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评论员大卫·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于7月1日发表评论，他认为针对孟晚舟的指控不该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筹码，而应该依照法律事实做出判决。加美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意见。

中国最近在华盛顿政坛上并不受欢迎，这是有原因的。周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活动中，中国发出了令人震惊的威胁，称中国的敌人如果挑战北京，将被钉在“钢铁长城”上。

拜登政府对这种狂轰滥炸的回应是，自己是在寻求法治，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的抨击相反。但是，当中国如此经常地忽视国内外的法律标准时，要兑现这种基于规则秩序的承诺并不容易。

这个问题的一个有趣的测试，是针对全球电信巨头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刑事案件，该案件已经悬而未决两年多了。2018年12月1日，她在抵达卑诗省温哥华时，应美国司法部的要求，被加拿大当局逮捕。美国要求引渡她，她面临向华为的银行汇丰银行隐瞒有关该公司在伊朗活动证据的指控，据称这导致汇丰银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此后，加拿大法院一直在权衡美国的引渡请求。那里的一名法官预计将在8月完成对证据的审查，并在今年年底前作出裁决。孟晚舟一直被拘留在温哥华，而她的法律团队则在加拿大和美国进行周旋。

这是一个政治案件，是美国正在进行的打击华为和其他大型中国电信公司的计划中的一个谈判筹码吗？中国方面当然是这样看待的。在孟晚舟被捕9天后，中国当局以间谍罪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即前外交官迈克尔·科夫里奇（Michael Kovrig）和商人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这两个加拿大人被称为“两个迈克尔”，他们被认为是中国试图迫使孟晚舟获释的人质。

特朗普不幸地给了中国充分的理由，将孟晚舟视为一场更大的权力游戏中的棋子。路透社在2018年12月11日的采访中问及他是否会与司法部一起干预孟晚舟的案件时，特朗普回答说：“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我都会做。” 

他说，如果他认为释放她会促成一项与中国的大型贸易协议，“我肯定会干预。”

这听起来不像是法治，而像是被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共同当作指导思想的交易性权力政治。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强化了这一印象，他在其回忆录《事发的房间》中写道，特朗普将孟晚舟描述为“中国的伊万卡·特朗普”，如果他能从中国方面获得让步，他似乎也乐意于释放她。

现在，拜登的司法部正在管理这个引渡案件，它仍然是一个政治烫手山芋。孟晚舟的律师已经与拜登司法部的官员讨论过此案，但没有迹象表明会达成和解。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对香港、台湾和维吾尔族采取高压手段，中国在国会山每天都变得更加不受欢迎。

不过，当涉及到华为时，重要的是要避免模糊问题。似乎很清楚的是，如果华为主导全球5G电信，它本身就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拜登政府持续了特朗普拒绝华为进入敏感的美国硬件和软件行业的要求是正确的。无论哪个政府执政，保持美国在关键技术方面的首要地位都是一个绝对的优先事项。

针对孟晚舟的案件，应该根据其自身的法律价值来决定是否成立，而不是作为这场更大竞争的代理案。她的律师对司法部的案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问题。孟晚舟的律师聘请的前国务院法律顾问约翰·贝林格(John Bellinger)作为专家证人，在2020年5月的一份宣誓书中认为，孟晚舟就华为在伊朗的活动向汇丰银行撒谎的指控“没有事实依据”，而且针对她的银行欺诈指控的宽泛程度“前所未有”。

根据现有的证据，检察官有信心在美国法庭上赢得定罪吗？

孟晚舟的律师与我分享了她在2013年向银行所做的PPT演示，她在演示中解释了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并断言华为在那里的运营“严格遵守了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制裁”，拜登司法部将需要向法庭证明孟晚舟犯了欺诈罪。这也是应该的。

我们面临着与中国的长期较量。如果这演变为一场针锋相对的现实政治之战，我们很可能会输。美国的优势应该在于，在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里，我们会按规则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