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伊》周刊（THE TYEE）描述了一个加拿大华人社群的团聚故事。在温哥华的科莫克斯河谷，有个叫坎伯兰的村庄，是北美最早的唐人街之一。那里的人们每年都会有团聚，迄今坚持了47年。

在温哥华岛的中段，一个酒红色的牌子召唤着那些驱车经过海岛高速路的人，去参观“传奇的坎伯兰村”。这是一个历史与现今交融的地方。

坎伯兰是老龄化的科莫克斯山谷中最年轻的社区。这里的年龄中位数刚超过39岁，时髦的商店依偎在有百年历史的建筑中。当地商业社区迎合了音乐家、艺术家、户外运动爱好者和年轻家庭的需求，他们来到这个曾经的煤炭小镇生活。

有些是被这里的房价所吸引，对一些人来说，在这里购买房地产可能比在BC省的大城市市中心更容易，而且更靠近大自然。

早期坎伯兰定居者的后代，与新移民在这个小而紧密的社区中交融。但是，仔细观察人口普查数据，就会发现缺少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对坎伯兰的历史至关重要的种族化社区，例如大部分在坎伯兰的煤矿工作的华人，现在分散到其他社区去了，他们的建筑几十年前就被夷为平地。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现在大约有十几个华裔居住在坎伯兰，但都与原来的唐人街都没有关系。

真正的坎伯兰华人社区核心，还坚持在温哥华举行年度团聚野餐，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47年。远在纽约和新加坡的人，都回来参加这个活动。

今年参加野餐的人是坎伯兰华人居民的后代，他们继承了曾经是加拿大最大的唐人街之一的精神，从1888年到1968年，那里都是中国家庭的家。

据社区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的高峰期，这里的人口约为1200人。根据黎全恩在1988年出版的《Chinatown: 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一书中所说，坎伯兰的唐人街是一个自治社区，有两个可以容纳400人的剧院。其国际影响力足以让中国革命家孙中山访问这里，温哥华唐人街的一个中国古典花园就是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

一场疫情后的重聚

今年7月，坎伯兰的华人社区重新团聚，聚会被亲切地称为 “45+2”野餐会。新冠疫情使2020年和2021年的年度聚会暂时停止。从技术上讲，这是第47次年度野餐，但由于疫情，这个团体自2019年以来没有聚会过。

组织者弗雷德·梁（Fred Leung音译）为活动揭幕，他站在接近80人的人群面前，对着一个小喇叭讲述了团聚的来历。1973年开始，四位前坎伯兰唐人街居民，比尔·周、哈罗德·林、罗肯和马金（均为音译）在温哥华聚在一起，决定每年举办一次团聚。1975年，第一次团聚野餐在斯坦利公园举行。2006年斯坦利公园暴风雨过后，他们搬到了东温哥华的河滨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地方。他们也偶尔在坎伯兰聚会。

人们都很认真的倾听，虽然他们以前也曾听过这些。每个人都带来了食物，他们正等着吃东西和更随意地叙旧。Timbits与点心和家常菜交织在一起。这群人多为老年人，但也有带孩子的家庭，他们在温哥华今年的第一个温暖的夏季周末开始玩耍。

人们从全省各地赶来参加聚会，这是新冠疫情开始后他们第一次野餐。在场的老人们评论说，自他们几十年前开始在这里聚会以来，公园里的树都长的很高了。

一些人穿着定制的坎伯兰唐人街T恤，这是多年前为筹集资金在坎伯兰唐人街所在地建造野餐亭而制作的。

在组织者的邀请下，三名坎伯兰博物馆的员工出席了今年的野餐会，记录口述历史。他们为社区带来了坎伯兰村面包店的甜甜圈和博物馆的家庭票。

我也在那里，当自己溜进一个亲密的家庭聚会时，感觉有点尴尬。几十年来，这些家庭被共同的历史凝聚在一起。环顾四周，我开始理解这个社区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

中国人什么都不是

特里·粱（Terry Leung音译）有想搬回坎伯兰的想法，但这不再是他的社区了。他在十几岁时离开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此后没有在这里长期居住。他的叔叔弗雷德搬到了安大略省西部，但在晚年回来帮助组织野餐。

弗雷德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说：“现在也没有什么能记得的，除了他们正在努力恢复历史遗址”。

梁氏家族，是在大萧条期间矿场开始关闭后能够留在坎伯兰的少数中国家庭之一。1953年，那里最后一个矿场关闭。

弗雷德家是第一个搬出坎伯兰唐人街，进入坎伯兰本土的家庭。

在7岁时，约翰·粱（John Leung）（特里的父亲和弗雷德的哥哥）开始在杂货店帮忙，以帮助养活这个11人的家庭。他在15岁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驾驶他父亲的卡车在科莫克斯山谷周围挨家挨户地运送货物。

约翰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半夜，一周七天。我们是镇上唯一的华人家庭。你不得不依靠白人谋生，这很难，中国人被人踩在脚下”。

在坎伯兰的煤矿，中国矿工的工资远远低于白人。煤炭大亨罗伯特·邓斯穆尔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矿工支付了人头税和通行费，并提供公司住房。在1910年代初，温哥华岛煤炭大罢工期间，邓斯穆尔以驱逐为威胁，雇用中国矿工作为罢工破坏者，当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反亚裔仇恨浪潮中。

约翰回忆说：“晚饭后，坎伯兰的白人居民会来打碎中国人经营的商店的窗户。中国人什么都不是，他们曾经把我们的名字说成’令人作呕’，我仍然记得他们”。

约翰说：“但我们没有选择。我们长大了，希望能活下去。甚至在我15岁之前，每个人都在依靠我来养活家庭的其他成员”。

在梁家，没有足够的暖气和热水。据《科莫克斯谷回声报》报道，约翰的两个姐妹死于肺炎。

不过，这可能比住在唐人街要好。一位参加团聚野餐的人记得，他们在唐人街的房子每年冬天都会因河水暴涨而被淹。唐人街建在一片湿地上，那是没人要的土地。有的建筑是建筑在精心抬高的地面上，被半咸水包围。

梁氏家族也是最后离开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约翰·梁是坎伯兰与唐人街的最后联系。作为坎伯兰商业界的支柱，约翰多年来一直担任商会的财务主管。他在1991年被评为坎伯兰的年度最佳公民。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约翰·梁最终于2014年离开坎伯兰，前往另一个地区本拿比，那里与家人距离更近。

复兴的华人历史

环顾四周的手工冰淇淋店、植物性的小酒馆和手工啤酒厂，今天的坎伯兰与煤矿关闭后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这个村子从1930年代开始进入长期的经济萧条。你仍然可以在这个1900年代早期的城市网格中心附近，找到原来的采矿小屋。

中国工人是第一批被解雇的矿工。没有了工作，这个小镇就枯萎了。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矿场关闭后，唐人街并没有坚持多久。1936年，一半的唐人街被火烧毁。小偷和破坏者翻遍了这些被遗弃的建筑，寻找可以带走或出售的外国古玩。

在村里试图获得保护所需资金的努力失败后，整个城镇在1968年被夷为平地，只有一个小木屋被重新安置在路边。一个枪支俱乐部使用了一段时间。今天，它的一部分被用作飞盘高尔夫球场。现在，除了一个野餐亭外，坎伯兰唐人街的其余部分只是蜿蜒的土路，上面点缀着小型信息牌。

坎伯兰博物馆和档案馆的馆长莉亚·塔勒（Lia Tarle音译）说：“很多人到坎伯兰后，对它的历史感到惊讶，它曾经是这个城市的唐人街和日本人区。但如果你只是开车在主干道上行驶，你永远不会知道，它曾经有多大，曾经有多少不同的社区在这里”。

塔勒于2020年开始担任馆长一职，当时正值博物馆进行大规模翻修不久，博物馆的几乎所有物理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塔勒说：“你不常有机会从头开始，用一张白纸建立起一个叙事”。

过去，博物馆的重点是坎伯兰的采矿和劳工历史，后来又增加了关于坎伯兰的华人和日本人社区的附属展厅。新的布局摒弃了这一点，而是将展品和信息分为总体主题，如土地使用、工业历史、抵抗和坚韧。科莫克斯人们和多年来定居在坎伯兰的不同文化群体的历史，现在以一种连续的体验来讲述。

塔勒说，这并不是没有挑战的。在纺织品部分，有一个空白区域来代表坎伯兰历史上的非裔美国人社区，而不是一个物品展览。“他们从美国搬来，而我们的藏品中与这个社区有关的很少，围绕这个问题的一些细节有点不太为人所知”。

塔勒指出：“这是我们想要努力的事情，即讲述这些不同社区的故事，而不仅仅是强调欧洲人的加拿大历史”。

博物馆是一个保存过去故事的地方。但它也是一个为现在保留空间的地方，社区可以在这里聚集并参与过去的复杂历史。塔勒说，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正在寻求与参观者进行“双向对话”，了解他们对什么感兴趣，以及公众从他们的展品中得到什么。

塔勒说：“与原籍社区的接触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只是从第三方的角度，在学术上去讲述故事。通过人了解历史真的很重要……这些是他们的家庭和家族历史”。

这个博物馆将在2023年6月，率先举办新生的加拿大华人博物馆的第一个巡回展览“A Seat at the Table”。坎伯兰博物馆将寻求与坎伯兰的唐人街社区建立持续的关系，以更好地讲述他们的故事。

这就是回家的感觉

林衣墨（Imogene Lim）定期从她在纳奈莫的家，来到温哥华的坎伯兰唐人街团聚。她从2001年开始参与坎伯兰的唐人街小组。她在坎伯兰和温哥华的唐人街都有自己的根。林衣墨说：“这是与你的根重新联系起来的地方，知道你来自哪里。当你基本上是在同化中长大的时候，只有当你长大了，你才会意识到你来自哪里的价值，以及它意味着什么”。

林衣墨告诉我，“如果我没有与坎伯兰相连，我可能会对自己的身份有非常不同的感觉。当中国人谈论故乡时，一个常见的起点是问一个人来自哪个村庄。我们的村子是坎伯兰”。

林衣墨补充说：“你是这个团体的一部分，你被认可了，这是回家的感觉”。

林衣墨说：“我总是很激动地看到一些年轻人，我记得成人了。他们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或者还在上大学，也会到这里来。在过去，是父母带他们来。现在，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一些人离开了，不可避免地要拍集体照，这是团聚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这一次也不例外，尤其是参加聚会的人地域分散，有些人是刚来的。

当大人们把孩子们安排成一排拍照时，一位组织者小心翼翼地展开一条被太阳晒裂的横幅，上面写着“坎伯兰中国城年度团聚野餐”。他开玩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它本身已经成为一件艺术品。

多台相机围着大家拍了又拍，每个人都想有一份记忆带回家。一些人很快就离开了，更多的人在晚上留下来，他们使坎伯兰唐人街的记忆，在他们搬走后的很长时间内仍然能存活下来，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