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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面临的新问题:政治性抑郁

2022-06-23 18:37:57

当世界逐步走出新冠疫情时,中国很多地方仍在各种管控中煎熬,而民众的心理健康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指出,在严厉的封锁和高压下,中国民众的情绪,从愤怒转向放弃和悲哀,形成“政治性抑郁”。加美编译,不代表支持其中观点。

在中国,对心理治疗的需求正在增加,这并不奇怪。以上海的居民为例,最近经历了几个月的封锁。现在他们可以自由行动了,但是仍然不断地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他们就会被送进隔离中心。

今年,大部分中国人都经历了某种形式的封锁。如果病毒没有造成足够的痛苦的话,那还有挣扎中的经济。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已经飙升至18.4%,是历史上最高的。不过,不要抱怨太多,以免国家注意到。

Photo by Xiangkun ZHU on Unsplash 

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人的整体心理健康似乎也在下降。在上海,自2009年以来,自杀率一直在上升。显然,那时候疫情对心理健康问题还没起作用。

作为最早发现新冠病毒的城市,武汉市2020年第一季度的自杀率(当时该市处于封锁状态),比一年前的同一时期高出79%。当上海在今年4月封锁时,一项调查发现,超过40%的人有患抑郁症的风险。在百度上,上海对“心理咨询”的搜索在当月增加了253%。

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在心理健康学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那个时代,心理学被宣布为非法,精神疾病患者被指责为缺乏革命热情。近年来,政府通过了促进心理健康的法律,并为自己设定了相关的目标,如治疗更多的抑郁症患者,增加心理健康工作者的数量。

但政府本身也成了问题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封锁和压迫导致了焦虑和抑郁症,党还试图利用心理治疗来影响顺从的、社会上保守的公民。

在某些情况下,还能看到历史的影子。例如,持不同政见者,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送入精神病院。2018年,网上流传董瑶琼在中国领导人海报上泼墨的视频,她还指控党的“思想控制”。然后,她就被穿制服的人带走了,塞进精神病院。

去年,李天天在网上对上海的一名教师表示支持,后者因呼吁对1937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官方死亡人数进行更多研究而被解雇。据报道,警察强行进入李女士的家,并将她带到一家精神病院,政府则反驳说她是自愿入院的。

通常情况下,国家的策略更加微妙。2008年四川地震后,心理治疗师被命令引导家长,不要去抱怨学校建筑质量差,导致孩子被埋。为了促进社会稳定,法院雇用治疗师说服寻求离婚的人(通常是女性多于男性),以保持婚姻稳定。学校的指导顾问因引导青春期男孩远离同性恋而获奖,同性恋与保守价值观不相符。

“如果我不小心,我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控制工具”。警方的一名治疗师告诉张鹂。张女士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家,她写了一本关于心理治疗政治的书,名为《焦虑的中国》。这位治疗师(张女士为该书采访的许多人之一)担心必须向高级警官报告她与病人的谈话。显然,这种方式不鼓励信任,更不用说治愈了。

合法的治疗师处于一个艰难的境地。直到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认证要求是最低的。江湖医生、奸商和缺乏经验的人从中受益。此后,中国废除了这一制度,但没有用新的认证程序取代它。张女士说:“难怪很多普通人不信任治疗师”。

Photo by Julia Taubitz on Unsplash 

即使是在政府机构以外工作的治疗师,也感到有压力要宣传“正能量”。在新冠疫情之前,媒体被要求宣传鼓舞人心的故事,而不是负面新闻。自从新冠疫情后,这种努力就开始超负荷运转。在武汉的封锁期间,官员建议开展“感恩教育”活动,教导居民感谢国家对病毒的管理。在上海的封锁期间,儿童为卫生工作者表演歌曲《听我说谢谢你》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同时,无数防疫工作者却闯入居民家中、杀死宠物和拿走居民食物,这样的网上投诉经常被审查。

心理治疗师将此描述为“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即国家试图让受苦的公民怀疑自己的感受。一个极端案例发生在5月,当时《文汇报》(一家国有报纸)的一名记者死亡。她写了一些报道,赞扬了上海的防疫抗争,一直到她去世。据说是心脏病发作,但一些接近她的人认为是自杀。

心理治疗师说,人们对不合理的政策的愤怒转为无助,这并不罕见。

“你能做什么?你很生气,但这是没有用的。”上海的一位治疗师说。“所以你就放弃了,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悲哀。”

长期以来,中国的活动人士对此有一个术语:政治性抑郁。现在许多普通人也在经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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