循环运行了一段时间,要扭转这一趋势就特别困难。”

然而,令他惊讶的是,日裔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拘留营结束后不到20年就做到了。“以良好公民身份的任何标准来衡量,日裔美国人都比我们社会中的任何其他群体好,包括土生土长的白人。”

此外,他们几乎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这一非凡的记录。任何阻碍他们进步的企图,都只会增强他们取得成功的决心。”

在这种反向的赞美下,日裔美国人, 以及随着美国的移民法改变而跟随日裔的其他数百万亚裔,被挤进了一个几乎不可能被打破的盒子: 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是“白手起家的英雄”,他们怎么能证明他们受到了歧视, 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他们的成功是由于某种种族倾向,那么他们怎么能找到实现文化、政治、社会平等的盟友呢?如果他们没有成功,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好好按照标准做亚洲人?

有无数的书籍、文章、电影和节目试图打破这种观念,但也有很多亚裔美国人符合这一神话的所有标准,甚至有更多的亚裔父母要求他们的孩子去体现这一神话,杨安泽就是其中的一员。

杨安泽的父母双双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学位,他在纽约北部古朴的萨默斯小镇长大,接受过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美国著名私立高中)、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法律系的教育,五月花号上的船员拼个你死我活才能获得的东西(五月花号是第一批踏上美国国土的清教徒移民乘坐的船只),杨安泽都拥有了。

正如曾采访过杨安泽的普利策奖得主阮越清告诉我的那样:“杨安泽是精英群体中的一员,常春藤联盟,坐标东海岸, 他就是典型的模范少数族裔亚裔美国人, 不管他是否这样称呼自己。”

By Gage Skidmore from Peoria, AZ

阮越清说:“我对他有些同情,因为他陷入了他不想陷入的、任何人都不应该陷入的种族问题之中。但这就是这个国家种族的本质,如果他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他就必须想出应对之策。不是因为他在乎,而是因为其他人在乎。”

我想知道,杨安泽在美国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他是否与亚裔美国人社区或台湾移民孩子这些特征刻意保持距离,尤其是在与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亚裔美国人研究主任彼得·江交谈之后。

早在80年代,江先生告诉我,他曾作为新英格兰地区的预科学校担任顾问,包括埃克塞特学院,这里是亿万富翁、外交官,以及英国古老权力精英的母校,在一连串揭露了学校隐藏很深的校园种族主义的故事之后,他曾为这些学校进行多元化改造,使得学校更加包容亚裔美国人,尤其是移民的孩子。

他回忆道:“他们面对这个新的群体,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它。”

他指出,学校要么试着将他们融入学生群体,比如将亚裔美国人研究纳入课程,或者就是简单地在新生班级中纳入足够多的亚裔,然后让这个群体自生自灭,学校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少数模范族裔,可以提高常春藤盟校的录取率。

江先生还记得,他曾在其中一所学校对一群亚裔美国学生进行焦点小组调查,询问他们是否有不满,经过一番追问,他们承认自己不喜欢学校提供的粗糙的米饭,但又觉得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是就买了电饭煲放在宿舍里。

江回忆说:“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提出投诉或抗议,他们是否会被学校开除,他们父母的梦想会不会就此破灭。”

他说,面对白人,这群孩子有话说不出口。

杨安泽曾经说过,他在一个全是白人的小镇上长大,他是一个孤独的、笨拙的亚裔孩子,他经常因为骨瘦如柴而被人欺负,并常常被错认成镇上的另一个亚裔孩子(他的弟弟)。

他告诉我,在埃克塞特学院,这种感觉加重了。他说:“我的意思是,它在数量上做到了多样化,我想,我在那里的时候,大概有15%的亚裔美国人。”

但它确实有一种典型的新英格兰预科学校的感觉。想要融入那个圈子,要经历不断的挣扎,并且想融入主流圈的渴望多少是徒劳的,因为,很显然,如果你是一个亚裔,那么人们就会把你归入亚裔群体中,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就是第一印象中的杨安泽——那个倾向于淡化这种教育对他的影响的杨安泽。

当他在竞选期间再次拜访埃克塞特学院时,这是他毕业后第一次回来,他似乎把这种影响隐藏得更深了,他告诉学生们,他承认,他在学院读书的那两年很挣扎,“大部分原因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是个很不安分的孩子”。然后补充说埃克塞特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好的教育。”

但是,如果你让杨安泽面对着一盘子鸭肉和甜面酱,他的助理很熟练地在远处吃着炒饭,然后给他一小时的时间来谈论二代亚裔孩子的焦虑,这个问题很快就浮出水面,好像它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一样(至少在媒体上)。

他迫不及待地想看Netflix经典动漫《星际牛仔》的真人版,由赵约主演。杨安泽是播客“愤怒的亚洲人”的听众,他说自己上大学时通过武术和举重来发泄自己的挫败感。他刚看完黄颐铭的新电影《布吉》,问我是否喜欢他和华裔说唱歌手欧阳靖的新广告。

后来我发现,他比我更擅长用面饼包鸭肉蘸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知道亚裔选民想从他身上得到的东西:“我跟亚裔美国人团体开玩笑,当你们第一次听说我要竞选总统时,我作为一个亚裔美国竞选总统时,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请让他不要太糟糕,拜托,不要,别让他使我们难堪,或反映出我们不好的地方’。因为,我认为这是亚裔美国人在别人做某事时的自然反应。”

他指出,奇怪的是,他联系过的亚裔美国出版物和博客中,有一半都没有回复。我感觉这是因为他们认为“MATH”帽子,以及与之相伴的所有亚洲笑话,都是令人难堪的。做个比较,就好像2008年,奥巴马几乎没说过自己是黑人,而是开了很多篮球玩笑,还出售印有他面对竞争对手约翰·麦凯恩灌篮的T恤。

在他两年的政治生涯中,从爱荷华州的市政厅,到密歇根的教堂,到总统辩论的舞台,再到纽约的各个选区,杨安泽都在努力争取更广泛的选民,他只是想被他们听到。如果除了“MATH”或“doctor”之类的玩笑话,他回避自己是亚洲人,好吧,那是因为他宁愿只有20秒的时间里,大谈普及基本收入的必要性,他可能会从这段视频中生成一个病毒剪辑。

“我敏锐地意识到的一件事是,我需要不断尝试,围绕着竞选活动产生力量,包括媒体报道,”他笑着说。“坦白地说,我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采访,所以,如果你的竞选活动有一个核心信息,那么你就需要在每一个机会中反复传达这个信息,特别是如果你不确定你是否有深度报道,是否能让你在同一个渠道接受多个采访。”

但私下里,杨安泽承认,作为一名亚裔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想法,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在竞选初期,我曾说过,‘好吧,对于胜利有不同版本的定义,哪一种我都很满意。我确实对我身边的人说过,我认为有一个来自亚裔美国人社区的人站在总统辩论的舞台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承认,有几次他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唯一一个接近那个舞台的亚裔美国候选人。接触过他的记者中,有“相当大”部分碰巧是亚裔美国人。市政厅的很多人都认为他来自加州,还有一次MSNBC把他叫成了“杨约翰”。

正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鸭子被服务员端了上来,我们不禁赞叹:多漂亮啊,被火烤成一层深而光滑的琥珀色。我向他的助手们求助:“你们得帮我们处理一下。”同时,杨催促摄影师在服务员切鸭子之前给它拍照。

在我们摆弄鸭子的过程中,杨安泽又回到了主题上,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再试图纠正媒体对他身份的错误描述,而是把重点放在信息的传达上。

“但我得承认,我对这一切感到惊讶。我想,我期待着一种不同的报道,”他停了好一会儿才承认,“我原以为,一些媒体机构至少会对现在有一位亚裔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前景感到兴奋,毕竟这几乎从未发生过。”

不过,杨安泽的竞选活动让他获得了一种罕见的地位,只有篮球明星林书豪和《行尸走肉》的演员史蒂文·连能与之媲美:一个亚裔美国男性名人。

除了是亚裔美国人以外,还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证明他已经广为人知,在街上去杂货店购物时被粉丝认出来,在与亚裔美国孩子的活动中被拍了数百张照片,这些孩子的父母会告诉他们,看到了吗?你没什么不能做的。

杨安泽说:“我有点惊讶有这么多亚裔美国人对我说,我从没想过像我这样的人有能力竞选总统,并被认真对待。”

By Gage Skidmore from Peoria, AZ

然后,特朗普和他的盟友开始将一种惊人的致命新病毒成为“功夫流感”,并将其描述成在中国肮脏的生鲜市场产生的异变时,杨安泽为《华盛顿邮报》写了一个专栏,这篇文章被进步的亚裔美国活动家抨击地体无完肤,说他对无法控制的仇华心理的预测过于消极。

“种族歧视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但光光只是嘴上说‘不要对亚洲人实行种族主义’是没用的,”他在描述了人们对他的强烈恨意后写道。“我一直在想办法改善在杂货店发生的悲剧,人们受到了伤害,他们抬起头,看到与自己长相不同的人,错误地将这些人与自己生活方式的剧变联系在了一起。”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亚裔篮球运动员娜塔莉·周注意到,当她穿大学服装时,人们认为她更像美国人,于是他引用了这句话,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亚裔美国人需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拥抱和展示我们的美国性。我们需要挺身而出,帮助我们的邻居,捐赠防疫装备,投票,穿红白蓝衣服,做志愿者,资助援助组织,尽我们所能加速结束这场危机。我们应该毫不怀疑地表明,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会在这个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证明我们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我们不是病毒,而且我们可以成为解药的一部分。”

我不得不问他这个问题:他的立场是否因为大规模的仇恨犯罪而改变了。

他撇撇嘴:“好吧,如果你读过整篇报道,就知道里面说的是,我们不是病毒,对我们的敌意正在因为各种原因增加,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去帮助我们的国家来帮助加速结束这场危机。然后我列出了一系列行动,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的。”

当他把片好的鸭肉和葱花整齐地放进薄饼里时,他列举了这一系列活动:志愿服务、捐赠、帮助分发个人防疫用品、投票给没有煽动反亚裔情绪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最重要的信息是让人们站出来,提供帮助,做更多的事情。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这是一个积极的信息。我认为批评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在专栏中说,‘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是美国人’,但我实际上把我们的美国性视为一种必然,所以我列举的这些行动只是为了我们帮助我们的美国同胞。然后有些人认为,哦,这些事不是证明我们美国性的重点。实际上,我把我们的美国身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我想,‘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来帮忙。我能理解有些人并不认为我们的美国身份是理所当然的,但那不是我的本意。”

杨安泽接着回忆起他在竞选总统期间说过的一句话,他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巧妙的竞选演说要点:从选举角度来说,除了纽约州和加州,其他州的亚裔美国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如果所有亚裔都收拾行装搬到新罕布什尔州,就会有数亿美元投入到针对亚裔的广告中。在我看来,他的观点是,亚洲人相对缺乏政治权力是数量和地理不集中造成的,而不一定是种族主义造成的。

但在杨安泽目前的竞选中,亚裔美国人确实占了很大比重,所以竞选方式需要改变:不是以恰好有台湾父母的普通美国人的身份来竞选,而是以一个能传递选举优势的身份来竞选。

纽约市有100万亚裔美国人,其中大部分是移民。根据2019年纽约市政府贫困衡量报告,纽约市亚裔的贫困率最高,为23.8%,高于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居民,并且他们受到了疫情更严重的冲击。

根据非盈利性社会服务机构亚裔美国人联合会的数据,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亚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从3.4%飙升到25.6%,这是全市所有族裔中最高的。

这座城市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达到“模范少数族裔”神话的标准,似乎正是这个标准使他的专栏文章的建议变得可行,我问他,当他通过这个新社区开展竞选活动时,他的想法有没有任何方式上的改变。

他对这句话又是嗤之以鼻。

他没有等我把问题问完,就坚持说:“文章的主题不是我们应该证明我们是美国人,而是‘我们应该做更多。’所以如果这就是我们要传达的信息,我们应该做得更多。现在,确实有些人在某些情况下,做更多比较困难,甚至是不现实的。我当然同意你的看法,我们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社区,我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

然后他又转向说:“不过,我确实对大家说过的一件事是,看,我现在算是个政治人物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父母也从不在家里谈论政治。跟一代移民父母比起来,我的父母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不会说出,等你长大后要去竞选公职之类的话。”

这是杨安泽对他的亚裔美国同胞说的话:看吧,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参与政治,那么你也可以。

他接着说:“我并不生气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不参与政治的人。但我确实认为,我使命的一部分,就是动员亚裔美国人社区的人,把政治视为我们应该关心的事情。”

杨天生乐观,政治家的工作就是推销希望。他把做一个“正常人”作为自己政治品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过,我发现自己对一个悖论感到奇怪:杨安泽试图超越自己的身份,却不知怎的就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亚裔政治家之一。这个来自威彻斯特郡、埃克塞特学院和常春藤盟校的千万富翁,真的能体会到亚裔美国人的丰富经历吗?

然而,话又说回来,矛盾的是,任何一个亚裔都可以真正代表亚裔,都是真实的亚裔。

无论富有或贫穷、高等教育还是文盲,超级国际化或几乎不会讲英语,数以百万计的亚洲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从几十个国家搬来美国。当你身为教授的父母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借以躲避战后的台湾,就像杨安泽的母亲;或失去一切,成为难民,像我这样;或者只是希望更好的生活,周旋于各种法律中,有禁止他们的法律,如1924年的时候,也有对他们友好的法律,如1965年的时候。

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的人生并非不真实,只是他们就是他们而已。

但是经过近六十年的努力,出现在美国,从郊区的小飞地,到大城市的唐人街、韩国城和小西贡,无论是努力同化还是不同化,亚裔美国人现在都在计划创造共同的政治身份。而杨安泽,不管他是否准备好了,都要背负起这个责任。

在早些时候的采访中,我问杨安泽,为什么他以前从来没有真正深入地讨论过,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他说:“主要是没有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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