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Ling Liu在《纽约客》上发表了文章，科普了中国新的流行词“内卷”，反映了中国年轻一代所面临的超越极限的竞争压力，以及在这样的强压下苦苦挣扎的生活状态。
去年9月，北京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被拍到在夜间骑车，并在车把上支撑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工作。这段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不久之后，网上出现了更多其他清华学生的照片：他们无一例外坐在食堂的桌子旁，埋头于成堆的教科书下。
网络评论家们开始抨击这种疯狂的工作态度，并将这些学生称为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内卷化”年轻人。这位骑自行车的人成了一个表情包，“清华内卷之王”。
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大量博文批评了“精英教育的堕落”，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文章剖析了“大学生的堕落”。到了冬天，“内卷化”的概念已经蔓延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他1963年出版的《农业革命》一书中帮助普及了这个术语，他在书中分析了爪哇对人口增长和荷兰殖民统治的经济反应。
格尔茨的内卷理论认为，更大的投入（劳动力的增加）不会产生相应的产出（更多的作物和创新）。相反，社会会内卷化，表明了一个向内卷曲的过程，将其参与者卷入人类学家项飙所描述的“无尽的自我鞭挞循环”中。
项飙告诉我，内卷是“被束缚在竞争中，哪怕人知道这种竞争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永无止境地加速和进步，仿佛西西弗斯承受的诅咒（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位被惩罚的人。他所受的惩罚是：必须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每次到达山顶后巨石又滚回山下，如此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
去年春天，中国正在变成一个被内卷化困扰的社会这一观点在豆瓣上得到了重视，豆瓣是一个在大学生中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在一个名为“985垃圾”的讨论主题中，这些名校的学生都感到自己像“垃圾”一样的共同现实：焦虑、压力、工作过度、被困在地位竞争中。
跟帖的人纷纷哀叹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金融或数据分析，哪条路竞争更激烈？），批评逆天的考试难度（参加五次注册会计师考试都没考过），并对疫情后经济的扭曲感到悲哀时，这类的话题越来越多。
项飙说：“年轻人认为，如果他们想被当做是个人、获得尊严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并且，这条路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取得优异的成绩，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购买一套房子，并找到一个同样成绩优异的配偶。
内卷化的概念已经从大学校园蔓延到许多毕业生的下一个目的地。中国竞争激烈的科技行业。科技工作者已经开始感受到他们生活的内卷化：那些受雇于大型科技公司的人通常工作时间被称为 “996”。尽管“996”曾经是一种荣誉，但这个短语现在被说成是一种带有绝望意为的讽刺，并且已经有了升级版，如“007”（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在线工作）。
和学生一样，科技行业的从业者对商业界和政府的一个设想也越来越反感：科技部门在市场竞争和其劳动力的不懈努力下，将推动中国进入一个富裕和轻松的未来。
这种理想导致大学生在非人道的时间内工作，驱使年轻的农民工为美团打拼，美团是一家具有 “不成功便成仁”精神的电子商务和快递公司。它也是科技行业无情策略的代表，包括抹黑竞争对手和无耻抄袭竞争对手等手段。
是的，中国确实被技术改变了：只要在手机上轻轻一扫，人们就可以订购葱油煎饼送到家门口，并叫上滴滴司机去他任何想去的地方。面部识别相机在学校进行考勤，而算法则帮助分配工作任务。
但是，许多科技工作者在扩大和优化他们的生活后，他们感到自己也活得像个设备一样：可以替换，并被印上生产力的价码，没有什么更高的价值。
为了获得一丝喘息，一些人开始重温马克思主义，组织《资本论》阅读小组，重温苏联的左派革命歌曲。在互联网公司，软件工程师在编码托管平台GitHub上抗议他们的工作条件，分享他们不堪重负的时间表，并起草请愿书以改善现状。
另一些人采取了与硅谷辍学者类似的应对机制：辞职、加入偏远的公社、建立中国版的“火人”，以及发展一种“佛系”（本质就是冷漠和放任自由）的生活方式。
一些年轻的中国人还接受了“丧”文化——一种冷漠和虚无主义的态度。二十七岁的丧文化年轻人赵增良（音）在一篇代表文章中写道：“我今天想为社会主义而战，但是天气太冷，我还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吧。”
为内卷这样的病症命名是一种解放情绪的行为，也是治愈的一种方式。内卷症的问题是它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了。它是2020年最常用的中文词汇之一，并被用来描述各种事情。
我读过关于区块链、团队建设活动、物流业、MBA申请的内卷化。我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对内卷化的看法，马克思式的解读，甚至还有儒家的解释。
我了解到连打个网络游戏都有内卷现象，这是一种吸走了游戏精神，而只是拼命升级的玩家精神，还有婚姻市场的内卷，单身人士为越来越少的优秀伴侣而竞争。
与其像丽贝卡·索尔尼（美国作家）写的那样，让我们的话语“退化为意图模糊的泥浆”，不如让我们以更真实和准确的方式命名事物？如果人们把科技行业强加的残酷工作时间称为“企业封建主义”，把对送货员的苛刻要求称为一种剥削形式，会怎么样？
如果那些在电脑前辛勤劳作、精疲力竭的学生不是被内卷，而是借用已故大卫·格雷伯（美国人类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以对官僚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尖锐刻画而闻名）的一句话，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暴力”的受害者，那会怎样？
如果我们用一个更明确的术语来描述一个内卷的影响，比如说，“技术资本主义专制主义”，会怎么样？
去年12月，电子商务公司拼多多的一名22岁的张姓员工在半夜下班回家的路上晕倒在地，6小时后死亡，死因是过劳死。两周后，另一名拼多多员工在探望父母时跳楼身亡，据说是因为他批评公司的工作文化而被解雇。
面对大量的愤怒和不满，拼多多似乎对张某的死不屑一顾，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了这样一条评论：“谁不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换取金钱？”
内卷再次成为焦点，因为网民试图通过自己的角度来理解这两个年轻人的死亡。我忍不住在微信上看了一些帖子，标题是“拼多多员工死了，我们为什么会进入一个内卷化的时代？”和“拼多多模式下的职场内卷化”。
与剥削或压制甚至异化相比，内卷化被认为是事物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就像坏天气。你不能对一个抽象的概念指手画脚，也不能对人类学教科书中的一个古板的术语进行反击。
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内卷化问题与美国的残酷的功利主义没有区别。但中国的危机在其短视的严重程度和其诱导方法上是独特的。
年轻的高中生对单调的学校生活感到失望，他们不能轻易接触颠覆性的亚文化或探索其他生活方式，因为这些信息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低俗”或“不道德”，被政府禁止，以“促进正能量”的名义从数字领域清除。
外卖司机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条件，不能有任何的不满，也不能组织他的同伴起来反抗，因为他完全有理由担心自己会被拘留。
幻想破灭的上班族，非但不会采取行动，反而更有可能陷得更深。内卷是一个新词，它有助于保护一个旧的系统，以及那些操控内卷的人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