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的作者Stephen Mihm分析了消费者价格指数到底与现实经济有多大的联系。
美国东部时间周二，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了最新的通胀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其客观态度类似于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最新气温报告:
今年3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创下2012年以来最大涨幅，3月份通货膨胀加速。随着经济复苏，通货膨胀率上升。
19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收集有关生活成本和物价水平的数据，以解决华盛顿围绕当时最具争议的关税问题的冲突。民主党人希望取消在战后成功补充了国库的税收，而共和党人，其中许多人代表喜欢保护主义的国内制造商，则成功地提高了税收。
国会寻求一种数据驱动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一僵局，要求劳动局，当时是联邦官僚机构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开始收集批发和零售价格的统计数据。政府可以说是使用加权平均来编制总体价格指数的先驱。例如，如果燃料消费占平均家庭支出的20%，而服装消费仅占5%，那么这些商品价格的任何变化，都将根据它们在总支出中所占的份额加权。
不幸的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利用这些第一批指数中的不同解读，来推进他们的特定政策，这让第一任劳工委员会委员、统计学家卡罗尔·赖特感到震惊。到了1895年，赖特开始质疑整个计划。
“收集和分类与生产成本有关的统计数据，”他写道，“在某些方面困难重重，几乎使统计方法失效。”
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努力，在1904年发布了他的第一份物价综合报告，当时正值经济萎缩、工资下降。这导致许多在19世纪90年代赞同赖特的说法的民主党人，又反过来指责他在选举年伪造有利于共和党人的统计数据。劳工领袖后来也指责他的报告，低估了生活成本的增长。
当消费模式成为衡量罗斯福新政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时，劳工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监督了新的“生活成本”指数的创建，试图承认向电器的转变和一系列其他发展，还将其关注点扩大到英语、白人、男性为户主的家庭之外，这确实是早期指数中的一个严重偏差。
新的数据比以前的版本更科学。但更多的数据就需要更多的解释。这意味着政府的经济学家，发现需要他们的发现转化为政策建议。这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处在影响实际上是政治决策的地位。
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这样的决定都围绕着增加工人阶级消费的愿望，理想的情况是，通过提高集体协商来保证更高的工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价格指数服务于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当价格和工资在战时飙升时，罗斯福宣布通货膨胀为“敌人”。他的政府立即开始利用CPI来为工资增长设定上限，以防止价格失控。工会叫屈，引用他们内部的经济学家的解释，声称该指数严重低估了通货膨胀。在整个战争中，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工会通常处于失败的一方。
在战后时期，通用汽车等大公司将新的CPI纳入了与工会谈判的合同。工会称其继续低估通胀压力，而商界领袖则持相反观点。
商界很快获得了重要的盟友。一群经济学家再次推动对CPI进行全面改革，他们认为CPI实际上夸大了通胀。他们敦促统计学家关注更新、更便宜的商品和技术的引入，以抵消现有商品价格的任何上涨。
像乔治·斯蒂格勒这样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用“效用”来定义价格指数会更准确，这个术语被选择来取代早期思想相似的经济学家使用的一个更模糊的词，“满意度”。
这个想法是为了摆脱衡量价格的固定一篮子商品和服务的统计方法，比如认识到消费者在面对牛肉等高价时，可能会很容易地转而购买鸡肉。
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关于定义消费物价指数的争论一直在进行，恒定效用的方法部分地（尽管不是完全地）取代了确定价格的旧方法。尽管存在争议，而且定义效用是一种内在的主观行为，但CPI还是成为了最重要的统计数字之一，比美联储用来确定通货膨胀目标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还要被更广泛地引用。
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贫困战争期间，CPI被用来定义福利支付水平。社会保障金很快也归入指数化，连同税收等级，但奇怪的是，最低工资却没有。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约一半的联邦预算直接或间接地与CPI挂钩。
事实上，过去25年关于通货膨胀的大部分争论，都是围绕着试图创造新的CPI衡量标准，特别是所谓的 “链式CPI”来进行的，这种衡量标准完全接受恒定的效用定义。
不变的是，这些指标显示出的东西总是对一方或另一方有用，比传统指数更低的通胀率。正如新政中的CPI指标为帮助工人阶级提供了统计弹药一样，链式CPI有助于证明，社会保障金和其他转移支付增长不高是合理的。它还被纳入2017年的税收法案，以确保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更快地进入更高的税率等级，增加收入。
CPI方法可能有其优点和缺点，但它们仍远比支持它们的政治论据更具原则性。随着拜登和民主党同僚打开支出的水龙头，共和党人将寻求最适合关闭水龙头的通胀数据。
价格指数的最初设计者认识到，这些数字只不过是模糊的近似值，正因为它们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用于政治目的。或者正如一种很直白的说法，“数字不会说谎，但说谎者会撒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