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Hessler（何伟）在《纽约客》发表文章，向我们描绘了中国积极为冬奥会做准备的生动画面，何伟作为一名滑雪初学者也体验了一把随冬奥会兴起的滑雪运动，那里的先进设备、专业的指导和游客的积极性给作者留下了深刻映象。
在中国各方面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夹杂着不融洽的政治环境带来的隐忧，作者采访了中国奥运会和国际奥运会的相关人士，多方面地展示了中国在这个微妙环境下的真实境况。加美编译，不代表本站观点。
由滑雪引发的伤痛
中国滑雪者和滑雪爱好者有一个微信群，微信群名字叫做“干瞪眼”，“干瞪眼”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进，要加入这个微信群，申请人要提交他们的姓名、居住地和需要的文件，比如X光或其他医疗报告之类的。
尽管有严格的规定，还是有少数人成功地进入了“干瞪眼”，并带了截图回来。2020年1月，一个叫瑞瑞的人，从一个名为“2018-2020年冬季疗养干瞪眼”微信群里中截了一些图片。
原本这个群是专门针对2018-19年的，因为很多人还没有从滑雪的伤痛中恢复过来，所以干瞪眼的时间被延长了。瑞瑞的截图显示，共有三百五十五名成员，包括北京的冯超（音，微信群涉及的所有人物名称均为音译），右肱二头肌撕裂；上海的丹丹，右脚踝韧带断裂；北京的子子，胸椎脱位和断裂，北京的小白，伤情太多，写不过来。
另一个叫大鹏的人也进入了这个微信群，并进行了统计分析。他向广大公众发出了一份两千字的警告，指出在滑雪受伤中，27%是下肢受伤，22%是上肢，14%是头颈部。大鹏建议爱好者们在滑雪前不要饮酒。
他还提供了一个建议，对于没有去中国滑雪山的人来说，这个建议听起来就像道家的格言一样神秘：”如果你是个新手，就戴个小乌龟，防止屁股摔疼。” （这里的小乌龟指的是滑雪初学者中非常流行的一款名为“小乌龟”的臀部护具）
在大鹏看来，受伤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1. 不良的心理因素
2. 准备工作不充分
3. 过度疲劳
谈到计划在中国滑雪度假，互联网并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地方。首先是口号。2015年，作为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的一部分，政府开始了一项提高冬季运动参与度的运动。官员们采用了一个共产主义风格的口号，虽然这个口号简短、直接，但有点吓人——“让三亿人进入冰雪世界”。
其次是评论。2019年12月，我的妻子莱斯莉开始选择与我们的双胞胎女儿进行滑雪旅行的目的地，她忍不住把她看到的一些网上评论发给我。作为家里唯一没有滑过雪的人，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将以50岁的高龄，在往后的任何假期，都得去中国教练那学习滑雪。
一名外国人在提到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时，在猫途鹰（注：TripAdvisor，国际性旅游评论网站）上写道：“有一车车的当地游客来滑雪，他们完全不懂滑雪（有些人穿着裙子滑雪），他们对滑雪毫无概念，也不付钱请教练，他们这样是很危险的。”
另一篇评论谈到了课程问题：“教练非常烦人，有一位教练一直追着我们不放，后来我们为了摆脱他，只好收拾滑雪板回家了。”
当新冠疫情迫使我们取消假期活动时，我并不是很失望。但是第二年，莱斯利在一位“绝望”粉丝的坚持下，重启了她的度假计划。
她选定了一个叫万龙滑雪场，万龙位于河北省崇礼县，该县将在2022年奥运会期间举办多项活动。莱斯利强调，万龙的评论基本上是积极的。但积极这事吧，有时候并不一定感觉更好。
一位女士在万龙的猫途鹰页面上赞叹道：“如果你发生意外，比方在滑雪时摔断了右臂，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五星好评）
“我在崇礼的医院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擅长处理滑雪导致的伤害”。
我们把行程安排在2月中旬，也就是传统的春节假期期间，当时中国奥委会计划为许多项目进行彩排。国际奥委会对笼罩在奥运会上的人权问题很少发表公开评论，尽管要求这样做的压力一直在增加。2月初，180多个人权团体呼吁抵制奥运会，理由是新疆的大规模拘留营以及香港和西藏的政治自由受到侵蚀。
还有一些与疫情有关的问题。自2020年3月底以来，很少有外国护照持有者被允许进入中国，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政策将如何在奥运期间进行调整。
去年夏天和秋天，中国控制住了病毒，大多数城市都没有出现新冠的社区传播。但是在年底，有一些零星的疫情爆发，作为回应，政府指示打工者在春节期间不要旅行，一些酒店要求客人出示新冠检测阴性的证据。
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我们都接受了新冠检测。政府医院已经制定了特殊节日的新冠收费标准，我们当地的诊所向我们收取了不到3美元的费用。
为了避免在机场和火车站遇到麻烦，我们决定开车去。从我们居住的西南城市成都，到中国北部的万龙有1300多英里（约2000公里）。莱斯莉转发的一篇评论中曾提到这种距离：“如果你飞了十个小时，再坐三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滑雪，那你就是个白痴。”
我在人到中年还未尝试过滑雪，原因有十多个。我在密苏里州中部长大，那里有一张流行的海报，上面写着“密苏里州滑雪”的字样，上面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人蹲在滑雪板上，旁边是泥泞牧场上的三头骡子。
此外，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干瞪眼”的主要候选人。我在新闻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哥伦比亚密苏里安报社做了六年的报童，1984年的一个早晨，我在骑自行车时摔倒了，左腿胫骨和腓骨螺旋形骨折，我的报童生涯就在那个黎明结束了。
2006年，在为本杂志报道长城的故事时，我被我的采访对象绊倒，左膝盖骨骨折。2014年，在开罗，我在逃离一场我本应报道的示威活动时，右脚的两根骨头断裂了。这使我成为行业内少数几个有与工作有关的骨折史的英雄之一，这些骨折史跨越了三大洲和四十年。
等等，还有更多，1977年，下巴骨折，1982年，尺骨和桡骨复合骨折，1997年，鼻子骨折，2004年，肩胛骨骨折。一些手指和脚趾骨折。为什么会不断发生这种情况？总的来说，有14处骨折，经过不屈不挠的评估，可以确定的前三大原因是：
1. 别人的错
2. 糟糕的基础设施
3. 设备故障
2007年，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后，莱斯莉和我搬到了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离特柳赖德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但住在度假村附近实际上是避免滑雪的好办法。
全家滑雪度假的条件总是不充分：一月份的每个星期五，当地的公立学校把所有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打包，发放有大量补贴或完全免费的缆车票，然后把孩子们拉到特柳赖德去玩一天。星期六，我呆在家里，给火炉喂柴火，而莱斯莉则带着女孩们参加一个儿童滑雪集训。
不过，我们回到中国后，家庭的不平衡就被暴露了出来。我是唯一不会滑雪的人，但也是唯一有中国驾照的人。2月中旬，路上没有几个人，在北方城市榆林的永昌国际酒店，在一个有35张桌子的巨大宴会厅里，我们是唯一的食客。
一位接待员告诉我，在三百四十一个房间中，有三十个房间住了客人。宾馆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肥皂盒切成两半，作为棉签的小支架，并将盒子贴在电梯里，这样客人就不必触摸按钮了。在我们旅行的三天里，整个中国只报告了一例新冠病毒感染报告。
在最后一天，我们驱车穿过内蒙古的一片狭长而贫瘠的土地。去年，在北京冬奥会的筹备阶段，该地区曾计划举办中国的全国冬季运动会。但由于疫情，运动会被推迟了，而一年后的今天，高速公路休息站的礼品店正试图卸下打着“内蒙古2020”字样的产品。
内蒙古2020款钢笔卖10元，手机套卖38元，U盘卖129元。所有的东西都有两个微笑的卡通人物，赛努和安达，穿着传统的蒙古服装，是两个还未派上用场的吉祥物。
我们在天黑后到达崇礼镇中心，此时开始下起了小雪。按照中国的标准，这个地方很小，只有三万人居住，而且在过去，它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区县城。
但是现在，这里到处都是建筑，镇上的广场上有一个巨大的银色滑雪板雕像。我们开车经过了名为“疯狂滑雪者”、“兄弟滑雪俱乐部”和“快乐之旅滑雪店”的租赁店。莱斯莉指着崭新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分院前的巨大灯光牌：运动医学。城里到处都是印有奥运口号的海报，有些还用了略显生硬的英语：“以绿色、共享、开放和清洁的方式筹备和举办冬奥会。”
在科罗拉多州和美国西部的其他地区，滑雪镇有一个标准的起源故事。通常，与一些破产的矿场有关，而且往往是一个有魅力的人设想了一个滑雪和旅游的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故事的走向有点夸张了，房地产的价格变得惊人，精品店出售无人需要的东西。
崇礼滑雪场的发展史
崇礼早期的发展包括这些基本要素：矿产、富有魅力的大亨、突然涌入的资本。但是，就像许多在西方熟悉的事物的中国版本一样，细节似乎已经被打乱并重新定义了。这就像阅读一份翻译，其中每个词的含义都被稍微改变了，直到最后，它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在四川省西南部，有一个偏远的地方叫石棉县。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四个姓罗的兄弟在石棉长大，他们的父母和许多居民一样，在国营石棉矿工作。他们的父亲负责监督机械维修；他们的母亲在统计部门担任文员。当罗氏兄弟三十多岁时，这个行业已经关闭了。但政府从未改变县名，即使现在，仍有十多万人居住在石棉。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最小的弟弟罗红正准备为母亲庆祝生日，发现在这个不发达的小镇上买不到合适的蛋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开一家面包店。生意做得很成功，他把生意扩展到其他城市。他与老二罗力合作，罗力曾在甘肃省的一所职业学校上学，是西北的一个偏远地区。
最终，罗氏四兄弟都在为这个企业工作，这个企业后来被称为好利来。
一开始，好利来的目标是西部和东北部的三、四线城市。时机很完美，在90年代，这些地方已经发展到许多居民能够负担得起像糕点这样的小奢侈品。今天，好利来在中国有一千多家分店，仍然是罗红的私有企业。据报道，其年销售额超过三亿美元，另有一个衍生的面包店Timicigi，由罗力控制。
2003年1月，作为在北京好利来公司总部工作的休息时间，罗氏兄弟去首都郊区的一座小山滑雪。那时，他们已经达到了打高尔夫球的成功阶段，但罗力一直不喜欢这项运动。四十一岁时，他想寻找另一种娱乐方式，第一次滑雪之旅让他迷上了。那个冬天的晚些时候，他去了韩国的宁平度假村。
当我在万龙拜访罗力时，他告诉我：“我意识到韩国的滑雪场很大，而且挤满了人，北京周围没有这样的东西。”
罗力和我在龙宫九楼的一个私人俱乐部见面，龙宫是他在度假村拥有的三家酒店之一。那天天气很冷，早上的温度是零下六度。在这个私人俱乐部里，一个6米多高的窗户俯瞰着三条极赋挑战性的滑雪道，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滑雪者和滑雪板爱好者正从陡峭的斜坡上下来。罗力评论说，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条件太冷了，风也太大了。
“因为我每天都在祈祷下雪”
他五十多岁，是一个英俊、整洁的男人，留着浅浅的胡子。他的标志性装束是全白的，我们见面时，他穿着一件白衬衫，一件白色羽绒背心，白色长裤，以及没有鞋带的白色高帮鞋。他有着娱乐业企业家的黝黑面孔，尽管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贵烟牌香烟，这也是中国人的另一种另类风格。
罗力告诉我，在2003年的韩国之行结束之后，他开车在北京西部的山区转悠，寻找潜在的度假地。崇礼离首都大约有五个小时的车程，有2000多米高的山，大量的人口迁出贫困的村庄。有人开设了一条带牵引线的滑雪道，当地的共产党官员告诉罗力，他们一直希望有一个有大想法的企业家。
那年夏天，他破土动工。他的初始投资超过一百万美元，第二年冬天，他开放了三条滑雪道。通常，只有40或50人出现在这里。在这一点上，罗力意识到，他的计算失误了。他设计了一个适合像他这样的人的度假村，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但这个国家其他人是新手。
罗力没有对万龙进行改造，而是鼓励下一代的滑雪者。十五年来，度假村的政策是，任何大学生都可以获得免费门票，整个季节都是如此，身高低于一米五的小学生也可以。
我的女儿在读四年级，没有支付任何滑雪费用。但是初中生和高中生没有资格获得免费滑雪票。罗力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些孩子需要学习，考大学。
他说：“他们没有时间做这个。”
罗力告诉我，2006年，该县书记李庆春说服省政府改变了一条原定计划中的高速公路的路线，让它穿过滑雪场。从北京出发的旅行时间几乎缩短了一半，很快就有其他大型投资者到来，包括两位马来西亚大亨。
他们建造了云顶度假村，与其中一位投资者在世界各地拥有的许多赌场同名。2015年，当中国准备申办冬奥会时，该地区的优势很明显，申办时规定，赛事将在北京和张家口之间进行，张家口是河北的一个城市，管辖崇礼。
崇礼现在有七个滑雪场，在上个滑雪季，有超过235万人来此滑雪。万龙滑雪场已经扩大到30条雪道，三条吊厢索道，三条吊椅索道，酒店总容量近两千人。
但罗力一直固执地坚持他的想法，即为中级到熟练的滑雪者服务，尽管他知道初学者的生意更好。他告诉我：“自2003年以来，我一直在赔钱。我问他预计什么时候能开始实现年度盈利，他吸了一口烟，说道：“也许在十年内。”
他解释说，中国人需要一段时间来提高滑雪水平。他说，到目前为止，万龙的总投资已经超过三亿美元，其中一半来自他自己的财富。另一半则是贷款。
我们见面的几天后，崇礼有人给我看了一段罗力在万龙餐厅收拾桌子的视频。我以为这是个在镜头下面，老板与员工一起工作的噱头。但在我们在度假村的一周里，莱斯莉和我每天都看到罗力在餐厅打扫卫生。
有时食客认出了他，要求他摆出照片，但通常他们并没有注意到。通常情况下，他独自在食堂的一个区域工作，那里的人已经全走光了。一天早上，我看到他在主缆车旁，堪称外面排成长队的滑雪者。
他说：“太拥挤了，我想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返现，如果我有什么补充问题想问罗力，我可以在一点钟左右，在食堂发现一身白衣的罗力，此时的他正推着一辆装满脏盘子的车。这是滑雪镇故事的另一个中国式转折：有远见的百万富翁从石棉的卑微开始，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滑雪场，然后故事的结尾是他在打扫桌子和擦拭地上的食物。
当我问罗力为什么总是穿白色衣服时，他说：“这是因为我每天都在祈祷下雪。”
崇礼在12月和1月期间的平均降水量约为0.2厘米。几年前，罗力投资了120台国内品牌的造雪机，每台一万美元。但他很快发现，这些机器太小了，他把它们扔进了一个仓库。
取而代之的是由两家名为TechnoAlpin和Sufag的外国公司制造的更大的造雪机，这些造雪机沿着滑雪道站在固定位置，每隔60米放一个。科罗拉多州阿斯本滑雪公司负责山地运营的高级副总裁凯蒂·埃尔特告诉我，她曾在2016年访问过万龙，对造雪机的集中程度印象深刻。她说：“他们一条雪道上有123台造雪机，这是相当惊人的。”
专业的教练、周到的服务、合理的价格
在到达万龙之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度假村对一个绝对新手来说是多么苛刻。我绝不是一个人，除了造雪机，在魔毯（magic carpet），也就是把新手带到最容易的山坡上的传送带周围，到处都是无知小白。
有时我看到，孩子站在租来的滑雪板上，父母或祖父母穿着休闲鞋和有跟的鞋子站在孩子的两边。大人们在雪地上走来走去，把孩子扶正；由于儿童可以免费入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消磨午后时光的好办法。
在魔毯旁边，警告牌上列举了人们不可以做的危险动作，其中一个牌子上画着一个看似在传送带上打盹的简笔画人物。
许多初学者戴着护具，护具由三个大的毛绒动物组成，可以绑在膝盖和后背上，以缓冲摔倒的影响。最常见的护具是绿色的乌龟，但也有棕色的熊，粉红色的猪，以及黄色的海绵宝宝。佩戴这些东西不必有任何尴尬，也不会遭到群嘲，这在中国各地的滑雪场很常见。
在万龙滑雪场，看到一个20多岁的看起来很时髦的滑雪者，穿着时尚的滑雪服，屁股上有一只巨大的乌龟，这并不稀奇。
对我来说，问题是当我过了魔毯初学者阶段以后该怎么办。在万龙，如果你想更进一步，你唯一的选择是长龙（Long Dragon），它有将近5公里，有一路段对初学者来说要求很高。这符合罗力的理念，而且很累人。第一天，我请了一个教练，他沿着魔毯教我一些基本知识。之后，我们乘索道去了长龙，那里有一个数字倒计时牌，上面写着，“距离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还有352天”。
我摔了好几跤，当我到达坡底时，我们离奥运会又近了一个小时，我时不时地停下来休息，教练坐在雪地上，抽着南京牌香烟。但他让我摆脱了麻烦，半天之后，我已经学会了一些转弯和停住的基本动作。
这是万龙最大的惊喜之一是，教学质量值得肯定。莱斯莉和女孩们已经是滑雪高手了，但她们还是报名参加了私人课程，当莱斯莉要求找一个能帮助她们学习雪道技术的教练，滑雪学校指派了一位名叫张超（音）的22岁年轻人。
张超观察了我们的女儿，做出了快速诊断，并指导她们进行一些调整。第一节课结束时，她们的转身动作已经非常流畅。在莱斯莉看来，张超的指导和她们在特柳赖德接受的任何指导一样好。
一天早上，我来到滑雪学校校长的办公室，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叫顾茂林（音）。他贴了一个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自我实现的需要
自尊的需要
社会需求
安全需求
生理需求
顾茂林作为中国科技行业的企业家，拥有一份漂亮的履历，他曾在日本富士通公司工作过几年，也曾在新斯科舍省的达尔豪斯大学学习商业。当我问他为什么转到现在的工作时，他解释说，他受到了2008年作为滑雪学校客户经历的启发。
顾茂林说：“我是受害者之一，我在万龙滑雪场摔断了六根肋骨。老师是一个省级青年队的退役选手，教练教我使用滑雪板技巧，这个本身很好，但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控制，那就很危险。我撞到了网架上。”
顾茂林告诉我，中国的滑雪学校的记录很糟糕。他说：“很多顾客都会受伤。”
他解释说，中国有雇用前国家和省级滑雪队运动员的传统，“他们的滑雪技术非常好，但他们不是教练。”
在万龙滑雪场，顾茂林对教练员进行了更好的安全培训，他们的人数通常在三百五十人左右。据新华社报道，到2025年，中国将有五千多所教育机构会包含冬季运动。
有恐高症的滑雪教练
教我女儿的教练张超是这些项目的毕业生之一。他在崇礼附近的一个村庄长大，他的父母是工厂工人。在十几岁的时候，张超在抖音上看到一些滑雪视频，认为这些视频看起来很酷。他说服父母允许他进入崇礼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习，该中心开设了滑雪教练课程。
张超从来没有尝试过这项运动，而且在学习的前半年也没有接触过雪，因为课程始于夏天，学生们学习理论，做体操，并进行长跑。张告诉我：“我在想，这有什么用？老师说，‘你到冬天就会知道了。’”
当张超被带到一座白雪覆盖的山顶时，他被吓坏了。他解释说：“我有恐高症。”教练告诉他，他有两个选择：要么滑下去，要么直接走人。渐渐地，张超在这项运动中表现越来越出色，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他住在崇礼市区的一个有八个人房间的宿舍里。张某通常每月赚取约1000美元，对于20岁出头的人来说，这是一份不错的工资。工资取决于客户的数量，万龙的几位顶级教练在旺季的月收入高达5000美元。在我们访问期间，全天私人课程的费用约为150美元，大约是旺季时特柳赖德价格的五分之一。
我们几乎每天都请张老师上课。我的女儿们很喜欢他：他技术娴熟、幽默，而且比韩国流行歌手还要可爱，他笑容灿烂，有一头亮蓝色的头发。大约100斤重的他告诉我，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扶着一位沉重的客户的同时，还得努力划雪。
在我最初的课程之后，我就跟着张老师学。第二天，他带我回到了长龙，那里的奥运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变成了：350天。
张老师指挥道：“三点一线！”
他指的是重量分配——脚踝、膝盖和肩膀。摔了几次后，他没收了我的滑雪杆。他严厉地说：“它们让你分心了。”
在我们第二次跑步时，我有了进步。在我试图转弯的时候，张老师喊道：“假装你的滑雪板前端有一块水果！”
我停了下来：“为什么是水果？”
即使过了很多年，我还是对中国人将所有的东西与食物联系起来而感到困惑。
张老师解释说：“不一定非得是水果，只要想一想你想要的东西，你需要在转身时向前倾。”
很快，我的滑雪边缘调整处理得更好了，但时不时地还是会摔倒。张老师告诉我放松，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很害怕听到“你该买个护臀乌龟了”这句话。
不过，在课程结束时，张老师似乎很满意。他相信，再训练个半天就差不多了。
严格的新冠把控，同样严格的舆论监控
每堂课结束后，我都会请一天假，开车在山里转悠。这些山峰多石且陡峭，山脚下有杂草丛生的农作梯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为了增加森林覆盖率和防止水土流失，政府进行了一次全国性运动，政府对退耕还林和在山区植树的农民进行了补偿。
在崇礼周围，村民们告诉我，他们收到了一笔统一的费用，通常是每英亩几千美元，同时还有每月的小额补贴。在这些地方，很少有人再认真种地了。
我驱车前往崇礼东部的一个山谷，我爬得越高，那里的村庄就越空旷。在一个叫二道营的地方，当地居民告诉我，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离开了，一些十几岁的孩子在张超上过的职业滑雪学校里学习。在更远的马庄子，人们估计有三分之二的邻居已经离开了。下一个村子，颛桥村，感觉更安静了。
在山谷的顶端，我到达了最空旷的定居点：奥运村。它由大约30座建筑组成，其中大部分是三层和四层楼高，围绕着庭院排列。外墙几乎已经完工，有米色的瓷砖，黑色的屋顶，以及光滑的玻璃阳台。
在这个偏远的、风又大的地方，村庄有一种海市蜃楼的感觉，一块信息板解释说，所有东西都是在计算流体力学模拟软件的帮助下设计和定位的。信息板还指出了其他有用的信息，在村庄的中心地带，“建筑物的迎风面和背风面之间的风压差不超过5帕斯卡”。
似乎没有人在工作，所以我进了几栋楼。我在黑暗的走廊里徘徊，经过一袋袋未混合的水泥和成堆的地板砖。在运动员的房间里，墙壁还没有完工，水管也还没有安装。半个小时后，我听到外面有小卡车的声音，我找到了一个工人，他正在拖运冰块和建筑垃圾。他说，其他人都会在几天后从春节假期中回来。他们被告知必须在六月底前完成村庄的建设。
其他奥运项目也都以夏季作为最后期限。在崇礼市中心，一家建筑公司正在为冬季运动博物馆和各种奥运仪式准备一个公园，门口的保安告诉我，他们必须在8月31日前完成所有工作。在公园的前面，有一张艺术家的效果图，上面有一片茂密的树林，一个基于奥运五环的大型雕塑，以及一个由玻璃和钢铁组成的未来主义建筑。就像我在崇礼看到的其他艺术品一样，它描绘的一切都覆盖在一层厚厚的新雪中。
那一周，奥运会的试运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越野滑雪、U型场地滑雪和跳台滑雪。这一切都不对公众开放，但有一天下午，我在崇礼的太舞滑雪小镇见到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
为了保持单向通道，走廊中间设置了交通路障，用于新冠病毒防控。在来崇礼之前，这名工作人员已经接受了两剂国产疫苗，现在，和其他参与活动的人一样，他每隔72小时就要接受一次检测。自疫情爆发以来，在崇礼没有一例感染报告。
开幕式定于2022年2月4日举行，我问这位工作人员，运动会是否可能被推迟。他说：“我们最近的消息是，它将按计划进行。”
他给我看了前一天晚上的半坡滑雪测试的视频。它类似于一个真正的电视比赛：广告横幅在赛道两旁排列，运动员们穿戴着看起来像真的一样的奥运号码布。
一位播音员用兴奋的声音演播赛况，其他人扮演观众，为每一位模拟参赛者加油。在品牌推广的天才之作中，中国人甚至在这个虚拟活动中出售了市场位置，他们为彩排找到了企业赞助商。
在酒店房间里，这位工作人员穿着一件蓝色的夹克，上面印有榆林羊绒和羊老大的商标，这些品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正在为第二天的活动做准备，研究一份长达65页的国际滑雪联合会关于越野滑雪规定的文件。打开的那一页的标题是“越野滑雪和长距离比赛的补给站”。
在中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严重损害的一年后，官员们似乎比往常更坚定地避免负面新闻。
1月初，在云顶度假村发生了一起死亡事件，当时一名速度极快的滑雪者撞上了埋在雪中的电线。网上出现了一些关于该事故的初步报道，随后便沉默了，据说警方要进行调查，但没有公布任何结果。
2月，在云顶发生了另一起事件。中国外交部组织了一次外交官旅行，参观崇礼的一些竞技场馆，乌克兰驻华大使在其酒店大厅里心脏病发作，他被送往北京的一家医院，在那里去世。
关于这一死亡事件的少数外国报道并没有提到奥运之旅，但是，当外交部护送下一批大使到崇礼时，中国一定会带来一个大型医疗队。
一位外交官在北京告诉我：“他们有所有这些心脏病的设备。”
这位外交官曾参加过一个前往小海坨山的部级旅游团，那里将举行高山滑雪比赛。崇礼的山坡都不够陡峭，不适合举行这样的比赛，所以中国的奥运官员选择了小海坨，一座位于北京西部荒野的偏远山峰。他们花了四年时间重塑这个地方，安装了7条道路、11条缆车和7条滑雪道，最大坡度为68度。
这位外交官告诉我：“它是按照这样的专业规格建造的，一旦奥运会结束，没有人可以使用它，除非你达到一名奥林匹克滑雪运动员的水平。”她说，
北京政府的一位朋友向她夸耀过这条滑雪道的陡峭程度，声称世界上只有两百个人具备来这里滑雪的技能。
滑雪带来的环境问题
大约十年前，中国媒体定期发表文章，批评三个娱乐行业的水资源浪费问题：滑雪场、人工温泉和高尔夫球场。当时，与这些行业相关的度假村正在北京周边兴建，而北京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首都的大部分自来水是通过管道从南方1000公里外的汉江输送过来的，通过一个耗资800亿美元的引水工程。
北京申奥成功后，关于滑雪行业的批评性报道基本上不再出现在中国媒体上。最近，在首都，我遇到了一位过去曾研究过娱乐业用水问题的研究人员。
他声称，由于缺乏个人兴趣，他已经结束了对滑雪业的调查，他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名字。他说：“我关于滑雪的研究从未产生过大的影响。”
他将滑雪场与高尔夫球场和温泉进行了对比，后者已经成为政府宣传更好的环保措施的目标。从那时起，许多这样的场所被关闭了，研究人员似乎对这个结果也很满意。他告诉我：“滑雪的用水量并不是那么糟糕，比高尔夫要少得多，也比温泉要少。”
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心态对任何活动家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小心翼翼地挑选你的战斗。而且，在经历了几十年主要依靠重工业和制造业的大力发展之后，人们倾向于将旅游业视为一种更好的选择。非营利组织“公共与环境事务研究所”的创始人兼所长马军告诉我：“那些持发展观点的人可以辩称，当地需要发展，他们要么依赖旅游业，不然就得依赖制造业。”
罗力曾告诉我，万龙在冬季的总用水量，包括造雪，是几十万吨。马军说，他的组织曾经记录过一个工业规模的染坊，每天排出四万多吨的废水。马军在谈到旅游业时说：“同样的使用量能产生更多的收入。”他还指出，由于严格的土地使用法和政府的审批程序，山区的商业发展往往受到限制。罗力还没有在万龙附近的山上开发公寓或滑雪屋，这是他难以赚钱的另一个原因。
在科罗拉多州，我对滑雪的矛盾心理部分来自于度假小镇的过分奢华，崇礼的某些方面也有类似的感觉。但是，中国的发展弧线在时间上是如此紧凑，以至于贫困问题往往没有美国那么抽象。在崇礼的村庄里，我没有遇到任何不支持滑雪业的人，甚至是那些农田被用于开发度假村的人。在他们看来，无论如何，政府都会收回他们的土地，至少度假村提供了就业机会。
当我提到环境问题时，包括罗力在内的许多人都显得有些茫然。在他们看来，环境问题就是一种服务，指的是让城市居民在户外运动时享受清新的空气，当然，当我向罗力询问万龙的用水情况时，他正在食堂打扫桌子，这给我们的交流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罗力的个人圈子被压缩了，在中国，第一代成功企业家的影响力并不大。万龙没有被选中主办崇礼的任何奥运赛事，部分原因是它不像云顶那样靠近通往北京的新高速铁路。但罗力来说，这并不重要，而且他也没有过多地谈到发展中国的竞技滑雪。
对罗力来说，万龙的重点在于社区，而不是民族主义、竞争、甚至商业。有一次，我问他是否后悔在度假村上花了这么多钱，他承认多年来这一直困扰着他。
罗力说：“后来我变得平静，我想，自从我开始在这里投资，我就带来了工作机会，北京人民不必去很远的地方滑雪。我的员工有工作，他们可以买得起房子和汽车，可以养孩子，可以结婚。” 他继续说：“我觉得我不应该如此自私和狭隘。我不应该认为不赚钱是令人沮丧的。”
他补充说：“你看，我是一个相当快乐的滑雪者，当我看到许多人快乐地滑雪时，这让我更加快乐。”
我们在万龙的一周里，莱斯莉和女孩们每天都在滑雪。这里不是特柳赖德，但她们并不觉得无聊，这里有几条大滑道，还有一些漂亮的路段，熟练的滑雪者可以经过树林。大多数时候，他们是由张超教的，当我看他的微信朋友圈时，我看到他经常发布与罗力一起参加员工会议的励志名言。
在我的第三节课上，山顶的倒计时牌上写着离奥运会还有348天。张老师把我的滑雪杖还给了我。最后，他的所有指示都得到了落实，我滑完了长龙，没有摔倒。
那天晚些时候，我又滑了一次，因为我答应了我的女儿们，这么多年后，我终于可以陪她们一起滑雪了。她们很有耐心：我们慢慢下山。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擅长这个。
但是，把自己想象成历史上第一个在科罗拉多州做了14年纳税人，然后在河北学会滑雪的人，感觉还不错。
冰川下的暗流涌动
2001年2月，我曾陪同国际奥委会检查委员会在北京参观的最后一天，作为该市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一部分。委员会花了一天时间参观了中国官员承诺建造体育场和竞技场的各个地点。每当我们的车队接近一个交通信号灯时，它就立即变成绿色。当时，北京只有两条地铁线，今天有20多条，
然而，这个城市在1993年的2000年夏季奥运会申办中失败了。
对于这两个最初的那两次投标，人权问题都很突出。但有一点不同的是，在2001年，即使是活动家团体也支持奥运努力。当时中国正处于对法轮功的镇压之中，但该组织的信徒们在国际奥委会进驻时没有举行抗议活动。
调查结束后不久，“天安门文件”的匿名作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支持申奥的专栏文章，该文件收集了有关1989年首都大屠杀的政府文件。标题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可以帮助改革”。
当年，我采访了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教授约翰·麦卡龙，他专门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和政治。麦卡龙与国际奥委会关系密切，前一年，他曾在该组织的改革委员会任职，他告诉我，该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将中国与韩国比较。
1981年，当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授予汉城时，这个国家是由一个军事政权统治的，但到了1988年开幕式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政治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奥运会促成了这一变化，部分原因是奥运会激发了媒体对韩国民主运动的密切报道。
2001年，麦卡龙告诉我，一些国际奥委会成员，以及中国政府中的重要改革派成员，认为北京可能会经历类似的情况。他当时说：“希望举办奥运会的人知道城里有2.1万名记者意味着什么。他们认为奥运会促成完全不同的事态发展。”
那次谈话整整20年零6天后，麦卡龙和我再次通过电话交谈。他告诉我，尽管他从未与其他人一样相信奥运会会给中国带来民主，但他对自己的相对乐观感到遗憾：“我回头看，我说，‘尽管我们当时理解的对西藏的政策很糟糕，我的上帝，看看现在。”他接着说，“还有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政策。我有点尴尬，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2001年，与国际奥委会和中国官员谈论北京申办奥运问题相对容易。当时，我采访了北京的副市长、国际奥委会的一名中国委员以及其他参与申报的各种政府人物，他们都强调了中国希望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愿望。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何慧娴曾经告诉我：“过去，我们是封闭的，所以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不多。”今年，北京2022年奥委会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要求我提交书面问题，并拒绝对人权问题发表评论。
国际奥委会也拒绝公开发表意见，一位发言人发送了一份该组织一直在向记者分发的官方的声明：“考虑到奥运会参与者的多样化，国际奥委会必须在所有全球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
麦卡龙告诉我，国际奥委会的这种沉默是从来没有过的。他说：“他们真的能在整个奥运会期间坚持对维吾尔族局势只字不提的政策吗？他们现在似乎认为他们可以。”
国际西藏网络的负责人曼迪·麦基翁，给我发了一封她所在的组织在2015年收到的国际奥委会的信，那是在北京获得冬奥会举办权前不久，信中说，中国已经向国际奥委会作出了关于人权、示威权利和媒体自由报道奥运会的权利等问题的“保证”。
五年多来，麦基翁和其他人多次要求国际奥委会澄清这些保证的性质，但该组织从未这样做。基翁告诉我，她在10月份通过视频会议与国际奥委会会面。她说：“说实话，这不是什么有成果的会议，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告诉我们，抵制是不起作用的。“ 随后在3月举行的会议也未能达成决议。
麦基翁和一些人权团体一样，支持抵制奥运会，但这种行动似乎极不可能。一位在北京的欧洲外交官说：“这事关重大。”他提到了中国进行政治或经济报复的可能性，“很多欧洲人擅长冬季运动，而且他们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3月，美国参议员罗姆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他反对全面抵制奥运会。虽然他支持运动员参赛，但他呼吁美国政府官员通过不参加开幕式和其他奥运活动来表明态度。
上个月，佩洛西赞同这种做法，呼吁进行外交抵制。奥运会期间最直接的抗议声明似乎可能来自于运动员，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扮演政治角色。
麦卡龙告诉我：“我真的很担心奥运当局会把这一切留给运动员。将会有个人抵制和个人示威，中国当局是否会把人拖出奥运村并驱逐出境？”
在2001年，外国媒体认为的2.1万名记者来到北京，在今天也是无法想象的。目前，大约有30名美国记者留在中国，政府去年驱逐了许多人，作为与特朗普政府对抗的一部分。
没有迹象表明对外国入境的疫情限制会放松，而且中国在为其公民接种疫苗方面明显缺乏紧迫感。表明中国领导人对过去一年半的封锁状态并没有太放心上。
罗力告诉我，11月，他被告知可以选择让他的万龙员工接种疫苗，但他拒绝了。他说，他的工人并不急于打疫苗。他说：“他们认为我们这里的情况很好，所以他们不想打。”
他补充说，他不得不为每支疫苗支付两百元人民币，所以他决定等待。他说：“听说最终会是免费的。”
考虑到罗力所花费的一切——大学生的免费缆车票，他的滑雪学校的技术产业负责人，以及很快被归入仓库的一百二十支造雪机，接种疫苗似乎不是一个优先事项。
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常见，在那里很少有人听说谁被感染了。政府的疫情战略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且在压抑的政治气候下，公民更不可能质疑在新疆发生了什么。
我几乎从来没有听到一个汉族人对这个问题表示好奇，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问题被外国媒体夸大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新疆很遥远，除了地理上的分歧外，还有语言、文化和宗教上的分歧，中国人与维吾尔人或哈萨克人成为好朋友的几率，可能比认识一个得新冠的人的几率还要低。
越来越多的活动人士将北京2022年奥运会称为“种族灭绝奥运会”。麦卡龙告诉我，他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将中国的复杂性简化为一个单一的问题，并且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北京，我与几位环保作家和学者共进午餐，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对这个政治时刻并不完全悲观。一位作家告诉我：“这就像一个被冰覆盖的湖，在冰层之下，有水流和运动。事情正在发生。但你从上面看不到这些。你能看到的只是冰。”
作为成都的一名大学教授，我有时会有类似的感觉。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发现我的许多学生的想法出乎意料地开放和自由，他们努力工作的意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我遇到的许多其他中国人身上，我看到了同样的奉献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从餐厅的罗力和万龙坡的张超到我附近的地方卫生官员，他们在疫情的早期阶段不知疲倦地工作。
这种能量对政府的防疫战略至关重要，它可能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同时创造了一种环境，使公民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疫情带来的心理压力。
但我也能在目击者对新疆集中营的描述中看到同样的品质：奉献精神、一丝不苟、关注细节，以及令人恐惧的效果。这个策略是零容忍：基本上，政府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就好像任何关于宗教或政治的独立想法都是一种病毒，应该用无情的手段去消灭。
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看到这个制度的这一面，这也是悲剧的一部分。在我们离开崇礼的一个月后，媒体报道说罗力出席了一个被称为中国七大滑雪场“大联盟”的会议。会议在新疆壮观的阿勒泰山举行，那里有三个大联盟的度假村。
在那里，这个行业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但我在万龙听到一些滑雪者在谈论这个问题。他们说，如果你想找到中国最好的天然滑雪条件，你应该去新疆。
作为万龙假期抗疫政策的一部分，该度假村提供免费的滑雪进场检测。在我们出发的前两天，我和我的女儿们滑行到魔毯山下，把滑雪板插进雪里，穿着靴子哐当哐当地走到测试室。几分钟后，我们又坐上了缆车。
开车回家的过程很轻松。在路上，我们在西安多待了一天，去看了兵马俑。这是我第一次去看，而且没有看到任何像外国人的人。在成都，我回到了大学的日常工作中，每天早上我开车送我的女儿们去学校，经过天府广场上竖立的数字倒计时牌。
今年8月，成都计划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且有报道称该市可能会与附近的重庆一起联合申办2032年夏季奥运会。
4月1日，国际大学体育联合会宣布，由于新冠疫情，成都的运动会将被推迟一年。倒计时牌被清除了，日、时、分、秒全部清零。在国际大学体育联合会的决定前不久，日本已经宣布今年夏天的东京奥运会将不允许外国观众入场。人们猜测中国也会效仿，但并没有任何官方宣布。国际奥委会在新疆问题上保持沉默。
每天，我开车经过天府广场，每天的数字牌都说着同样的话：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