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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海外停止煤炭项目的决定,可能迫使发展中国家向绿色能源转型

华盛顿邮报的克里斯多弗·谢帕尔德报道了中国宣布停止在国外建设煤炭相关项目的决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由于中国支持了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煤电项目,包括提供融资和参与建设,因此这项决定对仍在发展电网和经济的国家来说是沉重的打击。然而,这项决定也可能会有助于这些国家向绿色技术转型,这取决于其他富裕国家能否提供帮助。

对于越南的中央规划者来说,中国宣布不再在国外建设煤电项目的时机是很糟糕的。

9月初,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最新能源蓝图意外地牺牲了到2045年的可再生能源,继续选择严重依赖煤炭,这是导致全球变暖的最大温室气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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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越南领导人的批评信随之而来。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认为这项草案与政府所宣称的促进可持续能源的目标相悖。当地环保组织写道,如果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将使越南处于孤立状态,并在COP26气候谈判中“对越南代表团非常不利”。

在这场辩论中,作为燃煤发电机公共融资和建筑技术的主要来源,中国承诺不再在海外建设煤炭项目,这削弱了包括越南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几十个发电厂的建筑管道。

中国的声明被誉为10月31日至11月12日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关键气候谈判(即COP26)开始之前的一项重大突破。但是,这也使人们重新关注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诱使那些曾押注于化石燃料以推动发展的经济体,更快地采用风能、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资源。

即使较富裕的国家希望将碳排放降至零,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仍对制定类似的严格目标而犹豫不决,部分原因是这样做通常意味着放弃最容易获得的电力来源:煤炭。

这种不情愿的态度对于在格拉斯哥达成气候危机的能够达成的任何全球解决方案都是一个问题。在5月的一份报告中,国际能源署明确表示,立即淘汰煤炭对于在本世纪中叶达到净零排放至关重要,而这一目标被认为是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仅高1.5摄氏度的必要条件。

设想中的全球暂停开采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中国每年消耗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碳产量。作为在2030年之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的一步,中国领导人表示,中国将“严格控制”煤炭的使用,并在2025年之后开始逐步减少,但还没有直接禁止任何项目。

在中国境外,中国机构通过成为被日本和韩国银行放弃的电厂的最后贷款人,支持煤炭的继续使用。

在越南,在三菱公司退出南部沿海平顺省的Vinh Tan发电站第三阶段的2千兆瓦项目后,国家支持的媒体报道了与中国南方电网公司的谈判,南方电网将接管此项目。

据非营利组织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称,此项目是越南目前的计划草案中近19千兆瓦的煤炭产能中的一个,这些计划都面临着无法实现的高风险。项目的财政困难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本预计在10月中旬正式签署的越南电力计划不会到来。气候活动家预计,各界的批评以及中国领导人的决定,使得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变得不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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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非营利组织绿色创新与发展中心的公正能源转型项目经理阮氏恒(音,Nguyen Thi Hang)说,虽然中国此举的时机令人惊讶,但减少煤炭投资的趋势早已明确。

阮说:“电力部门的转型只有在与整个经济转型同时进行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但迄今为止,越南还缺乏将绿色发展放在首位的政治意愿和社会共识。但它肯定会发生,问题只是何时发生。”

如何用可再生能源取代煤炭的类似辩论也正在其他国家进行,这些国家一直是中国能源融资的主要接受国。自2013年中国宣布“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以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都已经准备好利用更容易获得的中国融资来升级电力部门。

甚至在中国宣布消息之前,由于煤炭的经济效益不佳,加上疫情引起的放缓,2021年上半年,中国自此项计划启动以来首次没有进行新的煤炭投资。

现在,中国领导人已经正式确定了煤炭时代的结束,北京的合作伙伴,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还在等待确认未完成的项目会发生什么。据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非政府组织全球能源监测(GEM)称,至少有40个接受中国融资或承包商参与的,计划中的煤电厂项目目前处于僵持状态。

GEM的煤炭项目主任克里斯蒂娜·希勒说,“中国这项宣布背后的风险是,如果煤厂得不到资金,各国可能就会转向天然气。新的天然气工厂再运行30或40年,也不会符合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

尽管发达国家对历史上大部分温室气体的排放负有责任,但避免进一步变暖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排放量仍在上升的国家内的情况。一项预测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到2050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上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将占全球排放量的三分之二,高于2019年的约26%。

希勒说,“我们现在谈论的是那些仍在建立电力系统的国家。他们正在问,如果我们想走全靠太阳能和风能的路线,有什么可借鉴的例子吗?真的没有。”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已经显示出转变的迹象,不再像以前那样随受援国喜欢,支持任何基础设施的发展模式。7月,在启动绿色“一带一路”伙伴关系后,中国政府发布了促进“绿色”外国投资的自愿准则。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兼职教授安吉拉·特里托说:“中国的新承诺应该重新平衡局势,使中国更多地界定什么对那个国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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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政府承诺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海外投资计划,最富裕的国家也面临着压力,需要做更多工作来帮助最贫穷的国家应对气候危机。

上海复旦大学范海国际金融学院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主任王珂礼(Christoph Nedopil Wang)说,协调这些相互竞争的计划,以加速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将是格拉斯哥气候谈判的一个关键部分。

王说:“由于不同的融资倡议的困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正变得更具有挑战性。如果需要能源转型的国家有能力进行选择,有竞争可能是好事。最难的地方是当各国收到各种混合的信息,使规划变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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