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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高估了人民对变革的渴望,他们只想让特朗普下台

金融时报的贾南·甘尼什发表评论,分析了为什么疫情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上的政治变革,大多数国家近期的选举都维持了政治上的现状,除了美国之外。拜登可能高估了民众对于变革的需求,因此在政治上遇到了难关。实际上,民众可能只是希望能回到相对正常的状态,并不需要大规模的改革。

Photo by: The White House,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历史是“一件接一件的该死的事情”,这句话说得很好,但非常可惜,它不是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是所有没有发生事情的总和。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并未向种族战争屈服,这是历史的一部分。大多数病毒未能使世界停摆是历史的一部分。自1945年以来没有发生核攻击,欧盟还没有解体,以上的每一件事都值得像所有实际发生的事件一样被研究。

历史性“未发生事件”的概念很重要,因为我们正生活在其中一个深刻的例子中。到目前为止,这场疫情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对政治的影响居然如此之小。在世界各地,国家面临着过多的死亡或对自由的限制,或两者兼有,却依旧维持着原有的政治统治,很少有政府因此而被推翻,甚至很少有人为此惊慌失措。

执政11年后,英国保守党在民意调查中仍然领先。特鲁多再次当选为加拿大总理。德国刚刚举行了一场几乎是自娱自乐的选举(民粹主义的另类选择党得票率降至十分之一)。马克龙被看好续任法国总统一职。在非民主国家中,没有一个主要的专制国家倒下。在世界领导层最突出的离职中,默克尔反正要退休了,日本的安倍晋三是因为健康问题。

这使得特朗普成为过去18个月中的政治“受害者”。即使是在这位前总统的情况中,也很难知道他的失败是否是疫情造成的,因为在疫情之前,他的民调就已经很糟糕了。2020年6月中旬,当他与拜登间的差距陷入两位数的劣势时,也正值他对“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的回应。那时,疫情已经开始三个月了。

也许,基于维持现状的考量,这种世界性的人员延续性是足够自然的。在如此多的动荡中,选民们绝不会乐见领导层的改变。比较难解释的是思想上的延续性。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当政府为停滞的经济提供担保时,笔者也是那些期待着向规模更大、更多的再分配式的国家持久发展的人之一。然而18个月过去了,随着账单的增加,这一目标正在逐渐消失。

拜登的总统就职后出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核心是他高估了变革的呼声。一个因为狭隘的目的,即让特朗普退休并让美国人喘口气而当选的人,期望得到太多的东西。民主党人指责党内的右倾参议员乔·曼钦和克里斯滕·希尼玛的拖延和消减了他的支出法案。但该党未能在2020年赢得明显的参议院多数,如果赢了,他们的不妥协本可以变得毫无意义。这应该是个初期的迹象,表明美国的脾性并没有那么革命。

在忽略希妮玛和曼钦,并向公众呼吁的过程中,民主党犯了一个奇怪的基本错误。它把民调中所说的“偏好”误认为是“重视”。的确,选民们喜欢几乎所有拜登关于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的所有想法。但是,他们关心的问题都没有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问题,或仍然存在的疫情那么多。(还有,越来越受人瞩目的移民问题。)他们需要的是即时的措施,而不是遥远的变化。

将疫情视为起始,也有着态度上的问题。在整个西方,有一些自作聪明的反对声浪,不准人们“回到”疫情前的世界,仿佛2019年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个新石器时代之前的地狱。仿佛你已经肯定,那是一个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的时代,就连拜登经济计划的名字“重建更美好”(Build Back Better)也假定人们正在回顾近期的历史时,会感到畏缩或颤抖。除此之外,这也是对他本人作为奥巴马的副总统,留给特朗普时代经济的一种隐性斥责。

Photo by: David Shankbone, CC BY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进步人士将资本主义的耻辱与公众对其替代方案的认可等同起来。可是西方的中左派在随后的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反对派状态。

在这种着急的态度中,有一个警告。是的,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税收和支出可能会增加一些,而且这情况并不仅仅是紧急性的,而会是持久的。但不再清楚的是,2020年是否已经加入了1945年(二战后经济的急速发展)和1979/80年(经济“滞涨”,新自由主义思潮崛起),成为经济思想的真正断裂点。但它与2011年(阿拉伯之春)或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和菲律宾的杜特尔特上任之年)相比,显然没有成为对政治机构的搅局年。

这个时代确实该被称为历史性的,但如此称它的理由却是错误的。如果拜登要挽救他的总统职位,他就必须睁开眼睛,去看看一切没有发生的事情有多么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