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反对堕胎,但我们已改变了主意

2022-05-13 23:03:42

纽约杂志旗下的Intelligencer网站编辑莎拉·琼斯(Sarah Jones)发表评论,当认清反堕胎权的右翼,其目标不是保护生命,而是维护等级制度后,她改变了最初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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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害怕青春期的到来。童年的纯真将成为回忆,而我将成为一件复杂的东西。

我说的是“东西”,而不是“人”,因为我站在那里,要眼看着自己的人性会变得支离破碎。

在12 岁的时候,我开始有点明白,对于我所在福音派社区来说,我的价值主要就是繁殖。

我的思想是次要的考虑因素,如果露出太多的皮肤,一点点锁骨或大腿,我就会成为周围男人的绊脚石。

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欲望和恐惧的对象,一个可以控制的东西。

外面是男人的地方,家里也是。我最多只能在丈夫的权威下,做一个孩子的中层管理者。

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某种权威。因此,堕胎是不可想象的,每一次身体的发育,例假的开始、乳房的成长,都让我更接近一种感觉,像是陷阱的命运。

我夜不能寐,祈求上帝推迟我的青春期。上帝没有听到,月经开始的时候,我隐藏了近两年。

童年的信仰,并不是我所在的教会所特有的,正被成千上万的福音派教会分享,并在基督教学校和大学(比如我最终就读的那所大学)作为事实讲授。

在上帝未能阻止我进入青春期大约十年后,我在脑海中建立了一种迟来的联系,基督教右翼对待妇女的方式,与其堕胎政策密切相关。那些认为我不配传教的人,那些认为我应该因为性别而服从丈夫的人,也认为我没有权利控制自己的生育。

我的欲望和需求并不重要,怀孕的风险也不重要。母亲身份不仅仅让人感觉是一个陷阱。

如果没有堕胎的选择,这就是一个陷阱。

右翼的目标不是保护生命,而是维护等级制度。

认识到这一点后,其他事实就变得清晰起来。右翼对 LGBTQ 权利的反对,以及对变性人身份的特殊敌意,都源于其对同一等级制度的承诺。

因此,妇女和 LGBTQ 人的诉求是重叠的。 一个群体的解放不可能存在,除非另一个群体的解放。然后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反对任何一种堕胎权利,或者LGBTQ人群的权利。

在右翼的控制下,我们谁都不会自由。

长期以来,生殖正义倡导者一直将堕胎置于更广泛的道德诉求之中。他们认为,堕胎权与获得食物、住所和保健的权利是分不开的。这种观点并不总是被当权的自由主义者所认同,在堕胎问题上,民主党人可能会谨小慎微,不愿疏远困难地区的选民。在像医疗改革这样的问题上,他们很少用一个声音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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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胎的权利常常被关于“获取与选择”的委婉说法所掩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医疗保健权上。随着最高法院对多布斯(Dobbs)案的判决日益临近,我尤其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缺乏权利的明确性。它冷酷无情,又软弱无能,我在那里找不到救兵。

罗伊(Roe)案的判决如此摇摇欲坠,我问自己,如果执政的那个党完全将堕胎视为众多道德善行中的一项,这个国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转变信仰的故事,从根本上讲与美国的权力有关——权力的形态、意义和恐怖,正如现在最高法院准备推翻罗伊诉韦德案所显示的那样。反堕胎运动必须抹去它无法解释的东西,尽量减少任何质疑它的东西,以便让胎儿优先于怀胎者。

像这样死板的观点,注定会与现实发生冲突。皈依不是信仰的丧失,而是信仰的转移。和我一样,其他的皈依者也发现,反堕胎的观点与现实生活的混乱和痛苦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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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瑟妮·海威格(Bethany Hellwig )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她从我就读的那所基督教大学毕业后不久,她的生活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过程。对于这位南方浸礼会牧师的孩子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个人旅程。海威格告诉我:“我要说的第一件改变的事情是我对 LGBTQ 人群的立场,因为我开始接受自己的性取向。我终于承认我是双性恋,这也是我的一部分。”。

她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是她最后重新考虑的问题之一,部分原因是她的个人经历。当她和她的丈夫开始尝试要孩子时,他们很难怀孕。当海威格流产的时候流了很多血,所以她去了急诊室,医生在那里进行了扩张和刮宫手术以去除组织。

尽管这个手术通常是用来移除流产的残留物,但它们也可以是选择性流产的一部分。

海威格说:“那是半夜紧急情况,我记得自己当时想,我不能做那个和术,因为这就是堕胎”。

尽管她知道自己的胎儿已经没有身影体征了,但她还是感到“内疚”,只是因为她做了一个挽救自己生命的手术。

她接着说:“我的一个朋友后来遭遇了宫外孕,进行了人工流产手术治疗,这样的事情真的开始改变我的想法。”

反对堕胎的积极分子声称自己具有生命关怀,但这种观点很难维持。胎儿可以是抽象的,但拥有子宫的人却不是。乔赛亚 · 索利斯(Josiah Solis)发现,一旦他知道有人做过堕胎手术,就很难反对堕胎,尽管他的转变并不容易。

作为一位传教士的儿子和十个孩子中的长子,他告诉我,父母是如此反堕胎,以至于他们收养了一对双胞胎。有一次,他打算效仿父亲的做法,离开在密歇根州的家,去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附属于盖特威教堂的国王大学上学。有一段时间,索利斯甚至在这个颇具影响力的大教堂担任了职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教会及其保守的意识形态渐行渐远。

和海威格一样,索利斯也是双性恋。

索利斯说:“当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同性婚姻的重要判例)的裁决出来时,我在教堂工作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我们都被告知基本上不要对此发表评论,因为这对美国来说是糟糕的一天,但这对我来说却是非常矛盾的。”

教会的枪支文化也开始困扰他,同样,教会对“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的反应,也开始困扰他。

他说:“我记得当时想,嘿,伙计,我还以为我们是保守派呢,从理论上讲,一名国家武装特工向一个人开了 16 枪,似乎很糟糕。然后我就想,哦,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小政府,不管他们想用什么术语来表达他们的信仰。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经济问题上,他也转向了左派,在 2016 年投票支桑德斯。但是他仍然坚持反堕胎的观点,直到他得知一名家庭成员进行了堕胎手术。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做过这种手术的人。他说:“我知道这个人并不邪恶,也不讨厌孩子,当然也不是什么激进的左派分子,但他处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做出了非常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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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转变是激进的。

在萨拉·爱德华兹(Sarah Edward)最早的记忆中,她三、四岁的时候,手里紧紧抓着一块牌子,街对面是堕胎诊所。她的父母把她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家带到那里,参加他们的教会的抗议。她说: “当时感觉,就像你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的一部分。”

后来,在她大约八岁的时候,她在衣服的领子上别了一个小金别针,上面有两只婴儿的脚。她的教堂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附近的教会在草坪上竖起了白色的小十字架,代表因堕胎而失去的婴儿,并与大屠杀相提并论。

她说:“我从来没听人真正提到过任何其他的道德运动。堕胎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最紧迫的道德危机。”

随着进入家庭学校之外的世界,她开始逐渐改变想法。当她的姐姐上大学时,爱德华兹开始阅读教科书,了解美国社会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尽管这些书与生育权利无关,但她把它们描述为“早期的激进文本”,将不平等描述为“系统的”,而不是个人的失败或罪恶堕落的世界的产物。

后来,她在 2008 年投票支持奥巴马,因为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与他意见一致,尤其是扩大医疗保健。至于堕胎,她补充说:“即使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私人的信念,而不是公共的事务。”

在一次旅行中,她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堂山分校读大一,有人直截了当地问她对堕胎的看法。她谈到自己之前的反对意见时说,“当他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不能再为这个问题辩护了,我羞于继续下去。”

在 18 岁时改变了她想法的问题,也是爱德华兹认为支持堕胎运动应该正视的问题,“有谁在支持终结堕胎呼吁的同时,做出了实际的政策改变以保护和支持孕妇及其家庭?为什么在所有这些支持家庭的争论中,男性从来没有被指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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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妹妹伊丽莎白 · 阿尔瓦拉多(Elisabeth Alvarado)也改变了对堕胎的看法,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堕胎是更广泛的自由化进程中,“最后一个倒下的筹码”。她现在生活在秘鲁,在那里堕胎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法的,阿尔瓦拉多了解到,堕胎禁令并不能阻止堕胎的发生。

她说:“取缔这种行为没有效果,有很多孩子生活在贫困之中,有很多堕胎手术。”

当然这是有风险的。在最近的 Facebook 帖子中,阿尔瓦拉多直接与她更保守的朋友和亲戚讨论这个话题。她写道:“了解到普通的堕胎患者已经是一位母亲,这有助于改变我的观点,尽管我自己的家庭和童年时期的教会社区确实收养了孩子,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孩子只是海洋中的一滴水。很难说服那些坚信反对堕胎是善恶斗争的人。我认为左翼可以将自己的立场框定为支持家庭。”

她更加清楚,如果没有医疗补助,她是不可能支付生育费用的,“我前两次怀孕时都用了医疗补助计划,有几个人在我的帖子后评论,‘你们说减少贫困,但我们不相信大政府。我们不认为这是支持家庭的做法’。”

也许从我的故事,以及类似的故事中,人们能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任何人都能争取自己的权利。基督教右翼是少数,但是凭借热情和精英联盟的结合,他们取得了布什诉戈尔案(2000 年美国总统选举计票纠纷所引发的法律案件)这样的关键胜利,也很可能赢得罗伊案的终结。

左翼应该愤怒,一种与右翼相匹配的激情,以及对组织的承诺。就一个目标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目标就是废除右翼寻求确立的等级制度。争取权利的工作将需要数年时间,这将是困难的。会有挫折和失败,就像正义一样,但实现自由是可能的。

你不可能说服所有人。我很清楚这一点。我的父母仍然相信胎儿已经是一个人,尽管当我告诉他们罗伊案的结束,不会是堕胎的结束时,我可以听到怀疑的声音,美国共和党似乎盯着避孕不放。

这比他们原想走的要远,在他们自己的运动中,他们正在成为局外人。很难知道是否会有很多像我父母一样的福音派人士,是否有许多像我曾经的女孩一样的孩子,在等待时机寻找出路。

我以为我已经逃离的世界,反而跟着我出来了,现在无处不在,成了一种压迫性的存在。

有时我感到它的手指在我的喉咙上中,但一切都还没有失去,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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