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繁体
繁体

揭秘:前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如何推动中美人工智能冷战并从中获利

科技媒体Protocol的报道,揭秘了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和投资人埃里克·施密特利用其在科技和商业领域的巨大影响力,正借用冷战剧本放大中美人工智能战的言论,来影响国防部和美国其他决策者,并为自己带来商业利益。

埃里克·施密特,多年来一直催促五角大楼加快其软件采购进程。

今天,这位人工智能技术投资者和前谷歌首席执行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敦促政府决策者加快步伐,但不仅仅是为国防部购买更多软件。

Hecker / MSC, CC BY 3.0 DE, via Wikimedia Commons

施密特希望政府实施他的全面蓝图,以对抗他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对民主构成的生存威胁。同时,这一行动也可以支持他自己的商业人工智能利益。

他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导地位,取决于花费数十亿美元来采购更智能的软件,支持人工智能研究,并建立国家的计算机科学人才库。

他说自己比五角大楼本身更清楚如何消除官僚主义障碍,让政府更灵活地使用人工智能。

但与此同时,施密特的风险投资公司Innovation Endeavors投资的公司,已经从联邦机构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其中一些投资和合同,是在2016年至2021年期间授予的,当时施密特主持了两个有影响力的政府行动计划,即五角大楼的国防创新委员会(DIB)和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I)。

这是首次披露他在这两个机构的角色。

施密特在NSCAI开展的工作已经进入了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立法。决定政府国防开支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包含参考NSCAI最终报告具体建议的修正案。

如果获得通过,它将比要求的数额多出9500万美元(总额为3.683亿美元),用于资助新的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官员克雷格·马泰尔的活动,马泰尔曾公开表示,施密特几乎亲自挑选他担任这一职务。

今天,施密特是最有影响力的私营部门声音之一,他传播了一种紧迫感,即美国在与中国争夺人工智能优势的战斗中正在失败。他还帮助奠定了政府为人工智能软件提供大量资金的基础,他也正好是人工智能领域最杰出的投资者之一。

施密特的新智囊团特别竞争研究项目的发言人塔拉·里格勒说:“施密特曾为多位总统工作,他的工作一直并保持两党合作,并专注于支持国家。他已被要求在联邦咨询委员会任职,就国家面临的紧迫技术问题提供他的建议。与其他每一个曾经并确实在这些联邦任命的委员会任职的私人公民一样,他是一名顾问,而不是联邦决策者。”

一个人工智能主导的中国所带来的威胁,从人工智能超强的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活动,到为监控边缘人群而部署的入侵性监控技术和完全自主武器的开发,都不应被忽视。

然而,施密特提出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将大量政府开支分配给不受监管的人工智能,其中一些可能有利于他有关系或直接投资的公司。

非营利性人工智能政策和人权监督机构,人工智能和数字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主任兼董事会主席梅尔夫·希科克说:“利益冲突问题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不仅是他的风险投资。”

对此,里格勒说,施密特“在DIB和NSCAI任职期间遵守了所有联邦道德要求”。

为了协助在华盛顿传播他的想法,施密特培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内部人士。9月,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的前国务卿赖斯,在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举行的华盛顿活动中说,“当我听到像埃里克这样的知情人谈论与中国在技术方面的竞争时,我们最好振作起来。”

多年来,施密特在对国家安全政策和支出有直接影响的人中传播他的信息。

施密特在2018年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如果没有某种类型的统一,整个部门广泛采用人工智能基础,国防部将很快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它将无法赶上其竞争对手”。施密特以个人身份发言,但当时他是五角大楼国防创新委员会的主席和Alphabet的董事会成员。

施密特内部的一位重要影响者伊利·巴吉拉塔里认为,中国已经明确告诉世界,其对手有多少时间来赢得人工智能竞赛。作为白宫国家人工智能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和SCSP的首席执行官,他引用了一份2017年的政策文件,其中指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在2025年前实现重大的人工智能突破,并在2030年前领导人工智能。

施密特与国防部及AI投资的关系图。来源:Protocol

巴吉拉塔里告诉Protocol:“从现在到2025年,我们只有一个预算周期来做好这件事”。

SCSP于2021年10月开始实施,旨在2025年3月结束,希望能取得令人信服的有时效的成果。

像代表硅谷的民主党众议员 罗·卡纳这样的人正在倾听, “现在的问题是,正如埃里克·施密特所说,中国每年都要做一个这样的芯片法案”。

卡纳担任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在10月份的华盛顿邮报现场谈话中,他暗示最近通过的芯片法案,可能不足以抗衡中国的科技投资。

影响政策,并通过政府合同资助公司

施密特从其信息的传播中获益。

根据分析公司CB Insights提供给Protocol的数据,他参与了对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公司投资超过20亿美元,这也是首次在此详细介绍。

为了对抗中国的人工智能实力,NSCAI呼吁联邦政府在国防部优先考虑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并在2026年前,将每年用于人工智能研究和开发的非国防资金增加一倍,达到每年320亿美元。

根据CB Insights的数据显示,施密特的风险投资公司Innovation Endeavors在2019年和2021年加入了军事人工智能软件供应商Rebellion Defense价值至少1.5亿美元的多轮融资。

当施密特在2020年领导NSCAI时,Rebellion公司被选中从美国空军获得高达9.5亿美元的合同,以帮助构建其先进的战斗管理系统,这个系统结合了云人工智能和先进的数据分析,向战场上的部队提供量身定制的信息。

在2016年、2019年和2020年,Innovation Endeavors公司还参与了Citrine Informatics公司的多轮融资,总额近4000万美元、这家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来追求新化学品和材料的发现。Citrine公司在2015年和今年早些时候获得了能源部的合同,金额为360万美元,用于开发核能生产中的废物的安全储存材料。

施密特还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公司SandboxAQ的董事会成员,此公司是Alphabet的衍生公司,获得了中情局科技投资部门In-Q-Tel的资助。Sandbox公司和它最近收购的加密安全公司Cryptosense公司,都在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项目的最终供应商名单上。

Innovation Endeavors公司还与加密人工智能公司Duality Technologies有联系,这家公司在施密特担任现已解散的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主席期间,获得了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合同,包括2021年价值1450万美元的合同。

由Innovation Endeavors公司部分资助的网络安全技术孵化器Team8在2019年加入了Duality Technologies的一轮融资,价值1600万美元。

施密特在9月的SCSP活动上说,“我们有一个国家的、两党的优先权去赢得在全球建立技术平台,这个平台是我们发明、我们推动、我们获利的”。他的代表拒绝了他为这个报道接受采访的请求。

施密特仍然拥有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票,并投资于其人工智能相关的衍生产品。作为云计算能力和人工智能工具的主要供应商,谷歌云可以从联邦投资支持人工智能中受益。

巴吉拉塔在施密特担任这个委员会主席期间担任了NSCAI的执行董事,此委员会于2021年结束使命。他表示,施密特的投资是美国政府与私营科技部门整合的一个可接受的、甚至是必要的部分。如果美国要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这必须这样做。

巴吉拉塔里说, “我理解这种政治效应,但我们要现实一点,如果我们不能利用我们私营部门在这一领域的专长和知识及优势,我们如何保持领先并与中国竞争?”

巴吉拉塔里补充说,NSCAI向国会提出的建议是“所有高级别的建议”,而不是促进特定公司、产品或服务的建议。他说:“它们都没有特别倡导什么,更没有告诉国防部你应该使用这个云,或那个算法或那个东西。”

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9月份的SCSP活动上做主题演讲时说,他希望从施密特的科技行业同僚那里得到建议。沙利文说:“我们还需要私营部门告诉我们,’嘿,你们错过了我们看到的东西,你们落后于形势,这是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跑在趋势前面的办法’”。

施密特还在控制联邦政策和预算的行政和立法部门高层官员面前说得上话。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都是民主党人,都曾在SCSP活动上发言。

施密特在很多关于AI的节目和视频中出境。来源:施密特个人推特

根据Protocol分析的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仅在今年,施密特就向民主党候选人和党组织捐赠了115万美元,包括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捐赠36.5万美元,向参议院多数党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25万美元,向佩洛西胜利基金捐赠5万美元。

施密特今年的一些政治捐款是以数据和分析技术及服务的形式,而不是现金。

人工智能未来的冷战模板

在推动其人工智能议程的同时,施密特于9月访问了乌克兰,并认为这个国家在战时将政府数据快速上传到云端的做法,是美国应该采用的技术敏捷性模式。

施密特在SCSP峰会上对观众说:“在俄罗斯入侵的两天内,乌克兰政府的每条信息都在云端,离开了这个国家。轰的一声……这告诉你,当你处于战争状态时,你的行动能有多么迅速。”

施密特承认,恐惧可以成为一个激励因素,去说服政府领导人投资于人工智能研究和人才,以保持美国科技企业的主导地位方面。

他在2017年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人工智能和全球安全峰会上对观众说,“无论是从恐惧的立场出发,还是从人们害怕的东西出发,还是从领导的立场出发,我并不关心我们如何达到目的(只关心结果)。”

他还从冷战中寻找灵感。施密特资助的智库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直接仿照洛克菲勒兄弟资助的一项行动。洛克菲勒特别研究项目于1956年启动,通过强化其直截了当定义的关键信息,为增加美国对国防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投资提供了支持,“美国正在迅速失去其在军事技术竞赛中的领先地位。”

1958年1月6日,《纽约时报》的一篇头版文章发出了一个可怕的警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昨天警告说:除非美国立即采取行动,否则美国的军事优势,以及世界权力平衡,将在两年内转移到苏联集团。”

文章称,防止苏联进一步发展的良方,是洛克菲勒报告中建议的每年增加3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施密特的SCSP以上个世纪冷战采用的相同蓝本为指导:通过扩大对美国在一场涉及国家安全的科技战争中失败的恐惧,说服政府决策者加快行动。

作为一个私人基金会,SCSP是施密特创新基金的一个子公司,这个基金由埃里克和温迪·施密特以及施密特投资基金资助。

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心指导研究和教育部门的历史学家芭芭拉·舒宾斯基说:“洛克菲勒特别研究项目和‘特别竞争研究项目’一样,都有一个冷战目标。美国如何能够保持领先地位,美国如何能够保护自己并在全球领先,这是一股危险而强大的潜流。”

受石油大亨和总统候选人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委托,洛克菲勒项目召集了一系列小组成员,负责解决美国在未来几年将面临的外交政策、经济、社会和公民挑战。

洛克菲勒特别研究项目的信息传到了好奇的美国公众的咖啡桌和床头柜上。根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的资料,其六个小组报告的内容被编入《美国的前景(Prospect for America)》一书,这本书在1961年售出了40多万册。

舒宾斯基说:“特别研究项目的组织代表了真正经典的洛克菲勒方法,这可以追溯到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的最早时期。总是会有一项调查,总是有一个委员会,总是有一个专家小组。这就是当时政策影响者的工作方式。”

1956年,一位名叫亨利·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学者,当时担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副主任,将这些有影响力的人聚集在一起。洛克菲勒项目开启了基辛格的政治生涯,他后来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手下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

基辛格是一个评价两极化的人物,既受到五角大楼的尊敬,又被斥为战犯,他将在明年5月年满100岁。他是连接洛克菲勒项目和施密特的SCSP的一条活生生的线索。基辛格和施密特合作写了一本书,去年出版,赞扬了人工智能的力量。

基辛格在SCSP峰会上,通过视频会议发言时回忆了这个项目的起源故事,解释说它的出现是因为“纳尔逊·洛克菲勒无法说服总统承担专家小组所提出的支出”。

基辛格。Hudson Institute, CC BY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巴吉拉塔里说,有60年历史的洛克菲勒项目是SCSP的“合适模式”。他告诉Protocol,”在NSCAI委员会即将结束时,埃里克就说,’嘿,基辛格非常喜欢这个模式’。因为他认为它将两党对50年代的竞争对手的关注聚集在一起。”  

SCSP是按照洛克菲勒项目的形态塑造的,有六个专家小组,专门负责外交政策、情报、国防、经济、社会和未来科技平台。而NSCAI的许多人物现在都在SCSP工作。

施密特与NSCAI资深人士巴杰拉塔里一起担任SCSP主席。前NSCAI副主席、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的副国防部长罗伯特·沃克是SCSP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其他几位前NSCAI工作人员现在也在SCSP工作。

重拾冷战时期的调子,使施密特争取更多政府人工智能投资的目标有了重心,否则它可能不会有说服力。

研究中国人工智能的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杰弗里·丁说:“任何时候你创建一个新的机构,你都会认为你在进行一场更大的战斗。”他曾向SCSP的工作人员介绍过他的研究。

杰弗里说:“冷战类比在国家安全话语中的存在感如此强,所以很容易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注意。这种类比更有说服力,就好像有人说,我们要‘让美国保持领先,即使就算我们都什么不做,它也已经处于一个良好的位置’。这虽然同样是我们的立场,但很难让人们团结在这一点上。” 

“我们不能依赖政府”

像洛克菲勒这样富有的实业家,和像施密特这样的大科技公司执行官,只要他们有钱有势,就会涉足政府政策的影响力。但施密特的SCSP小组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维持他主持的短暂的政府行动倡议NSCAI的影响力。

NSCAI的最终报告于2021年发布,将中国放在靶子中心。报告指出:“中国的计划、资源和进展应该引起所有美国人的关注。”

这份报告描绘了一场在中国使用“人工智能作为镇压和监视的工具”,所创造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先例”面前,为个人自由而进行的一场史诗般的人工智能战斗。

除了提高每年用于人工智能的非国防资金外,NSCAI希望国会资助一个巨大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建立新的政府机构来培养计算机科学人才,以及施密特特别感兴趣的计划:促进与私营部门的整合,以加速采购商业人工智能软件。

巴吉拉塔里说:“不谦虚的说,是我们开始与NSCAI建立这种紧迫性。但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尽管它影响了立法,施密特和其他人担心NSCAI的一些建议会在国会被束之高阁。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伦理学副教授、伦理学和新兴军事技术研究生项目主任托马斯·克里利是SCSP国防小组的成员,他支持施密特的做法。

克里利告诉Protocol:“埃里克通过他的基金会来资助SCSP,因为这样做太重要了。我们必须提出建议,并把这些建议放在国防部、白宫和国会的领导人和战略者面前,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必须进行变革。”

他说:“我们不能依靠政府来进行投资。我们必须让那些有爱国主义意识,或维护民主和国家安全意识的人站出来。”

冲突的语言

在施密特描述的与中国决战故事中,美国被描绘成一个正直善良的白帽子人工智能英雄,而中国则是人工智能坏人。

今年早些时候,在阿斯彭研究所安全论坛的小组讨论中,施密特提到了能自动写代码的微软软件,暗示如果它是在中国制造的,那么它本身就是邪恶的。

施密特说:“现在想象一下,如果所有这些都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这里开发的。这将意味着什么”?

对此,人工智能专家内森·迈尔沃德说:“如果你要在政策观点上光明正大,就很难对中国采取有分量的立场”。他帮助启动了微软研究院,包括其在北京的知名实验室,其研究人员几十年来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施密特质疑中国制造的人工智能的道德问题的同时,他希望向制造人工智能的人示好。

今年7月,他于在《外交政策》上与人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呼吁拜登政府通过创建一个“百万人才计划”来建立“美国队”,这是对中国“千人计划”的直接影射。

施密特的想法是取消移民上限,他认为这个上限对美国不利,因为它阻碍了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进入美国。

他希望来自中国的计算机工程师留在美国。他在去年国防创新部门的一次谈话中说:“如果我们忙于教育来自任何国家的研究生,特别是中国的,除非有一些大规模的国家安全问题,否则我们需要把他们留在我们国家。”

但是,施密特对中国制造的人工智能发出的民族主义警告,有可能激起对他所说的美国需要的那些中国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负面态度。

迈尔沃德质疑施密特这种逻辑。他说:“我完全支持美国做这些事情,但问题是,当你通过用战争贩子、恐惧和冲突的语言来吓唬人们时,你就会面临一个真正的问题,你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无处不在的监控和摄像头。WQL, CC BY-SA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同时,即使施密特暗示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在道德上有缺陷,他也认为,面对中国的竞争,美国对人工智能的监管护栏将阻碍进步。

他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说:“为什么我们不能等到坏事发生,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来监管它?否则,你会拖累所有人。相信我,中国并没有因为监管而停下脚步。他们正在开始做新的事情。”

10月,白宫公布了一份无法律约束力的“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施密特重申了他反监管的立场。

埃里克·施密特,政府的猎头

施密特对他所认为的阻碍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官僚主义无能感到沮丧,这促使他积极努力,为他认为需要他帮助的关键政府机构提供人员和资金支持。

他的科技人才非营利组织“施密特未来公司”已成为进入政府大厅的直接管道,包括进入国防部新的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负责监督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的采用。据马泰尔说,施密特未来公司充当了事实上的猎头,并将克雷格·马泰尔带到了首席职位上。

马泰尔在10月的一次人工智能技术活动中上台分享了这个事情,回忆了他在施密特未来公司与来自谷歌和亚马逊的人合作的志愿工作。

马泰尔说:“我为施密特未来公司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帮助他们评估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人做这份工作。”这指的是他目前领导的国防部数字和人工智能办公室的工作。“我们正在讨论这份工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大约两周后,我收到了国防部副部长的电子邮件,让我去申请。所以我很确定整个事情是安排好的一个秘密面试。”

这个非营利组织的一名代表在答复中说:“施密特未来公司的使命是寻找和联系有才能的人,以解决科学和社会中的困难问题。克雷格·马泰尔参加了我们的计划,但从未成为任何施密特组织的雇员,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施密特未来公司没有做出或参与国防部的任何雇用决定,不了解他们的任何审议情况,我们是从公开渠道得知他被雇用的。”

施密特未来公司还帮助白宫的重要科技机构配备人员。

当《政客》杂志在3月份报道说,施密特未来公司间接支付了十几名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资时,这个非营利组织为这种做法辩护,在一篇博文中指出,科技政策办公室“长期以来一直资金不足,而且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就施密特的这种网络,人工智能政策和人权倡导者希克评价说:“有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的旋转门进出。如果你利用旋转门,为未来的合同、参与建立和加深商业关系,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利益冲突和问责问题。”

但军事伦理学教授克里利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强调,军方需要依靠科技行业及其领导人。

克里利说:“我不知道他施密特的议程是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我不会看到利益冲突”。他补充说,一些五角大楼的内部人士和观察家认为,“我们必须与企业、学术界和智囊团合作,以保持领先于我们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