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记者艾琳·陈·丁于10月21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一些千禧一代的女性在疫情后改变了花钱的方式。某些女性利用疫情的封锁期开始重新审视她们真正的需求，并且放弃了一些不必要的开销。而另一些女性，则是由于疫情的打击而被迫做出一些紧缩财务的选择，或者进一步的增加了储蓄。

卡罗琳·张在疫情期间意识到一些事情。在新冠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式之前，她花了很多钱来支付打车服务，和朋友一起去新的酒吧并购买饮品。但是在过去的18个月里，洛杉矶29岁的用户体验设计师张发现，她和她的朋友以及她的男朋友，其实并不需要每个周末都去酒吧或俱乐部才能让自己开心。

她说：“生活在洛杉矶，有一堆你可以花钱去做的东西，都是与酒有关的。所以我发现，由于疫情，我在饮酒上的支出已经大幅地减少了。”

张发现她的朋友们开始去彼此的家里做客，一起做饭，聊天或玩棋盘游戏，做这些事也同样有趣。她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张和她的男朋友尼克·柯尔特每天都会花30到60分钟去散步。即使现在许多娱乐场所重新开放，而且新冠的病例数也在不断减少，他们还是继续散步。

她说：“对于我的朋友圈来说，我们认为做什么有价值，以及做什么算是好玩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变化。感觉我们把很多在疫情之前所重视的事情抛在了脑后。”

经历了一场疫情后，使许多像张一样的千禧一代女性重新评估了她们花钱和存钱的方式。她们发现，她们现在仍然可以获得在2020年3月前（即疫情爆发，居家封锁令生效时）能够获得的几乎所有东西，但她们也可以放弃，甚至有意回避她们曾喜欢购买的东西和体验。

金融专家还注意到，在疫情期间，人们有意识地将支出和储蓄与价值观相统一。

金融服务公司晨星的行为科学总监莎拉·纽科姆说：“危机总会凸显一些事物，不是吗？在这场危机中，由于它是一个集体性的情况，我们中的许多人的优先事项，都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被揭示了出来。”

纽科姆说，疫情打乱了人们的习惯和规律，人们不得不去适应新的规律，比如在家工作、去找一个更好的职业、辞职照顾孩子、承担额外的工作、购买独栋别墅。其他人则要面对毁灭性的失业和被驱逐的风险，因为这场疫情尤其对有色人种女性的经济前景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纽科姆说，在疫情之前，女性已经面临财务风险，因为她们的工作酬劳通常低于男性（2020年美国的性别薪酬差距为1：0.84），而且她们经常需要花时间照顾孩子和父母。

纽科姆说：“女性已经有着脆弱的财务状况，如果她们有孩子或有需要在白天照顾的家人，那么额外的无偿劳动就会加剧，而我们的劳动力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因此，对女性来说，在疫情之前可能存在过的一些好转势头也已经缩小了。”

专门从事投资管理和财务规划的公司Financial Design Studio的首席执行官米歇尔·斯马伦伯格说，她看到在疫情期间，人们纷纷开始储蓄。美国商务部8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7月份的零售支出比上个月下降了1.1%，这表明德尔塔变体的扩散导致人们缩减了支出（尽管与2020年7月相比，零售支出仍然反弹了15.8%，当时大量的企业仍在停工。）

对于像沙赫纳兹·凯莱赫这样的千禧一代母亲来说，疫情迫使她终止了为孩子们计划的一系列活动。40岁的凯莱赫是一位家庭主妇，在疫情之前，由于她的丈夫每周都要出差工作，她自己和孩子们参加运动以及课外课程，让所有的孩子都有事情可做。

住在伊利诺伊州鹿苑的凯莱赫说：“我花了很多钱在自己的活动上，我有网球活动，还有孩子们的活动。我们过得忙碌且混乱，然后一切都停顿了下来。”

在疫情暂停期间，凯莱赫和她的丈夫没有把钱花在大量的外卖食品和孩子们的活动上，而是在他们的后院建了一条滑索。她说，他们会一起做饭。他们还投资建设了一个家庭健身空间，而不是每月在网球俱乐部花费1000美元以上。

凯莱赫说：“我的优先事项都发生了变化，当我们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有意识地做出决定，我们问自己‘这是值得我投入的东西吗？’。因此，随着一切重新开放，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被添加回来。”

纽科姆说，这场疫情揭示了谁已经达到了财务稳定的水平，而谁没有。对于那些收入下降的女性来说，疫情使她们倒退回了一个财务阶段：从财富积累到财富稳定，或从财富稳定到试图生存，或从试图生存到一片混乱。

额外的联邦失业福利和纾困金的终止，暂停驱逐令的停止，以及联邦学生贷款利息也即将解冻，这一切都增加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纽科姆说：“当这些项目停止时，突然间，所有的债务和这些款项的利息仍会到期，仅仅因为世界处于疫情中，并不意味着金融系统已经停止，你的债务人想要回他们的钱，房东想要钱，水电公司也想要钱。因此，如果钱没有到位，你就被困住了，这将使许多处于边缘的人陷入困境。”

她说，没有足够收入满足需求的女性将需要借钱并负债，并补充说，下一个选择是向社会服务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寻求援助。

她补充说，一旦女性能够支持自己，赚取足够的收入并开始偿还债务，重点就应该放在缩紧预算上，这样就会有所松动。

林达·纳兰霍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她在2020年春天失去了会计经理的工作，她增加了她的储蓄金额。

40岁的纳兰霍照顾她三个9至17岁的孩子（还有一个19岁的女儿独自生活），她说她再也不愿回想去年从储蓄账户中拿出最后150美元来支付电费时的感觉。

住在凤凰城的纳兰霍说：“这很可怕，因为我不知道下个月要如何付房租，如果我被赶出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我的孩子们会怎么样？有人会把我的孩子从我身边带走吗？谁知道会发生什么？这很让人沮丧。压力太大了以至于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我被财务问题深深困扰了。”

到12月，纳兰霍已经完全用尽了她储蓄账户中的5000美元，而且她知道她每周收到的240美元的州失业救济金将无法支付她的租金和杂货费用。幸好她在一家会计公司找到了临时工作。今年春天，她在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了一份长期的会计工作。

她说，现在，她不再把收入的3%存起来，而是通过一个应用程序，自动提取工资的25%，存入储蓄。慢慢地，她的储蓄账户开始向5000美元攀升，但她最终希望将这一数额提高三倍。

她说：“我一直告诉自己的唯一一件事是：‘我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我会竭尽全力避免我再次陷入那样的困境。”

这场疫情也向妇女揭示了其他价值。斯马伦伯格指出，疫情也增加了一些人的捐赠，特别是在纾困金被发放后。

对张来说，在疫情期间，由于布雷恩娜·泰勒和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引起的全国性的对种族问题的反思运动，促使她通过经济方式表示支持。张说，由于疫情，让她并不太愿意在抗议活动中游行，但她开始每月定期向一个专注于结束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的非营利组织捐赠25美元。

她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因为被感动而采取行动，我内心有个声音说 ‘受够了，有些事情需要改变’。因此，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可以采取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每月的捐款。”

对张来说，这场疫情不仅扩大了她的捐赠和社会意识，而且还让她加强了自我反省。

她说：“我想明白了，在我所拥有的东西之外，不要再去想得到什么。当你把所有这些东西：社交、工作或旅行，都拿走，你就只剩下自己了。对我来说，这是被迫呆在家里，被迫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问题的最大好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