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营销教授Scott Galloway在大西洋月刊发文，批评了目前美国将众多科技富豪捧上神坛的迷思。他认为，这些“科技天才”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靠资本泡沫和权力控制而成为亿万富豪的，相信这些神话非但不能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福祉，反而有利于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我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那是20世纪80年代。就像同期的大多数分析师一样，我不知道投资银行是什么，只知道我们是资本主义雪橇的掌舵者，可以赚很多钱。

我们很少考虑金融在社会中所扮演的更广泛的角色。我们肩负着让资本主义物种的顶级捕食者——上市公司诞生的责任。我们被告知，这项经济使命是高尚的：我们赚钱是帮助别人筹集资金，这样他们就可以投资，这样他们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我当时并不欣赏这一点，但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在文化和政府政策上巩固了这种风气。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里根已经划出了战线：“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是问题所在。”

在他对美国衰落的描述中，劳工和政府联合起来压制股东，导致经济萎靡不振，威胁到成功的自由。里根迅速采取行动，结束了政府对美国经济实力的限制，包括对我们最有生产力的公民（即企业）征收高税收，对商业的过度监管，以及侵蚀资本主义根基的福利项目。

Gipper（里根昵称）抛弃了自由主义，代之以粗犷的个人主义和“做英雄梦的权利”。

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几年后，当我来到华尔街时，经济正蓬勃发展。在里根任总统期间，除了一年以外，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都在增长，通货膨胀率从14%降至4%。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下跌，但在股东价值上升的时代，却翻了一番。

商业新闻，特别是关于股票市场的报道，成为了大众媒体产品，并使道琼斯指数(以及后来的纳斯达克指数)成为我们主要的经济指标。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一种物质利益：由于401(k)退休账户、共同基金以及后来的互联网，参与股市的美国家庭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到三分之一，增加到今天的约一半。

但市场参与的广泛程度很容易被夸大。事实上，自从我第一次走进摩根士丹利的大门以来，我们所享受的巨额资本增值的分配一直极不均衡：最富有的1%美国家庭，拥有家庭持股的一半以上；最贫穷的那90%，只持有11%。

最富有的美国人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的？借助有利于富人的政策，同时减少中下层阶级的机会。

先从税法说起。出售公司股票所得收入的税率，低于工资所得税。这是穷人向富人的第二次财富转移：房主报税时可以扣除第一套房和第二套房的抵押贷款利息，而不那么富有的人则要支付不可扣除的租金。

这些转移向美国公众宣传的是如何致富，而实际上它们描述的是如何保持财富。这种信息是那些拥有89%股票的，只占社会10%的人，给你的洗脑。

在过去的25年里，有一个行业甚至在精英阶层中也崛起为主导，那就是大型科技公司。随着这个行业积累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实力，它将利润用于影响政策。2000年，科技公司花了700万美元拉拢议员。20年后，他们花费了近8000万美元，超过了商业银行业的6200万美元，接近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游说预算(1.12亿美元)。

尽管“普通人”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支柱，但里根革命的叙事需要一位英雄领袖。因此，当全球经济繁荣的浪潮让了大多数船只起航时，在美国，我们把崛起的功劳从劳动大众，转移到了那些领导这些大众的聪明的、瞅准机会的、或者只是走运的个人身上。我们给这些现代救世主取的名字是“创新者”。

我们推翻了旧的神，代之以对创新者的偶像崇拜。这种信仰深深植根于科技文化中。在科技界，成功是个人成就的结果，是勇气和天才的标志，这是一种信念。

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都是我自己的自我神话。我从一个单身母亲的孩子，变成了买得起私人飞机的人。显然，我是白手起家的，而事实是，我是美国制造的。我出生在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和地点，受益于许多好处，其中大多数是间接的。

硅谷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当然，这里存在着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它吸引的人力资本令人振奋，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硅谷的基础是建立在政府项目上的。计算机芯片、互联网、鼠标、网页浏览器和全球定位系统(GPS)都是用纳税人的钱，而不是风险投资诞生的。

虽然将这些技术转化为私人利润需要个人的远见，但这也需要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其他工薪阶层的数百万小时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我们拥有的最大政府项目之一，即公立学校的产物。

我们的国家曾经崇拜宇航员和民权领袖，他们激发了希望和同理心。现在，如今，美国崇拜那些创造了数十亿美元、影响金融市场的科技创新者。

为了证明这种赞美是正确的，我们把股东回报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因此股东是最成功的。我们赞扬科技的力量，因此科技获得了最大的权力。我们称赞那些科技组织的领导者们的天才。

我们偶像崇拜的例证比比皆是，甚至在公开交易公司枯燥的法律文件中也是如此。当苹果和微软分别于1980年和1986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上市申请时，它们的创始人都是真正有远见的人，是自己创建的公司的主导人物。然而，史蒂夫·乔布斯的名字在苹果S-1（上市）文件中只出现了8次；在微软的文件中，比尔·盖茨的名字出现了23次。

后来，亚当·诺伊曼出现了。

当他的公司WeWork于2019年申请上市时，亚当在招股书中出现了169次。很多参考资料都描述了他为从投资者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财富，而策划的复杂的自我交易。在提交S-1文件约一个月后，上市被取消，诺伊曼被解雇。

诺伊曼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对创新者的盲目崇拜在最近的上市文件中随处可见。金融技术公司Affirm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斯•莱夫钦在S-1文件中出现了131次；罗宾汉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弗拉基米尔·特涅夫在S-1中出现了109次。

大型科技公司CEO阶层的名字膨胀与工资膨胀相对应：全球最富有的10人中，有8人是美国科技公司的现任或前任首席执行官，他们的财富几乎完全由这些公司的股份构成。《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埃隆·马斯克，是其中最富有的人。从1990年到2021年，最富有的1%家庭在国家财富中所占的份额，从24%增加到32%。

做一家万亿美元规模的公司从来没有这么容易过。2018年8月，苹果成为第一家估值达到1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当时，公司最新公布的年收入为2290亿美元。2021年10月，特斯拉成为第六家市值达到1万亿美元的公司，其后来有所回落，但最近在2022年5月，它的估值再次超过了1万亿美元。

每家公司达到这一标准的收入都低于之前的水平。特斯拉以区区320亿美元的年收入，跻身四逗号俱乐部（指市值的数字之间有四个逗号，即达到万亿美元）。

在精英阶层的镀金豪宅之外，这个繁荣时代给人的感觉非常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一直缓慢。2021年，底层20%家庭的收入自1975年以来增长了12%，而顶层20%家庭的收入增长了95%。

是的，在某些消费领域，这些有限的美元可以买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东西——从来没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运动鞋出售（注：指美国一些低收入者喜欢买热门新款运动鞋）。但当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越来越严重地侵蚀着停滞不前的收入时，这只是冰冷的安慰。

这还不包括我的行业高等教育，给中低收入家庭带来的崩溃的养老金计划、二次抵押贷款和普遍的财务压力。

而让这种情况从糟糕变成可怕，让美国变得不像美国的是，这些优势正在变得根深蒂固。精英们正在埋头苦干，保护他们不断增长的财富不受他们声称支持的市场风险的影响。紧急援助、税收减免和补贴都是巩固地位的工具。对于那些处于顶端的人来说，我们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双重标准：对上坚决支持个人主义，对下实行社会主义。

到2021年夏天，6家最大的科技公司（Meta、亚马逊、苹果、网飞、谷歌和微软），市值占标准普尔500指数的20%以上。过去，股票估值取决于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和技术面。现在，它们是由故事和愿景堆起来的，由首席执行官编造，由媒体传播。

结果呢？AMC和赫兹等几乎破产的公司的股票，在2021年的交易量大幅飙升，三家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Lucid和Rivian的市值加起来，超过了其他汽车和航空行业的总和。

直到最近，上市还意味着一家公司从仁慈的独裁组织向共和组织的转变，在其中，所有权是会被分配的，决策权掌握在选举产生的机构(董事会)手中。这种情况在科技行业越来越少。公司内部人士(通常是创始人和主要风险投资家)，正在获得对上市公司前所未有的控制权。

确保这种控制权的关键是双层股权结构。在普通公司的股票结构中，每一股等于一票。在双层股权结构中，某些股票的投票权高于其他股票。这些特权股是专门为公司内部人士保留的，使他们能够控制公司的运营，并使他们免受外部股东的压力。

2019年，当我游说推特聘用一名全职CEO时，埃利奥特投资管理公司用价值20亿美元的笔在我的信上签了名，并获得了其董事会的三个席位（注：埃利奥特投资管理公司手中所持有的大量推特股份。是激进投资者）。

不到两年之后，杰克·多尔西“辞职了”。(潜台词：他被体面地解雇了。)如果推特有两类股票，埃利奥特可能无法做出这样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有利于股东。如今，43%的科技公司以双层股权结构上市。如果这听起来像是公开市场正在拥抱独裁和随之而来的权力，那么请相信你的直觉。

我们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拴在科技设备上，已经成为那些控制渠道者的操纵对象。他们在开明专制方面以往的记录并不好。我们焦虑不安，压力过大，伏在电脑前，咬牙切齿。与此同时，我们的公共和共享空间，要么面临着被忽视和衰败的风险，要么面临着私有化的风险，使它们成为少数最富有的人的游乐场。

而亿万富翁阶层所谓的“创新”，给我们带来的在家工作/生活/娱乐的反乌托邦，将会在一百万英里之外。这是真的。他们拿着这笔意外之财，投资月球基地和火星度假村。我认为他们的设想永远不会实现：火星是一块冰冻的、没有空气的、受辐射的岩石。但是我们的亿万富翁阶层足够傲慢，为了征服下一个时代而烧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繁荣，这是徒劳的尝试。

制定一个不同的路线是我们的权力。克林顿总统在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美国完全有能力自己解救自己（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America that cannot be cured by what is right with America）。”这些话本来适合里根1981年关于 “我们国家的事业 “的演讲。它们也适合林肯对一个破碎的联盟的讲话，或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的讲话。这句话我深信不疑。

我仍然是一个美国例外论者，虽然这种说法不流行了。这个国家确实与众不同，在某些方面(用无数总统用过的词来说)，它是“山巅之城”，是乐观和创新的灯塔。我经常说，乐观主义是美国的超级力量。而这种乐观主义确实是强大的。

科学告诉我们，乐观可以使一个人的寿命延长8年。想象一下，3.3亿乐观主义者（注：美国人口数量）能取得什么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