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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华裔候选人董晗鹏:政治让我有归属感,对种族歧视绝不退让

文 | 沈小花

当董晗鹏13 岁随父母从上海移民到加拿大时,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现在回想起来,刚来加拿大那几年,他的记忆是“灰色的”。

直到19岁时,他作为志愿者第一次接触到了加拿大的选举。

他说:“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年轻志愿者少之又少。但华人移民确实有困难需要帮助,我也看到他们当时遭遇的一些不公。于是我向议员反映情况,这些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这让我产生了一种使命感。”。

这次经历成为他日后走上政坛的星星之火。从竞选志愿者、自由党党团幕僚,历经省议员、国会议员,董晗鹏成为加拿大政坛为数不多的华裔面孔之一。

加拿大现任国会议员、自由党候选人董晗鹏。图源:加拿大议会官网

“大多数政治家都很健谈,而我更愿意聆听”, 董晗鹏说,“我从政治中找到了归属感,因为可以尽最大可能帮助到弱势群体,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首位中国大陆背景省议员,帮社区弱势群体发声

经过8年在安省自由党省政府担任幕僚的锻炼,2013年,作为政治新手,董晗鹏一路过关斩将,不仅拿到多伦多圣三一-士巴丹拿选区自由党省议员候选人提名,还在次年以超过9000票的优势击败该区担任省议员十余年的新民主党老将马基思(Rosario Marchese)。

这是董晗鹏和家人生活了十多年的社区,他也是首位拥有中国大陆背景的省议员。

从幕后走到台前,董晗鹏承担了为社区中最弱势群体发声的责任,提议制定了几项关键立法,包括为电梯维修等待时间设限。这是他在2017年春年前去探访社区的老人公寓发现的问题。

公寓里的电梯坏了,行动不便的老人们都不敢下楼出门。居民不无惋惜地告诉董晗鹏,有位老人在圣诞节前刚去世,就是因为医护人员无法使用电梯,而是花了一个多小时走楼梯将他抬到楼下,耽误了最宝贵的救援时间。

董晗鹏发现,当时安省没有任何法规来规管这些出故障电梯的维修时间。他说:“可能普通人觉得无所谓,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事关生命安危”。

为此,他咨询了电梯行业协会、认证机构、技术标准暨安全委员会(TSSA)、政府相关部门和加拿大最大的几家电梯公司了解情况,并提出可靠电梯法案(Reliable Elevator Act, 2017),建议对安省的建筑标准法和消费者保护法做出修改。住宅大厦的电梯出现故障之后,维修时间最多为14天,在长期护理机构或者是老人院的电梯出现故障之后,维修时间最多为7天。

法案中还提议对安省建筑法规作出修改,要求未来新开发的7层楼以上的住宅大厦时,将强制要求开发商对大厦电梯人流量做出分析,政府在开发商确保建造足够数量的电梯满足住户需求后才可颁发建筑许可。

董晗鹏走访老年人社区。图源:handong.libparl.ca

这一法案在时任省长韦恩的支持下通过。随着2018年安省保守党上台,政府对这一法案配套的法规迟迟没有下文。尽管已不再担任省议员,董晗鹏如今仍对该法案的进展持续关注。

他说:“现在多伦多地区的公寓越来越多,无论是电梯修缮还是住户容量问题,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切实影响。所以我还是在不断提出这个问题,我不希望法案成为一纸空文”。

临危受命跻身国会,与社区共度时艰

2018年,董晗鹏在省选中惜败新民主党候选人克里斯·格洛弗(Chris Glover),转而向多伦多市选发起挑战。福特政府承诺精简政府机构,将多伦多市选的选区从47个减到25个。董晗鹏认为此举并非出于预算考虑而完全出于党争,决定退选从商,加入一家提供智能家居系统的科技公司。

2019年联邦大选前夕,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自由党国会议员谭耕突然宣布退选,原本自由党在他所在的当河谷北(Don Valley North)选区胜券在握,现在陡增变数。党内的普遍意见,是希望推举一个和谭耕背景相近、并有丰富从政经验的新候选人,保住该选区。

董晗鹏回忆,那天他正在钓鱼,忽然陆续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鼓励他再次参选。“我回去和家人商量,我太太的一句话让我最终下定决心。她认为我还是从政最得心应手,帮助别人也是我的热情所在,那我就尽量试试,看看能走多远。”

董晗鹏很快在党内提名中胜出,并成功当选国会议员。

突然爆发的疫情给他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董晗鹏此前在市场营销方面的经验让他很快适应了新的沟通方式。通过每周邮件发送电子通讯,每两周在脸书上举办的虚拟市民大会(Town Hall),以及每月一份的纸质简报,董晗鹏及时了解社区居民的困难和需求,并向他们介绍政府的纾困政策,普及防疫知识。

董晗鹏在选区走访选民。受访者提供。

他说,上任以来,他已为选区内的科技企业、青年就业项目、老年活动团体、难民安置机构等争取到了约1200万加元的联邦投资。他也在遵守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在社区举办汽车电影之夜、停驻冰激凌车,这样不仅能直接听到居民的心声,也给大家提供一个重聚的机会。

他说:“疫情中虽然我不能时常和选民面对面,但我希望能通过听取意见和回馈社区,让大家感觉到我对这份工作的热忱,同时以工作成绩证明我的努力。”

敲门拜访选民,交流华人关心的问题

今年联邦大选中,董晗鹏以现任国会议员的身份出战,寻求连任。对于有着丰富竞选实战经验的他来说,一切都得心应手。他也再次走上街头,挨家挨户敲门拜访,解答选民关心的问题。

为了让选民放心交流,进入他竞选办公室的成员全部签署文件,证明已接种两剂疫苗(没接种或只接种一剂的工作人员可在家从事竞选相关工作);饮食由专人负责发放,确保符合卫生规定;他的胸前还佩戴了“我已完全接种疫苗”的徽章。

董晗鹏在选区举办竞选活动。受访者提供。

他表示,每一次面对选民都是一个“面试”的过程,有时他们决定投票,往往是因为候选人做的一件小事,或者说过的一句话。而候选人也不能期待每一位选民都能熟知各政党在每一件大事小情上的立场,“我能做的,就是努力地找到他们关心的问题,阐明我的立场,而不是一味在抒发政治理想”。

在华人选民关心的大麻合法化的问题上,董晗鹏表示,此前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联邦自由党政府内部也进行了详细论证,批准合法化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鉴于青少年中接触大麻比例较高的现实,对使用大麻非罪化,不仅可以防止青少年因一时无知的尝试而背上终身污点,还可以减轻司法系统的执法成本。二是大麻在工业、医疗和科学等方面的应用和研究此前受到限制,放松管制将有助于发现更多研究成果造福社会。

联邦宣布大麻合法化后,各省和地区政府会负责大麻的销售、分配以及定价。安省自由党政府原本计划通过省政府控制的酒铺(LCBO)渠道销售大麻,收入再分配到其他社会福利领域;而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却决定通过私有化体系销售,使得越来越多的大麻店出现在街头。

“当初保守党极力反对大麻合法化,现在又广发牌照,这显示了他们政策的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董晗鹏说。“今年联邦保守党的竞选纲领中,无论是育儿退税、免销售税,还是堕胎及财政预算方面,也都显示出了互相矛盾、前后表态不一的问题”。

而对于在华人中引发热议的青少年性教育问题,董晗鹏表示,他此前曾就此事咨询过一位权威的儿童心理专家。专家反问他:“如果没有在学校的性教育,年轻人的性知识从哪里学到?有多少父母是可以坐下来,坦诚地和孩子沟通这件事情?”

他认为,对于华人家庭来说,由于文化背景和代际沟通差异,很多父母并没有办法和孩子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话题。而如果学校不能教授这些知识,孩子就只能转向互联网,但是网上的信息真假难辨,更容易对他们产生误导。

他说:“学校的性教育不仅是对的,而且是必须的。很不幸,保守党把它包裹成了一个政治工具,激怒了一些比较偏激、思想保守的家长。”

坚决反歧视,客观冷静看待加中关系

董晗鹏说,在刚来加拿大那段“灰色”的日子里,他遭到过周围孩子的欺负,但当时的他并不能分辨这是否是对他华人移民身份的歧视,还是小孩子间的欺生甚至玩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躲开,避免激怒对方。

当选国会议员后,他的身份仍会带来有同僚有意无意的关注和审视。“每当保守党在议会质询中提出有关中国的问题,要求总理回答时,我发现有很多议员,包括党内的同事都会过回头来看着我。这有可能是善意的关切,但我当时的感觉却是,总理在回答质询,你们为什么来看我?这种刻板印象是根深蒂固的:因为我长着华人的面孔,所以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我有关。作为参政者,在中加关系紧张时,我们的处境非常尴尬”。

但是这一次,他不会再躲开了。他说:“作为一个华裔国会议员,我的选区里也有很多华人华裔,在歧视问题上我不会退让”。

董晗鹏在国会推动通过动议,启动一项关于加拿大反亚裔种族歧视的议会研究。图源:handong.libparl.ca

董晗鹏表示,保守党宁愿牺牲部分选票也要在对华问题上发表过激言论,这正在造成新一轮系统性种族歧视,久而久之,华裔甚至亚裔群体以后在加拿大的工作生活中,都会遭到毫无根据的怀疑和不公平的待遇,绝不应该助长这种风气。为了解决系统性的种族歧视问题,自由党在今年的预算案中计划两年内拨出1100万加元,用于扩大加拿大种族关系基金会的活动,其中也包括对亚裔歧视的打击。

而在加中关系方面,他借用自由党政府外交部长马克·加诺的议会秘书、当河谷西(Don Valley West)选区国会议员罗伯·奥利芬特(Rob Oliphant)的“4C原则”概括了加方的立场,即合作、竞争、挑战和共存(Cooperate, Compete, Challenge and Coexist)。

他说:“我相信华人会渐渐地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理性客观地分析这些问题,而不是盲目草率地跟从一些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