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Brands 和 John Lewis Gaddis在《外交》发表文章，作者以历史为镜，分析了历史上发生的冷战对现在的中美冷战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中美冷战与历史上的冷战不同的特殊因素是什么，以及这场冷战最终会走向什么样的结局。加美编译，仅供参考。
世界正在进入一场新的冷战？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指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竞争（广义的冷战），那么是的，因为这种意义上的冷战与历史本身一样古老，有些冷战变成了激烈的战争，有些则没有，没有任何法律能保证冷战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我们指的是狭义的冷战，则不是，因为它是这个术语的来源和普及。这种具体的冷战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从1945-47年到1989-91年），在特定的对手（美国、苏联和他们各自的盟友）之间，以及在特定的问题（二战后的权力平衡、意识形态冲突、军备竞赛）上。
现在，这些问题都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但也存在一些相似的问题，比如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争论的加剧、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日益明显的区别，但背景却完全不同。
美国和中国在上一次冷战的后半段是默契的盟友，现在他们正进入彼此对立的新冷战，这一点已不再有争议。中国领导人已经宣布了这一点，而美国两党罕见地达成了共识，接受了这个挑战。那么，以前的竞争（包括广义和狭义的冷战）对这场冷战有什么启示？
当然，相比过去，未来不可知，但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不可知。时间将继续流逝，万有引力定律仍将适用，我们中没有人可以超过我们的生理极限。
这些已知因素是否会影响正在出现的冷战？如果是的话，其中潜藏着哪些未知因素？修昔底德（古希腊历史学家、思想家）在24个世纪前警告说，未来将类似于过去，但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反映过去，虽然他认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场战争揭示了关于未来所有战争的永恒真理，但他也考虑到了未来的不可知和意外情况。
因此，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说明，我们这个时代规模最大的冷战——苏美冷战，以及其他先前的斗争，能够给中美竞争什么样的经验，以及如何从冷战的床上中复原。至于中美竞争的未来，是激烈的还是保持冷战的状态，这仍然是不明确的。历史能提供一个框架，使我们能够在不确定性中生存，甚至可能在不确定性中茁壮成长，无论21世纪剩下的时间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物理边界带来的好处
我们首先知道的是地理环境，大陆漂移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中国仍将是一个陆地大国，被一个古老的困境所阻碍。
如果为了寻求战略纵深，中国会试图扩大其周边地区，它很可能会过度扩张自己的能力，并引起周边邻国的焦虑和抵抗。如果它想养精蓄锐，就会从周边地区收缩，这有可能招来敌人。即使在高耸的边境墙后面，那些边界未定的国家也会感到不安。
与此相反，地理边境对美国有利。这就是为什么在1815年后，英国选择不去挑战美国在北美的霸主地位：即使对世界上最伟大的海军强国来说，维持跨越3000英里海洋的军队的代价也太大了。
地理条件给了美国人混合的霸权：控制一个大陆，同时不受阻碍地进入两个广阔的海洋，他们很快用横贯大陆的铁路将两大洋连接起来。这帮助它们发展了军事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从对手的吞并企图中拯救了欧洲人。
然而，为什么美国人在如此安全的位置上做出令人气馁的承诺？也许他们照了照镜子，对所看到的东西感到害怕，他们看到了跟自己一样的例子，一个主宰着大陆及海洋通道的国家。触发警报的是俄罗斯在1904年完成的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这个草率的项目很快就被战争和革命所取代。
但在此之前，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发出了预示性的警告，即对欧亚“边缘地带”控制可以催生新的、雄心勃勃的全球混合霸权形式。
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向帝国主义德国宣战时就考虑到了这个可能性，罗斯福总统在1940-41年将这一论点向前推进了一步，坚持认为（历史学家现在已经证实）希特勒的最终目标是美国自己。
因此，当美国外交官乔治·肯南，在1947年呼吁“遏制”一个胆大妄为的二战盟友苏联时，他有长期的历史可供借鉴。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引起了类似的关注。一带“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铁路和公路网络”，“一路”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上航线，如果全球继续变暖的话，这也将包括北极地区的航线，这条航线由“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好处”（即各国的基地和港口）来支撑。中国正在寻求空前规模的混合霸权，德国人和俄罗斯人从未尝试过将这样的野心与如此具体的内容结合起来。这给我们带来了第一个未知数。“一带一路”对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
中国领导人的世界秩序
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有一个显著的记录，即那就是控制海上的力量挫败了那些想要在岸上取得统治地位的力量：首先是英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对法国，然后是英美联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两次对德国，接着是美国领导的联盟在下半叶对苏联。地理和治理之间的关系很清楚，这足以成为我们的第二个认识。
大陆（北美除外）倾向于培养专制主义者：在地理上无法确定边界的地方，严厉的掌权者声称有权利和义务这样做，无论是对对抗外部危险还是维护内部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是自上而下颁布的，而不是自下而上演变的。但这就要求这种政权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他们不能像民主国家经常做的那样，分散责任，像苏联这样的专制政体如果失败，就有可能从内部被掏空。
冷战后的中国，为了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同时又不允许民主。因此，他们推翻了他们认为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最大错误：允许民主而不确保繁荣。这种最新的“正名”（中国自古以来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来调整名称的程序），直到最近似乎都成功了。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进行的市场改革巩固了对政权的支持，并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典范，人们曾普遍认为当下的中国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但中国没有这样做，而是正在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藐视国际法律规范，并鼓励“战狼”外交，这些举措似乎都无法赢得或维持盟友。在国内则强制推行正统观念，粉饰历史，并以过去俄罗斯和中国的皇帝可能赞赏的方式压迫少数民族。最重要的是，试图通过废除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来确保这些逆转。
因此，我们的第二个未知数：为什么当下的中国要撤消改革，同时放弃平衡的外交手段，来让中国崛起呢？也许是领导人害怕退休的风险，清除一个对手，这些风险就会增加；也许是意识到，创新是有必要的，但它也会激发自主性；也许担心日益敌对的国际对手不会给无限的时间来实现目标；也许认为普遍存在的世界秩序概念本身，与上天和革命理论相抵触。
当下的中国，也可能是设想了一个以威权主义为核心、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期望技术将使人类的意识变得透明，就像冷战时期的卫星使地球表面变得透明一样，或者认为这么做并不会疏远外国朋友，认为中国内部的期望会促使中国保持上升的态势。中国领导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智慧、精力和对细节的关注都在增长，相信只有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才能最好地提供这些优势。
但是，如果中国领导层真的相信这些，那么就忽略了承诺和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而这些差距长期以来一直是专制政权的障碍。因为如果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承认这些裂痕，你就会破坏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所必须依赖的绝对正确的主张，这就是为什么专制者优雅地退场是如此的罕见。
美国强大复原力的根基
美国的民主在承诺和表现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差距很大的时候，它甚至表现出了勃列日涅夫式的瘫痪。然而，美国与中国不同的是，对政府的不信任是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确保了一个重心，国家可以在任何危机爆发后回到这个重心上来。
其结果就是进化生物学家所说的“间断平衡”：一种从不可预见的环境中迅速恢复的韧性。
注：间断平衡是一个演化生物学理论，认为有性生殖物种可在某一段时间中，经历较为快速的物种形成过程，之后又经历一段长时间无太大变化的时期。
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对权威的尊重贯穿于文化中，但当权威失效时，稳定被长期的动荡打断。在没有重心的情况下，恢复可能需要几十年，专制国家经常赢得短跑，但聪明的投资者把他们的马拉松资金放在了民主国家上。那么，我们所知道的第三个问题是，两个国家的复原力的根基是截然不同的。
这种模式从19世纪两场代价最大的内战中清楚地显现出来。1850-64年的太平天国叛乱夺去了约2000万中国人的生命，约占人口的5%。1861-65年的美国内战杀死了75万名战斗人员，占美国人口的2.5%。
然而，根据现任领导人的说法，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动荡，直到1949年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得以摆脱。但是美国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在19世纪末还加入了掠夺中国的行列（并从那时起一直都在这么做）。
抛开这种历史观中的准确性问题，我们的观点是，中国领导人越来越依赖这种说法和它所激起的民族主义，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中的一种民族激情，这种激情目前对政权有用，但可能不容易扑灭。
因此，我们的第三个未知数是，中国领导人能否像过去反复做的那样，开启和关闭这种内部愤怒？或者说，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对外部敌意的依赖上，正如肯南在1946年所说，没有外部敌意，斯大林就不知道如何统治。
肯南坚持认为，因为没有什么能让这样的政权放心，只有累积的挫折感才能说服斯大林，或者更有可能说服他的继任者，改变他们制度中最糟糕的方面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然而，这一战略取决于双方都不设定最后期限。肯南谨慎地指出，这对希特勒永远不会奏效，因为希特勒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由他自己的死亡决定实现目标的时间。
前一代领导人地给中国大陆政府100年时间来恢复对台湾的主权，现在的中国领导层已经不想将这个问题代代相传了，尽管还没有确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日期。尽管如此，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言辞增加了台湾问题可能导致中美冷战的风险，因为美国故意让自己的台湾政策变得不明确。所有这些都让人不禁想起1914年欧洲战争的情况：大国承诺的模糊性加上缺乏阻止矛盾升级的开关。
另一场漫长的和平？
只不过，在美苏冷战中，我们有一个可以借鉴的插曲：那场冲突是如何转变为“长期和平”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没有任何观点支持大国竞争可以和平解决。美国外交官约瑟夫·格鲁在1945年预言：”未来与苏联竞争是世界上最确定无疑的事情。”
是什么让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逃脱了这一前景，而这些情况在今天又有多大的意义？
一个答案是，那些年的历史带来的忌惮。鉴于大多数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很少有人愿意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这也有助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人，即使出于不同的原因，将时间视为盟友：美国人依靠时间来遏制苏联的野心，斯大林寄希望于时间引发自相残杀的资本主义战争，从而确保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一旦斯大林的继任者意识到他的计算的错误程度，要扭转政策已经太晚了。苏联在冷战余下的时间里一直未能赶上。
但是，如果对战争的忌惮随着对上一场战争的记忆而消逝了呢？这就是一些历史学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解释：一个世纪过去了，欧洲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现在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与他们前辈的伟大战争相隔了四分之三个世纪，这有什么关系吗？美国人在他们参与的“有限”和”低强度”冲突中拥有一些战斗经验，结果好坏参半，但中国人除了在1979年短暂进攻越南之外，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打过任何重大战争。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中国敢于发表“头破血流”的言论，可能是不确定战争的代价是什么。
历史学家解释“长期和平”的第二种因素是，核武器加重了人们对战争的忌惮，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如果冷战时期没有核武器的威慑会怎么样：那是一段没有发生的历史。但这本身就表明了各国对发动战争都缺乏决心，因为无论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说过什么，他们都不想为柏林而死。相反，他们接受了一个被墙一分为二的城市，在一个分裂的大陆中的一个分裂的国家里，任何宏伟的设计都不可能产生这么奇怪的结果，但它却一直坚持到冷战演变出自己的和平结局。
如果没有核武器的威慑，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因为只有核武器才能使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生命同时处于危险之中。
那么，华盛顿和北京呢？虽然近年有所加强，但中国部署的核武器数量还不到美国和俄罗斯保留的核武器数量的百分之十，而这一数量只是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高峰期所拥有的核武器的百分之十五。
这重要吗？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赫鲁晓夫在1962年取得的成就：尽管在核武器方面处于九比一的劣势，但他阻止了肯尼迪在猪湾事件后计划的对古巴的入侵。此后，美国一直生活在一种异常状态中，任由在自己的周边有一个共产主义岛屿，这个岛屿自称是加勒比海的影响力中心。
注：1961年4月17日，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发动了一次失败的入侵。猪湾入侵标志着美国反古巴行动的第一个高峰。
今天，美国使用核武器保卫台湾岛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台湾对北京，比古巴或柏林对莫斯科更重要。然而，这种不靠谱可能会使中国以为可以进攻台湾而不会遭到美国的核攻击。中国不断增强的网络和反卫星能力可能鼓励了这种想法，因为这些能力带来了突袭的可能性，而冷战时期的侦察能力几十年来似乎已经减弱了。
那然后呢？如果中国大陆占领了台湾，将如何处理？这个岛不是香港，不是一个容易控制的城市。也不是克里米亚那样一个基本默许的人口。这个地区的其他大岛——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会引发一系列反应的多米诺骨牌。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的美国，也不可能像中国人以为的那样“坐视不管”。美国对台湾的“暧昧”态度意味着保持选择的开放性，但不排除任何反应。
美国的反应之一可能是利用中国强行扩大周边地区所带来的过度扩张，这是曾经也是困扰莫斯科的问题。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对苏联来说很简单，直到捷克人向他们的占领者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感到“解放”时，军队的士气就骤然下降。
勃列日涅夫主义承诺在“社会主义”可能面临风险的地方，采取类似“布拉格之春”的行动，对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它所带来的恐慌多于对他们的安抚，特别是毛泽东，1971年，他秘密地计划向华盛顿“开放”。当苏联于1979年在阿富汗再次援引这一理论时，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盟友了，也没有什么盟友是它可以依靠的。
中国大陆现在对台湾的威胁，可能会对周边国家产生类似的影响，这些国家可能反过来寻求自己对华盛顿的“开放”。中国在南海的过分主张已经增加了这个地区的焦虑，促成了澳大利亚在核潜艇问题上与美国和英国的意外结盟，以及印度与印太盟友的扩大合作。
中亚人可能不会无限期地忽视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债务陷阱、环境恶化和苛刻的还款条件正在腐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俄罗斯是二十世纪初“心脏地带”担忧的来源，现在这个地区发现自己被中国在亚洲、东欧和东南欧，甚至北极的“边缘地带”包围。
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美国的单极化可能不会以不稳定的中美两极化而告终，而是以多极化的形式结束，这种多极化通过强硬的态度约束中国的自信。梅特涅（奥地利帝国政治家）和俾斯麦（第1任德意志帝国宰相）都会同意这种观点。一个狡猾的美国冷战者也会同意，他以他们为榜样，希望部署一个类似的战略。
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告诉《时代》杂志：“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如果我们有一个强大、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日本，每个国家都相互制衡的话。”
可能出现的几种意外
我们最后需要知道的是，意外是不可避免的。理论家告诉我们，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是完全处于控制之下的，战略可能会减少不确定性，但永远不可能彻底消除它：人类会犯错，即使是人工智也是如此。不过，也许可以从历史上的冷战中（特别是从苏美冷战中），推导出中美冷战中可能出现的意外的类别。
一种可能的意外是大国竞争领域的变化，双方都没有责任，但会危及到双方。美国总统里根在1985年与戈尔巴乔夫的首次会面中，声称火星入侵将迫使美国和苏联在一夜之间解决他们的分歧，这让他感到惊讶，核武器不是一样危险吗？火星人还没有到来，但我们确实面临着两个新的生存威胁：气候变化的速度加快和2020年几乎一夜之间爆发的全球新冠疫情。
两者都不是史无前例的，气候一直在波动，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有可能从西伯利亚走到阿拉斯加。修昔底德描述了公元前430年袭击雅典的那场瘟疫，新的是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些现象，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地缘政治对手能否合作解决这些深刻的全球危机。
苏美冷战表明，为避免灾难而进行的合作有时不需要明文规定：没有任何条约规定1945年后核武器不会再次用于战争。相反，生存危机带来了默契的合作，而谈判的形式几乎肯定会失败。气候变化可能会在中美冷战中带来类似的反应，即使迄今为止疫情只刺激了中国外交官的战狼行为。重点应该是对火星着陆的观点保持开放，不是欢迎五星的入侵，而是为了探索是否可以从中找到合作的契机。
出其不意的突袭是因为某个竞争者试图惊吓、迷惑或挫败竞争对手，珍珠港事件就属于这一类，而且永远不能排除情报失误的可能性。然而，冷战中最大的惊喜来自于极性的逆转，而毛泽东是这种逆转的高手。
当他在1949-50年向东倾斜时，他让杜鲁门政府措手不及，为朝鲜战争和共产党在亚洲的进攻开辟了道路。当他在1970-71年向西倾斜时，他使美国成为盟友，同时使苏联在两条战线上处于弱势，这是苏联再也没有逆转的一个劣势。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莫斯科的“开放”，有朝一日可能会使其与中国对立。最初的中苏分裂花了20年时间，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通过促使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建立相互排斥的关系来加速这一进程。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是靠自己与普京完成的，普京长期抱怨美国对俄罗斯的“遏制”，但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遏制”最终可能成为更大的危险。
另一种形式的惊喜来自于所谓的下属，而这些国家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下属。华盛顿和莫斯科都不希望发生1954-55年和1958年的离岸岛屿危机，台北的蒋介石和中国的毛泽东让它们发生了；共产党领导人沃尔特·乌布利希关于东德即将崩溃的警告，迫使赫鲁晓夫挑起了1958-59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
追求自己议程的小国在1970年代破坏了苏美缓和关系。埃及在1973年攻击以色列；古巴在1975-77年干预非洲；阿富汗的哈菲佐拉·阿明，据说他与美国官员的接触引发了1979年苏联自我毁灭式的入侵。不过，这些都不是史无前例的。修昔底德展示了科林斯 （古希腊）和科西拉在24世纪前对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类似行为。
在中美冷战中，“下属国”动摇的可能性很大：台湾海峡日益紧张的局势，既是近年来台湾政治变化的结果，也是华盛顿和北京有意决定的结果。虽然中国正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建立一个使其权力最大化的体系，但最终可能会由于不安全和不稳定的政权关系，建立起困扰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那种逆向依赖关系。这可能是一个动荡的公式：历史上充满了地方行为者卷入大国的例子。
最后，还有系统性的意外结果，冷战以一种当时没有人预料到的方式结束：一个超级大国及其伴随的意识形态突然瓦解。然而，有两位有远见的人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们是19世纪中期这一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
他们确信，资本主义最终会因为在生产资料和它所分配的利益之间的巨大差距而毁灭。一个世纪后，肯南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颠倒了过来。他在1946-47年坚持认为，生产资料和分配利益之间的差距，反而会导致苏联及其二战后卫星国的共产主义崩溃。肯南并不欢迎1990-91年最终发生的事情：即使对他来说，苏联本身的内爆也是对权力平衡的巨大破坏，但他确实了解社会内部的压力如何能让人大吃一惊。
没有人能够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新的地缘政治地震：地质地震已经很难预测了，但是，地质学家至少知道地震在哪里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加州会收到地震警报，而康涅狄格却没有。
专制政权的脆性，他们对自上而下的指挥结构的执着，是否使他们也同样脆弱？或者说，民主国家根深蒂固的顽固性，他们对被命令的抗拒，是否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危险？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来得更快。
战略与不确定性
这种“已知”、“未知”和“意外”的集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相当于三体问题的历史问题：鉴于可预测性和它的对立面共存，我们只有在看到结果时才能真正知道事情的走向。然而，战略的成功无法和不确定性相融，而未来并不缺乏不确定性。
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二战结束后为防止共产主义扩散而采取的冷战外交政策）的成就虽然并不完美，有时还败得很惨，但它确实成功地处理了自身的矛盾，同时为苏联体制内的矛盾激发争取了必要的时间，使这种矛盾爆发了出来。
它主要是通过将概念的简单性与应用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因为即使是最清晰的目的地，也不一定能揭示出达到这些目的地的路径。例如，可能需要与斯大林合作来打败希特勒，或与铁托合作来抵抗斯大林，或与毛泽东合作来迷惑勃列日涅夫：没有永恒不变的敌人。
武器集结也不总是坏事，谈判也不总是好事。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和里根都采用了这两种方式来改变他们的对手。肯南不相信追求遏制能够带来这种弹性，但恰恰是这种遏制确保了战略安全抵达其预定目的地。
遏制政策成功的第二个途径是将自发性视为一种力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既是欧洲的产物，也是美国的产物，与莫斯科主导的对手华沙条约组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欧洲之外，美国也没有坚持要求盟友在意识形态上保持统一。相反，其目的是使多样性成为对抗对手的武器：利用蕴含在独特历史、文化和信仰中对专权的抵制，作为对抗未来霸主野心的屏障。
第三项资产是美国的选举周期，尽管在当时看来这并不算是一种优势。四年一度的遏制压力测试使其设计者感到不安，使专家学者感到不安，并使海外盟友感到震惊，但它们至少是防止僵化的保障。
如果允许愿望超越能力，或者允许能力腐蚀愿望，任何长期战略都不会成功。然而，战略家们才能承认他们的战略不起作用？毫无疑问，选举是一种有利的工具，至少，它们总比除了年迈的专制者死亡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考虑手段要好，因为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他们的追随者无法知道。
因此，在美国，没有专门的外交事务，美国人如此明确地宣布他们的理想，他们更加生动地说明了背离这些理想的后果。国内的失败，如经济不平等、种族隔离、性别歧视、环境恶化和高层体制外的过度行为，都会展示给世界看。
正如肯南被引用次数最多的那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内部的优柔寡断、不团结和内部瓦解的展示对外部敌人有一种令人振奋的效果”。那么，为了捍卫其外部利益，“美国只需要衡量自己的最佳传统，并证明自己值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加以保护”。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就是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面临的最终考验：耐心管理我们民主的内部威胁，容忍道德和地缘政治矛盾，通过这些矛盾可以最有效地捍卫全球多样性，对历史的研究是我们为这个未来导航的最好指南针，虽然未来可能跟我们期望的不同，在大多数方面也不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