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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让全球家教行业都火了,但换来的不一定是孩子的好成绩

经济学人报道了疫情后世界各地兴起的补习行业,由于疫情迫使孩子们停课或在家里上学,对各类补习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长。专家们指出,即使在疫情前,这一行业也已经在增长,这是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竞争激烈的环境,而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但这也引发了对补习行业的许多担忧,包括加剧贫富差距,引起教师的腐败等。

居住在维也纳的芬兰人西娜·卡尔宾从未想过要花钱请人给她的孩子做家教。但后来在2020年初,奥地利的学校因为疫情而关闭。她和丈夫努力帮助他们7岁的儿子远程学习,同时还要做他们自己的工作。卡尔宾为孩子报名参加了由奥地利一家初创公司GoStudent提供的一对一在线辅导,想着他能上几个月课。一年半后,她的儿子回到了学校,而且还在享受每周一次的家教课程。他告诉妈妈,他很想继续读下去。

Photo by Compare Fibre on Unsplash 

随着许多国家新学年的开始,几个月的停课所造成的伤害变得越来越明显。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数据,美国的小学生在数学方面平均落后5个月,在阅读方面落后4个月。

在印度和墨西哥等地,几乎可以肯定造成的损害更大,因为那里的学校教育受到疫情的干扰更大。即使在疫情之前,世界各地的父母也越来越愿意为额外的课程付钱,希望提高他们孩子的教育水平。这场危机将加速这一趋势。

课外辅导行业,有时被称为“影子教育”,包括拥挤的补习班、一对一辅导和付费的在线课程。课程提供者从兼职教师到跨国公司。东亚的业务量最大:韩国约有80%的小学儿童参与额外的课程,90%的日本儿童在某些时候会寻求私人课业帮助。

然而,也有其他热点地区。在希腊,大多数离校生说他们上过私人课程。在埃及,大约三分之一的儿童在学校的头几年接受了额外的课程,在他们离开中学时,这一比例上升到超过五分之四。

在疫情之前,这个行业在富国和穷国都在增长。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1至16岁的孩子说他们曾经接受过私人补习的比例,从2005年的18%增加到2019年的27%(在伦敦是41%)。德国离校生中,说有类似情况的比例从21世纪初的27%上升到2013年的40%以上。在南非,2013年有29%的11岁和12岁的孩子接受辅导,而六年前只有4%。丹麦奥胡斯大学的索伦·克里斯滕森说,课外辅导在北欧曾经“几乎不为人知”,但现在,一个初具规模的行业也已经在这里兴起。

有几种解释。香港大学影子教育的权威人士马克·布雷指出,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儿童入学。从2000年到2018年,完全没有接受教育的人数下降了约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对班上第一名的竞争更加激烈。特别是在贫困国家,家长们担心,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学校教育的质量也在下降。为补习班付费是一种补偿方式。

更多的年轻人正在完成12年的学校教育。对一流大学名额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老式铁饭碗工作的消亡,使父母更愿意确保他们的孩子得到尽可能好的开始。

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的生育率已经下降了一半。小家庭使父母能够在每个孩子的教育上花费更多。更多的家庭中,父母双方都从事有偿工作。在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双亲家庭是这样的,而在1970年却还不到三分之一。这样的夫妇能帮助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减少了,也更需要有人照顾孩子。承诺对儿童进行教育的课后服务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Photo by NeONBRAND on Unsplash 

起初,疫情使家教行业的崛起急剧停滞。政府迫使补习班与正规学校一起关闭。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家大型辅导公司的老板说,生意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部分原因是危机导致他的许多客户节约开支。

GoStudent公司的费利克斯·奥斯瓦尔德说,在疫情开始时,家庭太过“不堪重负”,需要额外课程的人比平时少。一些地方取消了大型考试。美国大学允许申请人跳过标准化考试。考试的取消,自然对那些教孩子如何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公司不利。

然而,随着学校恢复到类似于正常的状态,家长对课外辅导的胃口似乎越来越大。那些本来就对自己孩子的前景感到焦虑的人现在更加担心了。

德里的一名家政工人桑吉塔·哈尔德说,尽管她的家庭收入减少了一半,但她为她14岁的儿子所花的辅导费是疫情前的三倍。她说,如果没有这些课程,那么自他的学校在去年关闭以来,他将什么都学不到。

Mathnasium是一家美国公司,以特许经营商的形式在十几个国家经营着大约1000个课后学习中心。公司员工埃里卡·乌普舒尔说,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新入学人数下降,但今年夏天高于平均水平。她认为今年秋天的入学率可能会比以往更高。

在英格兰东部诺里奇的一个辅导中心,提供由日本大型教育公司公文式(Kumon)设计的课程,孩子们坐在小巧的塑料椅子上,在小作业本上涂写。慈善工作者克莱门特·塔拉说,学前教育的中断是他开始带他的儿子(现在四岁)每周去见公文式辅导老师一次的原因之一(这孩子在其他六天都有家庭作业要做)。

朱米·乌东霍是一名心理健康护士,她很乐意每月支付200多英镑,让她5岁和7岁的女儿参加数学和英语课程。当英格兰的学校因疫情而关闭,有些时候,公文式的作业本成为了她孩子的全部。

Photo by:  Jim.henderson, CC BY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同时,疫情引起的失业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想成为家教的队伍也扩大了。GoStudent的奥斯瓦尔德说,在封锁期间,通过他的平台报名提供辅导的人数急剧增加。许多较贫穷国家的教师开始在学校关闭时提供私人辅导课程(在这些地方,一般不存在远程学习,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执行起来也非常宽松)。即使他们的日常工作重新开始,他们也可能继续从事有利可图的副业。

贫穷国家的许多儿童在廉价的私立学校上学,其中一些学校在停课期间已经破产。在印度,约有一半的儿童在私立学校就读;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自疫情开始以来,超过四分之一的儿童可能已经转去政府学校。巴基斯坦卡拉奇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扎希德·阿里·穆加尔说,在他的学校注册的儿童人数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二。因这种转变而失去工作的教师可能不得不依靠做家教来挣钱。

而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政府正在向私人辅导的供应者支付费用,让他们参与教育“补习”计划。这笔公共资金虽然是暂时的,但将帮助私人供应商扩大规模。疫情还鼓励教育行业对在线产品进行更多投资,并使家长和孩子们更愿意使用这些产品。各种在线教育服务的增长应该会让辅导更便宜,更常见。

私人补习班的蓬勃发展可以消除疫情造成的一些损害。最近在英格兰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疫情之前,学习公文式的课后数学课程的儿童在11岁时,比来自类似背景的同龄人领先约7个月。 德国波茨坦大学的史蒂夫·恩特里奇说,其他研究显示,参加高质量考试准备班的贫困儿童比富裕的学生受益更多。他说,这表明课后补习课程可以成为“缩小富人和穷人之间学习差距的工具”。这种差距因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

但在实践中,私人辅导可能会产生恶性影响。在许多国家,特别是较贫穷的国家,私人辅导很多是由政府教师提供的。有些人在副业上投入的精力比他们的日常工作还要多。腐败的教师把重要的信息从正常的课时中去除,迫使学生为额外的课程付费,或者只是暗示说他们会给那些不付钱家庭的孩子降低分数。

布雷指出,从私人辅导中获利的机会使得说服教师在偏远村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因为那里的家庭最没有能力支付额外的课程费用。

补习班往往也会扩大不平等。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慈善机构萨顿基金会发现,有34%的最富有的父母(根据是否拥有汽车和电脑、假期天数和家中卫生间数量等问题计算)曾经为额外的课程付费,而最贫穷的父母只有20%。

在世界各地,不那么富裕的家庭往往参加质量更差的补习班。如果糟糕的补习班让孩子们感到疲惫、压力或自满,就会造成伤害。印度的一项研究发现,接受私人辅导的孩子更有可能缺课,他们的分数与同龄人一样甚至更差。

当课外辅导如此普遍,以至于它开始被当成规范时,最大的困难就出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张薇说,中国的一些教师现在更可能建议学生向家教寻求帮助,而不是支持有困难的学生。

她说,一些顶级学校要求学生在学期开始前预习部分课程,这对许多家长来说就意味着雇用私人家教。这可能使学校的教学效率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高。学校面临着来自家长的压力,要求比平时进度更快。这使那些负担不起家教的学生处于不利地位。

Photo by: Yuya Tamai from Gifu, Japan, CC BY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家教辅导行业往往比受束缚的公立学校更快尝试新的课程、教学方式或技术。他们的实验也有助于有用的创新进入正规学校系统。但是,他们也会对另一些改革产生抵触情绪,例如对考试的改进,因为企业担心这会减少学生对服务的需求。此类行业壮大后可能也会影响教育之外的政策。中国政府相信,课外教育的高成本是中国家庭少生孩子的部分原因,这与政府的期望背道而驰。

7月,中国政府禁止在周末和节假日进行家教,并禁止家教公司盈利。随着需求的增长,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希望使获得额外教育的机会更加公平,而不是试图禁止它。日本和韩国的行动包括为私立补习班创造公共替代方案,以及推出实验性凭证计划,旨在防止最贫困儿童被拒之门外。

奥胡斯大学的克里斯滕森认为:“一旦影子教育变得根深蒂固,政府就很难遏制住它。我们必须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它最好的一面,并将最坏的一面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