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中国退出“清零”政策的计划失败,现阶段没办法重新开放

《金融时报》发文评论中国的抗疫现状。尽管防疫限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持续攀升,中国仍未找到摆脱无休止封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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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为中国的抗疫英雄们颁发了奖章,并宣布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再次证明了北京政治体制的优越性。

两年多以后,中国不但没有战胜这场大流行病,反而正遭受创纪录病例和封锁的冲击。鉴于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低、医疗卫生系统脆弱,中国没有明确的退出混乱防疫政策的途径。

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高级研究员余杰(Yu Jie,音译)表示,随着政策指令相互冲突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增加,中国政府需要根据疫苗接种率和重症监护室的供应情况,制定明确的重新开放标准。

她说,必须要考虑到这些条件,“因为这不再只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

新冠疫苗接种率是习近平的核心挑战之一。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在中国2.67亿60岁以上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没有接种第三剂疫苗。为了达到对抗Omicron变体的高水平保护力,需要进行加强针注射。

《金融时报》制图:中国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未接种第三针疫苗

中国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分析师陈欣然(Xinran Andy Chen,音译)说,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文化,在涉及到疾病和疫苗时,中国人比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更不愿意冒险。

虽然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老年人口中疫苗犹豫率就相对较高,但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官方传达的关于新冠病毒危险性的信息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尽管共产党掌握对社会的巨大控制权,但还远达不到命令老年人接种疫苗这一步,即使对习近平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这很可能会引发“激烈的抵制”。

陈欣然说,“他们不想强制接种疫苗,又不能承受老人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严格的防控措施仍然存在的原因。”

本月,习近平试图放宽“清零”政策。中国国务院缩短了隔离期,并停止追踪确诊阳性病例的次密接。这些举措也是为了缓解集中式隔离系统的压力,该系统目前容纳了逾100万人。

然而,北京研究机构龙洲经讯的分析师崔尔南说,稳定经济的尝试只造成了“广泛的政策不确定性”,并使“疫情更加难以控制”。

一位与中国疾控中心关系密切的北京政府顾问说,“开放”的时机取决于生产更高质量的疫苗,并普及疫苗接种。他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开放。”

他指出,有十几种新疫苗正在开发中,包括六种使用mRNA技术的疫苗。然而,北京方面无法容忍像台湾那样出现0.2%的死亡率,而且如果疫情被认为失控,官方不排除会恢复上海式的全市封锁。

专家们认为,中国生产的主要疫苗提供了高水平保护,如果接种三剂,就能预防重症和死亡。但是与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BioNTech/辉瑞和莫德纳研发的mRNA疫苗相比,它们的效果较差,而且抗体消退速度较快。中国人也没有经受过大规模疫情暴发的考验。

策纬咨询的陈欣然补充说,中国政府认为政治和经济风险盖过了外国产疫苗带来的好处。

他说,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失去民族自豪感的代价、把市场份额输给外国竞争对手的代价,远远大于使用一种效果略好、但预防感染效果不是100%的疫苗”。

尽管防疫策略造成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到几十年来的最慢速度,而青年失业率已经上升到创纪录的20%,因为封锁削弱了消费需求,阻碍了制造业。

随着病例数量的飙升,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各地城市受到了中央政府的干预,这意味着大规模核酸检测和隔离的回归。

例如,在本周视察西南部大城市重庆后,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命令当地官员在8天内实现社会面清零。孙春兰是习近平“清零”政策的最高执行者。

一位当地官员说,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目前的情况可能与今年春天上海的情况类似,当时最初的两天封锁持续了两个月。

中国在防疫政策转向方面的另一个挑战是政府的宣传。当局需要传达不同的信息来说服恐惧的公众,让他们相信与病毒共存是可能的。

《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告诉《金融时报》,普通中国人非常担心感染病毒,尤其担心儿童和老人感染,也害怕会被隔离。

胡锡进本人正在隔离中,他说官媒没有刻意开展宣传活动来强调病毒的危险,“在我担任总编的最后两年,我从未收到过这样的指示。”

然而,他表示,在看到美国和西方大部分国家应对疫情的过程以及高死亡人数后,许多中国人对国内抗疫成果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

在美国智慧树投资公司(WisdomTree Asset Management)负责管理中国投资的任丽倩认为,在放弃“清零”之前,必须先从最高层,也就是习近平本人向国内明确转变立场开始。

她说:“宣传机器需要改变,需要告诉大众‘这不是多可怕的疾病’,‘我们有医院’,以及‘这是党的成功’。”

《金融时报》制图:世界各地每10万人重症病床位数对比

亚洲开发银行上个月批准了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改善中国两个较贫困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这凸显了中国医疗系统的不足之处。亚开行专家指出,这场疫情突出了国家资助的卫生系统的“差距”,并表明中国大陆的医院“尤其难以应付入院人数激增”。

香港大学流行病学教授本·考林(Ben Cowling)说,如果中国不效仿新加坡等地为退出防疫做准备,中国大陆的医疗系统有可能像今年早些时候的香港一样不堪重负。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清零”政策,只要求重症患者住院。

他说:“在香港,没有具体的退出防疫计划;甚至在2022年3月初大暴发的高峰期,仍有轻症患者被隔离在医院和隔离设施中,而资源本应保留给更严重的患者。防患于未然很重要。”

不过,有的人就没这么悲观了。分析中国政府文件的咨询公司Bilby总经理瑞安·曼努埃尔(Ryan Manuel)说,中国政府已经发出信号,最终将根据全国各地医疗支援团队的能力,开始分阶段重新开放。

曼努埃尔认为,虽然这意味着重新开放的过程可能不会一帆风顺,但至少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放任自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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