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杂志的文章认为，中国近年来形成的党-国资本主义正在冲击全球经济，这是全球化倒退和中美诸多冲突的原因之一。越来越多国家正在对中国企业设置门槛，西方需要借此重新考虑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规则。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开放，引发了乐观情绪和贸易的爆炸式增长。许多人说，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是亚洲和其他地区通往和平与繁荣的途径。

美国企业和中国经济之间的联系巩固了两国的关系，并被视为中国正在被“全球化安抚”的证据。一些观察家自信地宣称，中国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中 “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伊曼纽尔·康德“贸易精神不能与战争共存”的论断，再次成为公认的智慧。  

注：贸易精神不能与战争共存，即康德的”贸易和平论“，理论主张自由贸易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有助于国家之间的和平。贸易和平论与民主和平论及制度和平论共同构成基于康德的和平理论三大典范。

但这在过去15年左右里发生了变化。随着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中国的资本和贸易流动设置了前所未有的障碍，几十年来鼓励跨境流动的政策已经被迅速扭转了。

这种转变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的改变所推动的，这种模式开始显得与全球资本主义不相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放弃三十年来塑造其经济政策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而转向可称为“党国资本主义”的方式，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对经济战略部门的高度控制。

这导致了美中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因为双方都在努力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审查内向和外向资本流动，削弱全球公司的力量，并重组联盟以防止经济胁迫。

这种动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美中关系：两国之间的经济军备竞赛，已经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态。

党国资本主义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接受了市场机制，包括给予外国投资和私营企业的一些自主权，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然而，近年来的情况已不再是这样。相反，随着政治和经济挑战的出现，中国共产党的反应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挥舞自己的权力。

从2005年左右到201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对它所认为的一系列国内和国际威胁做出了反应。所谓的东欧颜色革命、西藏和新疆的国内动乱以及“阿拉伯之春”，使日益偏执的中共采取了“预防性镇压”的策略。

同时，党的领导层变得越来越焦虑，认为中国对低端制造业的过度依赖和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会损害国家的安全。这些担忧在2014年升级，当时前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爱德华·斯诺登透露，美国安全局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进行了监视。

此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痴迷于风险管理。这个党对金融不稳定的恐惧，因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国内债务问题而得到加强，导致其进入了一个失败的改革尝试周期。因为领导人正在寻找一种方法，来避免与市场力量导致的潜在经济和社会不稳定。

中国领导层似乎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向党国资本主义转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政治经济的战略部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态度。

这代表了一种戏剧性的逆转。

中国的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决定性特征之一是，愿意尝试创造性地减少对私营部门发展的限制。在地方政府争夺外国直接投资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正规金融支持了由数以千万计的私营中小型企业主导的中国制造业能力的增长。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战略部门的经济“制高点”上，如金融、电信、自然资源、国防和航运。

然而，今天，这个政权的经济活动远远超出了这些部门。

从2013年开始，政府开始不断通过关于网络安全、国家情报和数据安全的法律，授予当局巨大的权力，要求企业和个人在安全问题上协助国家。2015年，政府购买了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私营企业中约一半的少数股权。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包括“中国制造2025”在内的举措，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大规模投资，这些举措调动政府资本支持先进的技术部门，尤其关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

与此同时，政治上的需要已经超越了经济上的需要。跨国公司在中国曾经受到热情的欢迎，现在如果它们越过中国共产党的红线，就会受到政治压力。

2019年，当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达雷尔·莫雷在推特上支持香港的抗议者时，中国媒体宣布他们将不再转播火箭队的比赛。NBA迅速与莫雷的言论保持距离，但这并不足以安抚中共。在2022年之前，NBA比赛完全从中国的电视中消失，使联盟损失了数亿美元。

如果中国国内商业精英批评政府，他们会受到更严厉的对待：一些人被监禁，另一些人的商业帝国被瓦解。

这导致了党国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这引起了西方政策制定者的深深怀疑，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经常不透明的存在，会将中国公司变成潜在的政治角色。

中国的私营企业曾经被誉为中国政治自由化故事中的潜在主角，而现在，用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的话说，中国私营企业和国家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他提出了几项使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的措施。中国公司不是合作的力量，而是被视为潜在的武器。

建立壁垒

中国企业的威胁已经导致其他富裕国家建立起防御体系，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管理自己的经济。

尽管许多地方司法机构和商业利益集团渴望投资，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但许多发达国家正在建立新的投资筛选机制或加强现有机制。每个月都有对中国企业出口的新限制。

长期以来被视为资本和货物跨境自由流动倡导者的美国，现在正在考虑出境审查机制，对美国公司和投资者的资本控制，以防止美国利益与中国公司纠缠不清。 

这些举措大多是防御性的，旨在将中国企业排除在美国经济的关键部分之外。然而，这些举措中的一些可能会伤害自己。例如，美国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试图起诉美国大学和公司中潜在的中国间谍，这很可能排斥了一代有才华的中国科学家来到美国。

同样的道理，在清洁能源方面与中国脱钩，避开其可再生能源产品和低碳技术，可能弊大于利。

联邦政府也采取了攻势。今年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及减少通货膨胀法案的内容，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将投资引入优先部门，包括将联邦资金用于技术进步。这些立法与《中国制造2025》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态度主要是防御性的。中国领导人对其国家在重要产品（包括半导体）方面，对外国公司的一直以来得依赖感到失望。

他们不希望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为出口而制造低端产品。他们想要自己的企业主导国内市场，以及使用自己的技术。他们的政策是为催化自力更生而制定的。当美国和其他国家开始利用其影响力试图遏制中国及其企业时，这种方法的智慧似乎得到了证实。

但这并不是一个准备自信地走上世界舞台的政权的做法。恰恰相反，中国领导层纠结于自己的弱点，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感到恐惧。同时，党已经从一个回应民意但是不自由的政权，转变为一个越来越依赖镇压和技术监控的政权。

对系统的冲击

经济上的“中国冲击”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一个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大型经济体的出现，对西方的制造业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党国资本主义的巩固，西方正在经历一场政治上的“中国冲击”，因为各国政府都在为中国的投资设置障碍，并启动自己国家的工业政策。

只要政治意愿不变，一些反应可能是可持续的，比如对关键技术的投资。其他反应，如对对外投资的广泛审查，则不太可能成功，因为投资者将不断寻求变通，与监管机构进行无休止的猫捉老鼠游戏。

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和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的崛起一样，中国对党国资本主义的拥抱创造千载难逢的拐点。

西方政府应该利用这十年来重新思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更广泛地思考资本主义的规则。它们的选择，包括(西方国家间)围绕标准制定跨国合作规则，对高科技领域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开放，以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一些国家已经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了措施。一个例子是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这是欧盟和美国合作制定贸易和技术规则的努力，以解决中国模式的安全影响。

毫无疑问，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考虑其政府如何更好地指导跨国商业和与中国的竞争时，在新形式的产业政策，和管理贸易及科技的制度优化设计方面，会与盟友产生冲突。如果每个国家都独自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几十年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繁荣可能会受到损害。

但中国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独特挑战，也为重新评估优先事项和解决安全问题创造了机会。经过深思熟虑的处理，这种政治上的中国冲击可能会催生一个新的繁荣时代，并赋予跨国资本主义以新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