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著名非虚构作家欧逸文，在纽约客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探讨中国当下党政官员和名人会突然消失，年轻工人正在 “躺平”，企业家正在逃离的种种现象。加美财经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25 年前，中国的当红作家是一个名叫王小波的人。
王小波经历过 “文革”，同龄人大多将这段经历写成严肃的创伤文学，他不一样，采用了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美国作家，作品通常包含幽默和讽刺的元素，对人类的愚蠢和不幸进行批判。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第五号屠场》）式的反讽，敏锐的洞察政治如何肆意侵入私人生活。
在他的长篇小说《黄金时代》中，一对年轻恋人承认了婚外性行为这一资产阶级罪行，”我们在山里，呼吸着湿漉漉的蒸汽，建立了史诗般的友谊”。这种革命失节行为当然需要有人负责，于是他们被官员们叫去训话，但事实证明，当地官僚们对马克思的兴趣，还没有对”史诗般友谊 “的色情细节大。
王小波的小说和散文，崇尚个人尊严而非循规蹈矩，并吸收了很多外国思想（来自吐温、卡尔维诺和罗素等诸如此类）作为对中国传统观点的补充。在新近出版的英文文集《思考的乐趣》中，他回忆了自己在公社的时光，在那里，唯一允许阅读的书籍是毛泽东思想小红书。
对他来说，这种限制意味着一个难以忍受的谎言，”如果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那么人类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根据这个真理来判断一切”。
四十四岁因心脏病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小波的观点仍像秘密暗号一样在粉丝中流传。他的遗孀、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对我说：”我认识一对女同性恋，她们在去他的墓地祭奠时第一次见面。”
她还说：”有这样想法的人大有人在。”
在一个以拘谨著称的国家，王小波是如何成为文学偶像的？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他善于巧妙叙事，足以躲过审查。但政治背景也至关重要。1989 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后，共产党面临被唾弃的危险，似乎要走向莫斯科同志们的道路。
于是共产党向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宏大而务实的交易：以个人空间换取政治忠诚。
党的领袖邓小平打破了毛泽东时代的正统观念，呼吁进行 “勇敢的试验”，以确保中国不会像 “一个被捆住双脚的女人”。很快，新的国家领导人开始支持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外国投资者为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这些企业成长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之一。
年轻人正在尝试新的身份。我遇到过一支只演奏美国摇滚乐的中国乐队，他们的曲目非常有限，以至于一晚要唱两遍《加州旅馆》。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试图显得更自信： 1997 年，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参观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了开市钟，并用英语大声说：”祝你们交易顺利！”
在邓小平与人民达成交易后的二十年里，党似乎努力遵守规则。私营部门创造了财富；知识分子在校园和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不同意见；中产阶级外出旅游，纵情享乐。
2005 年至 2013 年，我在北京生活，当时的社交活动日程表上充斥着各种开幕式：音乐厅、实验室、建筑奇迹。在一个新美术馆的庆典上，一群国际观众仰望着一群西班牙前卫表演者，他们吊在建筑塔吊上，像网中的苍蝇一样扭动着身体。
这被现场的一位作家称为 “中国艺术不可阻挡的提升”，而这只是很多类似夜晚中的一个。
这些天，当我回到中国时，这种不可阻挡的朝气已经弱了。
北京的街道依然在进步；成群结队的电动汽车像科幻电影中的道具一样滑行而过，曾经笼罩着永恒暮色的烟雾已经消失。但是，在胡同里，曾经让这座城市充满活力的大多数简易咖啡馆和画廊，都被以秩序的名义清除了；在头顶上，吸引着世界各地设计师的新建摩天大楼竞赛也停滞不前。
今年夏天，我和一位认识多年的知识分子一起喝酒。他回忆起自己从东欧集团持不同政见者那里获得灵感的好时光： “15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哈维尔”。”
如今，他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人们什么都不想说”。
当我们站起来准备离开时，他已经干了四杯马提尼酒。
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这种逆转的化身，他在党内被尊称为 “核心”。在 2012 年习近平上台的前几年，党内一些思想家曾推动政治自由化，但领导人担心内讧和民众反叛，选择了更加严格的专制。
事实证明，习近平的严苛程度令人震惊；尽管他起初敦促年轻人 “敢于梦想”，并对市场导向的改革表态，但实际上他已经放弃了邓小平的 “大胆试验”，将国家带入了一个紧张的新时代。
在习近平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在中国度过的时光，就是目睹一个国家从高歌猛进滑向停滞，一代人第一次质疑一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能否逃脱掉曾注定苏联灭亡的矛盾。
七十岁高龄的习近平取消了对统治的任期限制，甚至连忠实的反对者也被清除。他的旅行比过去少，也很少流露出思想背后的情绪；没有公开的咆哮，也没有斗酒的豪迈。措施如此刻意，以至于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在水下飘渺的人物。
疫情爆发前，中国的官方新闻经常播出他站在人群中的画面，而那些人只是呆板的鼓掌。这些片段在国外流传时会配上 “西朝鲜 “的嘲讽标题，但在国内，新闻审查人员会严防死守习近平的荣誉；去年，中国一家社交媒体网站泄露的信息显示屏蔽了不少于五百六十四个习近平的昵称，其中包括凯撒、末代皇帝和二十一个小熊维尼的变体。
与邓小平和江泽民不同，习近平从未在国外生活过，他公开贬低美国及民主世界的未来，宣称 “东升西降”。他毫不掩饰对偶尔与自由媒体发生冲突的不满；去年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他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抱怨说：”我们讨论的一切都被泄露给了媒体，这不合适的。”
加拿大电视台工作人员拍摄到的这次交流中，习近平闪过一丝紧张的微笑，要求 “相互尊重”，并说：”否则，可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年复一年，习近平显得更加如鱼得水的地方，是在被他称为 “最好和最亲密的朋友 “的普京的世界里。今年 3 月，在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指控对俄罗斯总统发出逮捕令之后，普京在莫斯科接待了习近平，两人将两国和领导人的关系形容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
在克里姆林宫门口握手告别时，习近平对普京说：”现在出现了百年未遇的变化，我们是共同推动这些变化的人。”
普京回答说：”我同意。”
在中国，就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你可以从一个地方的书店看出很多东西。多年来，在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读者拥有 1997年开业的”季风 “书店，当时王小波刚刚放飞自我。季风书店是这座城市无可争议的自由前哨，即使是最晦涩的演讲，也会吸引很多人。
但在 2017 年，拥有这座建筑的公共图书馆以 “加强对国有财产的监管 “为由，取消了租约。馆主于淼四处寻找新址，但每次都是一个电话，他就被拒之门外。
最终于淼意识到，”季风无法立足”。就连卖完最后一本书的欢送会，也因为突如其来的 “设备检修 “而陷入黑暗。买家们在黑暗中用手机当手电筒继续购物。
今天，没有人敢尝试开这样一家书店。
衡量一个国家的情绪可能很难，尤其是在不允许独立民调的中国，但还是有一些指标的。在美国，当 19 世纪 70 年代带来通货膨胀、汽油紧张和中东动荡时，公众情绪可以从道路上读出：汽车行业至今仍将那个迟缓、方正的审美观称为 “萎靡时代”（Malaise Era）。
问及中国人如今的心情，你听到最多的词是 “迷茫 “和 “沮丧”。
与美国一样，中国不断变化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经济的担忧。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进行市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规模每十年翻一番。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之快，使中国在三年内使用的水泥，比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使用的还要多；最贫穷的省份之一贵州拥有 11 个机场，服务面积相当于密苏里州。
但是，这种繁荣已经结束了。中国已经拥有了过量的各种机场、铁路、工厂和摩天大楼。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3%，远远低于政府的目标。出口下降，债务飙升。曾经为中国崛起绘制图表的经济学家们，现在都变得十分悲观。
纽约研究公司荣鼎（ Rhodium Group） 的丹罗·森告诉我：”这不是暂时现象，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新常态。”
就规模而言，中国一如既往地强大。中国是 120 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至少 80% 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都在中国，这个国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但是，经济衰退动摇了很多这辈子只经历过生活水平提高的中国人。
把毕生积蓄都投入到新公寓合同中的人们，现在只能在杂草丛生的地块上与未完工的混凝土块作斗争，因为开发商没钱了。由于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要求停工，民间资金同样消耗殆尽；有报道称，教师和公务员的工资被拖欠。
中国目前的问题远不止经济。
在邓小平和他的同辈人将中国推上 “改革开放 “道路的四十年后，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发生了逆转。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这种逆转就像美国从边疆退却时，美国开拓者们所经历的一样令人震惊。在中国生活了 30 多年的中国欧盟商会名誉会长伍德克（ Joerg Wuttke） 告诉我：”中国总是有东山再起的故事。但现在没有了”。
他回忆起在北京大学对一屋子学生发表演讲的情景： “我说，你们当中谁是乐观主义者？结果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也就是说，在这所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很悲观，在问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暑假期间，在访问中国和海外移民社区时，我采访了几十个人，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私人生活，以及他们对商业、艺术和政治方向的看法。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在谈到习近平时，常常不提他的名字，只需用手指向上轻轻一指就足够了，因为这个话题无处不在，却非常不安全。
最让我震惊的是，有太多人开始怀疑中国能否达到他们曾经期望的高度。一位企业家告诉我：”我现在用’悲痛’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我们在为过去的非凡时代不再感到悲痛”。
中国共产党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掩盖问题，争取不被外国人看到：限制海外获取企业数据和学术期刊，警告学者不要讨论通货紧缩，在股票市场上市时，律师们被告知要减少关于法律可能 “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 “发生变化的例行建议，而要使用 “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 “发生变化的表述。
中国官方鼓励外国公司和学者回国，但一项扩大的 “反间谍 “法律将大量信息列为禁区，包括 “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的文件、数据、材料或物品”。当局突袭了在中国有悠久历史的咨询公司，其中包括贝恩公司和明兹集团，后者是一家尽职调查公司，称其五名中国员工已被拘留。
流行文化、高端文化和自发互动的空间，已缩小到针孔大小。中国的社交媒体曾经是一个混乱的蜂巢，现在已被驯服，各种声音被压制、讨论被封闭。流行音乐会和其他演出因 “不可抗力 “而被取消。就连脱口秀喜剧演员也被迫提前提交笑话视频，以获得审查批准。
今年春天，一位喜剧演员因为在一个关于狗为松鼠疯狂的笑话中即兴改编了中国军队的口号（”打得好，打得赢”）而受到调查。他的经纪公司被罚款 200 万美元，并被禁止举办活动。
在文化空虚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的名义开始了一股出版洪流，今年前五个月就出版了七本新书，远远超过了他的任何前任，其中收集了习对从经济、历史到妇女生活等各种话题的评论。
著名历史学家和翻译家热雷米·巴梅（Geremie Barmé），称之为 “习近平的乏味帝国”。巴梅说：”这里是偏爱言简意赅的伟大文化之一，现在却以这种海啸般的失语而告终。这个系统正在摸索着寻找一个大问题的答案，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还能处理好专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吗？”
“你该如何处理一个无法解决管理不善造成的失业问题的经济体？”巴梅问道。”你该如何对待那些感到生活漫无目的的人们？他们没有一个系统能够应对他们所释放的力量。”
在北京的一个周六深夜，我和朋友们在一家名叫 “a Small Piece “的小酒吧见面，听当地乐队的演出。白天，酒吧兼作录音室，制作复古时尚的塑料磁带。入夜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挤进酒吧，观看黑砖乐队和电离层乐队的演出。
尽管观众热情高涨，但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 “末世 “的气息：经营酒吧的一对夫妇将在本月底放弃，在告别信中他们写道，自己曾希望促进 “独立文化”，但在 “允许和不允许的界限 “的变化中举步维艰。
a Small Piece 加入了近期消失的北京老店的行列，Temple、Cellar Door、8-Bit。
在习近平领导下，这样或那样的失踪事件，已成为中国公共生活的主旋律。中国导弹部队司令李玉超在今年夏天的某个时候被秘密拘留，他的政委也消失了。根据此类失踪事件的不成文规定，官方报告最终会披露这两人的所作所为和遭遇，但与此同时，除了他们因腐败或泄露国家机密而被调查的传言外，几乎没有其他消息。
将军们的失踪，标志着今年夏天的清洗活动异常繁忙。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也在同一时间失踪(注，他已经被免去了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的职务），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与一名越南官员握手。他的失踪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除其他任务外，他还参与了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以及商人和学生入境问题上的微妙交涉。
一位发言人最初说秦因 “健康原因 “失踪，但中国外交部从官方记录中删去了这一说法，转而称 “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信息”。在他曾担任大使的华盛顿，我曾偶尔见到过秦，他是个平易近人的人，喜欢吹嘘自己访问过美国多少个州。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准备访问圣路易斯，在那里他将在红雀队的一场比赛中投出第一球，所以秦正紧张研究 YouTube视频做准备。
在毛泽东时代，党内肃反需要熟练的技术人员将失势的同志从照片中删除。在数字时代，这样做容易多了；有关秦的条目一夜之间从外交部的网站上消失。但当这一变化在国外引起关注时，有关这位部长的内容又被恢复了，
在我今年夏天访问期间，每个人都还在谈论他的八卦。有些说法很悲观。上海的一位男士在喝咖啡时说：”听说他中弹了”。
还有一些说法很离谱：一位商人拿起我的录音机，放到身后，凑过来小声说：”我听说他和习近平的女儿上床了。”
但大多数人的说法都是一样的： 已婚的秦有一段婚外情，并在美国生下了一个孩子，这让他面临外国情报机构的勒索。孩子的母亲被认为是电视台记者傅晓田，她也已淡出人们的视线。
自2012年习近平发起 “反腐 “运动以来，中共声称已经 “查处了408.9万人”。一些失踪者最终在定罪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另一些则在被称为 “双规 “的模糊规定下被无限期关押。
失踪者来自生活的各个角落： 光明日报专栏作家董玉玉去年在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随后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中国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家之一包凡于今年 2 月失踪，尽管他的公司后来报告说他 “正在配合某些当局进行的调查”。
9 月，一个人权组织发现，失踪近五年的著名维吾尔族民族学家拉西勒·达吾提（Rahile Dawut），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无期徒刑。
除了失踪事件，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政治影响的加深。今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运动，对公民进行党的文献中习惯性提及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教育。各种机构，实验室、资产管理公司、银行、智囊团都要挤出时间定期举办讲座，然后是撰写论文和参加考试。
一些企业高管表示，他们每天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在 “思想工作 “上，包括平均每月阅读四本书。一位大学实验室的微芯片工程师告诉朋友：”每天开会简直就是在吞噬科学发现的时间”。
总的来说，已故汉学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所说的共产主义仪式 “乏味的旋转木马 “，以及故意混淆视听的文化正在复苏，他把这种文化比作破译 “用隐形墨水写在白纸上的碑文”。这种规模的失踪和思想工作的卷土重来，清楚地表明，尽管中国实现了现代化，但习近平不再用法治来粉饰，让中国回归了人治。
一位长期观察者告诉我，习近平的核心，是 “有钱的毛泽东”。
在北京的酒吧里，我和名叫史蒂文的男子一起出来透透气，他毕业于中国一所顶尖大学，穿着夏威夷衬衫和耐克鞋。几分钟后，他告诉我，为了旅行，他正打算放弃这份收入丰厚的工作——编辑能源报告。
他说：”很多有趣的人都离开了。我的朋友们都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在酒吧入口处，一个背着吉他箱的人对着手机大喊：”我刚辞职了，老子不干了。”
他挂了电话，点燃一支烟，对朋友说：”我会想办法的。”
中国时代步伐停滞不前的感觉，在年轻人中尤为强烈，他们正在停滞的工资和令人窒息的文化作斗争。对于在社会流动性神话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乐观主义的丧失，就像幻肢（注，幻肢是某些人及动物失去四肢后所产生的一种幻觉）一样让他们痛不欲生。
2021 年，31 岁的前工厂工人 骆华忠，在网上发布了一张自己躺在床上的照片，标题是 ““躺平即是正义，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他说这是对哲学家第欧根尼的致敬，据说第欧根尼曾以住在木桶里的方式，抗议雅典贵族。
帖子传播开来，”躺平 “主义者在网上组建了小组，以表示同情。审查人员关闭了这些讨论，但这个词却一直存在，尤其是在城市人中。其中一些人把自己比作垮掉的一代，而垮掉的一代最初使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面对物质主义和墨守成规感到 “厌倦”。
今年 7 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青年失业率达到 21%，创历史新高，几乎是四年前的两倍。随后，国家统计局停止公布这一数字。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真实的失业率可能高达 46%，因为她估计有多达一千六百万的年轻人躺平，暂时停止找工作。
在独生子女政策下长大的年轻人，希望家庭规模缩小，因为他们担心在退休父母身边抚养孩子的成本。因此，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预计将比 2011 年的峰值减少近 25%。
增长的不妙前景，让卧室重新成为政治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为了监督婚外性行为，而是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敦促生育。
地方官员开始给新婚夫妇打电话进行询问和鼓励，浙江省的一个县还向新娘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夫妇提供现金奖励，以促进 “适龄婚育”。
在习近平的中国，与普京的俄罗斯和欧尔班的匈牙利一样，一场针对民主影响力的战争，导致了性别不平等的重新抬头。2021 年，党承诺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和 “生育的社会价值”。
倒退的迹象十分明显。几十年来，政治局首次全部由男性组成，女权活动家经常遭到起诉。
对许多中国女性来说，对她们私人生活施加政治压力只会造成更多不满。自2016年以来，中国出生率骤降了一半以上，即使在政府改变规定允许人们最多生育三个孩子之后也是如此。
在一个没有战争或动荡的国家，这种降幅是很少见的。
中国上一次报告人口下降是在 1961 年，当时中国正处于毛泽东大跃进之后的饥荒之中。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人口趋势的政治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将人口出生危机描述为 “内化的公民不服从”。
在晚餐时，我问一位名叫西比尔（Sybil）的二十四岁女孩是否打算结婚，她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她最近去了一个表弟家，目睹了他的父母对他妻子的粗暴。她说：”如果你不按照他们的期望做妻子或母亲，他们就会把你赶出去。那为什么要这样毁掉你生命中最黄金的时间?”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经常做一个噩梦，梦见自己怀孕了。她说：”我会在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如果我有了孩子，我就无法发挥潜能。我认为一个家庭不能有两个人的梦想。”
西比尔对婚姻的厌恶与中国激烈的大学和就业竞争密不可分。她正在攻读语言学硕士，职业选择很灵活。她说：”如果你给我一份工作，你可以送我去火星。”
但她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职位是在一家公关公司实习，而且她认为，如果离开去生孩子，她就永远在职场落后了。她说：”我们就像轮子里的仓鼠一样。”
从历史上看，年轻人一直是中国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1989 年，抗议腐败和专制的学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在当下，他们的苦恼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多年来，年轻毕业生涌入中国的大城市，追求财富和刺激，但今年 8 月，国家媒体报道称，近一半的应届毕业生在 6 个月内因无法负担生活费用而返回家乡。
在那些留下来的人中，有些人在应征 “床伴”，与陌生人同睡一张床；有些人则免租住在养老院，作为回报，他们每月花十个小时招待院民。
在告诉年轻人要 “敢于梦想 “的十年后，习近平现在告诫他们要降低期望值。在最近的讲话中，他说心怀不满的年轻人应该 “放弃傲慢和娇惯”，”吃点苦”，基本上就是普通话中的 “忍气吞声”。
这些劝诫效果不佳。年轻人嘲笑他们不过是供国家剥削的 “人矿”的暗示。在大学毕业季，毕业生们纷纷贴出自己面朝下或趴在栏杆上的照片，他们将这种方式命名为 “僵尸式”，以此作为一种微妙的抗议。
如今，在中国商业世界的边缘呆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学到一些新的经验法则。去年，中国首艘大型邮轮下水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承诺，将致力于 “以中国文化认同为核心的邮轮文化旅游新理念”。
如果你身在国外，要警惕紧急的回国要求。一位金融家告诉我，”我认识的几个人都被叫回中国谈生意。这是政府设下的圈套，就是为了抓他们”。
在拘留期间，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判断审讯的严重程度。这位金融家说：”如果他们在晚上给你手机，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只是想和你谈谈。你可以给你的妻子或情妇发微信。但是，如果调查人员不让你使用手机，那么你就很有可能成为目标，而不是线人。”
习近平对中国私营企业的震撼之大，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几十年前，当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时，他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多年来，一波又一波的有志之士看着前面的创业者，然后自己 “下海”。2014 年，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融资 250 亿美元，成为当时史上最大的 IPO。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 2018 年，中国吸引了 6300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交易，五年内增长了近 15 倍。
习近平刚就任国家主席时，几乎没有透露过他对私营部门的看法。当时在北京工作的房地产开发商沈栋（注，《红色赌盘》一书的作者）回忆说：”没人知道我们会得到什么。”
但商人们认为，私营部门太重要了，大到不能倒。中国人总在说，企业家创造了全国百分之六十的GDP、百分之七十的创新、百分之八十的城镇就业和百分之九十的新增就业机会。
沈栋说到 2015 年，”你开始看到事情不对了”。那年 12 月，被称为中国巴菲特的实业家郭广昌被关押数日，后来，他的公司出售了一系列重大资产。2017 年，与政界人士有联系的亿万富翁肖建华在香港四季酒店的寓所被人带走，当时他坐在轮椅上，头上盖着床单。直到去年 8 月，当局宣布他因挪用公款和受贿而入狱，他的失踪才得到解释。
但直到 2020 年，风险才真正显现出来。马云——阿里巴巴创始人、中国首富、年轻企业家的榜样——批评了政府对金融改革的处理方式，然后消失了几个月。监管机构推迟了马云旗下蚂蚁金服的超大型IPO，并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对阿里巴巴处以创纪录的 28 亿美元罚款。
类似的消失和处罚席卷了一个又一个行业：教育、房地产、医疗保健。中共解释说针对的是不平等、垄断和过度的金融风险，但有些逮捕似乎是针对个人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因贪污罪被重判十八年，因为有人泄露了他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嘲笑习近平是 “脱光衣服还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可是没有一个目标，能显示出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意图。唯一可见的模式是，习近平和他的忠实拥护者似乎有意扼杀竞争对手的权力来源。
那位金融家说，习一个接一个地除掉了任何有权力的人， “如果你有影响力，你就有权力。如果你有资本，你就有权力。”
据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习近平在观看叶利钦与俄罗斯大亨们的较量时曾痛心疾首。伍德克告诉我：”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时，他召集寡头们，基本上是说，你们可以留着你们的钱，但如果你们从政，你们就完了。”
他接着说：”在中国，大佬们应该从那次会议中吸取教训，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京和习近平是灵魂伴侣。”
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敦促中国政府停止依赖房地产投资和臃肿的国营企业，增加医疗和退休福利，让普通家庭增加消费，从而刺激私营部门的发展。但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习近平去年秋天表示，国有企业将 “做强做优做大”。
外国投资者对此感到震惊。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2023 年第二季度，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降至 26 年来最低水平。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种微妙的敲诈手段，律师称之为 “调查征税”。上海的一位工厂主告诉我，党的官员利用银行记录来确定流动资产至少达到 3000 万元人民币（约 400 万美元）的居民，然后让他们做出选择：上缴 20% 的税款，或者 “冒着被全面税务审计的风险”。
最近，党已经发出信号，表示对私营部门的清洗已经结束。但许多人已经开始警惕了。一位前电信高管引用了一个古老的说法，”士、农、工、商”。这是古代中国对社会阶层等级的描述了：士大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
“两千年来，商人的地位最低，”他说。”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恢复了中国帝制的平均水平。”
在当今时代，最大赢家是与习近平有深厚私人关系的官员；他在政治局里配备了亲信，并通过增加投入和用忠诚的人取代高层领导人，来培养军队。
用现居美国的前党内编辑邓聿文的话说，人民解放军已成为 “习近平的私人军队”。
习近平打击私营企业的运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中包括政治意识的觉醒。多年来，许多中国企业家对党滥用权力的心情相当矛盾。他们认为，中国有缺陷，但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这种两面心态已越来越少。
一位现居国外的投资者告诉我：”这种逆转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当然，我想念中国。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同一个国家了。”
我遇到的人中，没有人认为只要习近平在，政治还会松动，他可能会统治几十年(习近平的父亲活了八十八岁，母亲九十六岁）。和许多国家元首一样，习近平可以期待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
中国私营企业的黯淡前景，激发了求职者转向公职的热情：2023 年，有 150 万人参加了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两年内增加了一半。在中国，考公被称为 “上岸”，获得一份国家工作的热潮助长了一种不太可能出现的时尚潮流，年轻人用沉闷的西装、风衣，甚至共产党徽章来展示他们的抱负，这种时尚被称为 “干部风”。
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共产党使曾经提供税收、就业机会、灵感和全球地位的行业步履蹒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共已经找到了将实用性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方法。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行”。
在习近平时代，这一原则实际上变成了：只要是红色的猫，捉不捉老鼠都无所谓。
年复一年，习近平取消了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与人民达成的协议——以忠诚换空间。他先是打破了与政界的约定，然后又打破了与商界的约定。最后，在大流行期间，他似乎疏远了中国的民众，而这种疏远的后果才刚刚开始真正显现。
曾几何时，中国处理新冠病毒的方法大受欢迎。2020 年，在未能控制和掩盖最初的疫情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采取了 “清零 “战略，即关闭边境、大规模检测和严格的隔离程序，这使得中国大部分地区得以恢复正常生活，当时即使是美国的学校和办公室，也在艰难维持基本运作。
科技公司和政府合作收集了大量医疗和位置数据，为每个人分配了一个健康代码，绿色、黄色或红色。封锁是区域性的，志愿者为无处不在的检测和执法人员工作，他们身着白色特卫强（Tyvek）防护服，因此被亲切地称为 “大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零”战略与恐惧政治相结合，造成了非同寻常的痛苦。地方官员担心即使是微小的疫情爆发，也会受到上级的惩罚，因此变得僵化而反应迟钝。
在上海，2,500 万居民中的大多数人被关在家中长达两个月之久，甚至食物和药品都不够用了。一位妇女对我说：”我们不必想象机器人控制我们的悲惨未来。我们已经过上了那种生活。”
在市民们走上阳台唱歌或要求补给之后，一段视频流传开来：一架无人机在上海的一个大院上空盘旋，播放着一条乌托邦式的指令：”控制你的灵魂对自由的渴望。不要打开窗户唱歌”。
一些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被医院拒之门外。上海交响乐团退休小提琴家陈顺平因急性胰腺炎而呕吐不止，最终从公寓窗户跳下。死前在留给妻子的遗书中，他写道：”我无法忍受这种痛苦”。
也许是政府对个人最大的挑衅，检测结果呈阳性的父母与他们的婴幼分开，将他们送进了国家病房。去年 11 月，上海和其他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抗议者高举白纸，象征着他们不能说的一切。
数十人被拘留，目前仍在押的人数不详。在网上分享抗议视频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卡米尔·瓦依特因 “宣扬极端主义 “被判处三年监禁。当动态清零最终在次月被放弃时，变化是如此突然，根据独立分析，至少有一百万人在数周内病死；国家停止公布火化统计数据。
自大流行发生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愤世嫉俗情绪。上海的一位艺人第一次听到熟人公开对领导层的能力表示怀疑，他告诉我：”我对人们的愤怒感到震惊。信心就像对宗教的信仰。这是对未知事物证据的一种信仰”。
我拜访了一位受人尊敬的作家，他在一条弯曲小巷工作，藏身之处几乎全被书籍占据。
他把一只猫从凳子上挪到起居室，面带微笑地谈起了这一流行病。他在自己认识的人当中发现了一种动态：越是年长、越有权势的人，越是受到封锁的影响。
他说：”这些都是精英。他们做得很好，是有影响力的人。但他们却只能在痛苦中哀嚎。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人站出来说话，也许我们就能团结起来，说我们不喜欢这项政策或不合理的条件。但没有人愿意第一个站出来”。
他接着说：”在中国，最麻烦的事情是开放的思想，学习的能力，停滞了。四十年来，我们学习了很多东西，然后人们得出结论，中国很强大，很有能力，东方正在崛起，西方正在衰落，中国已经是世界的老大。于是我们停止了学习。但实际上，我们甚至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良知的社会“。
人们描述了他们仍在揭开的心理伤疤。
封锁几个月后，一位朋友吃完晚饭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测试亭。她突然感到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想要踢上一脚。她说：”我非常生气，对所有事情都生气。”
碎玻璃在她的脚踝上划开了一道口子，流血了。更糟的是，她突然想起了监控摄像头，”我很害怕，我会有麻烦吗？”
去医院看病感觉很冒险，但出血量太大，无法忽视。她编造了一个撞到玻璃墙的故事，天亮后，她缠上绷带，一瘸一拐地走回家，鞋子上都是血，脚踝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还有让她爆发的愤怒，继续残留在心里。
她说：”潜意识里，它永远不会消失。”
如今，她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寻找移民的途径上。
2018 年，中国的网上讨论开始出现一个普通话新词，润（run）的艺术。当上海进入封锁状态时，这句话开始流行起来。腾讯报告称，搜索 “移民加拿大的条件 “的人数激增。
当局对此表示不满，当局宣布计划 “严格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的出境活动”。
但人们还是找到了出路。
据联合国统计，去年有三十多万中国人移居国外，是十年前移民速度的两倍多。一些人采取了非常手段。今年八月，一名男子骑着一辆加满油的水上摩托，行驶了近两百英里来到韩国。据维权人士称，他曾因穿着一件称中国领导人为 “习特勒 “的T恤衫而入狱服刑。
有些人利用厄瓜多尔的免签政策进入南美洲，然后加入向北穿越达连峡丛林的徒步大军。今年夏天，美国南部边境当局报告称，在过去十个月里，与中国移民相遇的次数达到了创纪录的 17,894 次，比一年前增加了 13 倍。
多年来，富裕的中国人一直认为留下来比离开更有好处，但许多人已经改变了想法。
今年 6 月，为富人提供投资移民建议的亨瑞律师事务所发布报告称，2022 年中国将净流失 10,800 名富裕居民，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富裕公民输出国。
去年秋天，习近平以 “共同富裕 “的名义呼吁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引发了对征收新的遗产税和财产税的猜测。那位企业家对我说：”如果你是那 0.01% 的一部分，你就会想方设法脱身。“
Jun是一位五十多岁的技术专家，光头，随意的举止掩盖了强烈的情感——他在地中海附近买了一处房子。他告诉我：”中国有句俗话：狡兔三窟。我最担心的是，有一天，拿着中国护照就出不去了。”
中国公民可以从安提瓜或巴布达等加勒比避税天堂，花大约十万美元购买一本外国护照。自 2015 年马耳他开始出售永久居留权以来，87% 的申请人都是中国人。
今年早些时候，爱尔兰放弃了投资移民计划，原因是担心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Jun并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通过一系列互联网和娱乐企业发展壮大，但他逐渐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欲望是站不住脚的。通过扼杀私人生活和商业，党正在加速对抗。
他认为这是痛苦的但却是必要的。他说，”压力越大，开放越早，五年后，中国将被削弱。十年后，中国将陷入冲突。但十五年后，情况可能会好转。”
这种观点流传甚广，以至于一些中国人给习近平起了个绰号，”大加速器”，认为他正在推动中国走向清算。
目前，Jun说：”没人会说什么。他们只是在看高压锅。”
中国领导人深知人才流失的风险。习近平在 2021 年的一次讲话中说：”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但是，当人才优先与控制欲望相冲突时，控制就会获胜。在北京，一位男士告诉我，他的社交圈因移民而严重缩水，以至于他 “想在羽毛球场上结交新朋友”。
他转述了最近的一出家庭闹剧，其中融合了多方面的苦恼： “我的侄子告诉他父母，‘如果你们不让我和妻子移居加拿大，我们就拒绝要孩子’。”
帮助富裕客户离开中国的前律师戴维·莱斯佩伦斯说，知名人士失踪事件发生后，咨询量往往会增加。他告诉我，他的第一个客户是一个上海名门望族的成员，”这个人说，听着，我的家族经历过皇帝、太平天国、义和团、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他说我们家的座右铭是，不管情况有多好，我们总是在港湾里放一艘快艇，带着第二套证件和一些金条。那么，这句话的现代说法就是第二本护照、第二处住所和第二个银行账户。”
中国公民每年兑换成外币的金额一般不超过 5 万美元。不过也有变通的办法。一个被称为 “地下钱庄 “的地下网络，可以让你把钱存入本地账户，然后在国外取回，但要扣除手续费。
对于较大的金额，人们则依靠假发票，例如，用一百万美元购买成本为十万美元的机器零件。今年 8 月，警方逮捕了上海最大的中美移民公司，外联出国咨询集团的负责人，指控她 “在中国境内收取人民币，在境外发行外币”，这是中国当局警惕现金外流的一个信号。
今年夏天我访问新加坡时，与中国上层人士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卡尔文·郑（Calvin Cheng）告诉我：”新加坡是这些人的难民营。”
他们吃同样的食物，说同样的语言。在这里，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中国移民已经习惯于称它为坡县，就好像这里是中国的另一个区。2022 年，新加坡注册了 7312 家拥有中国业主的公司实体，比上一年增加了 47%。最富有的移民聚集在繁华的圣淘沙岛上，那里的别墅月租金高达三万五千美元。
富人区的新移民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位华人居民告诉我：”他们会挨家挨户串门，互相敬酒”。
新加坡的媒体追踪着中国商界名人的动向，其中包括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以及复星集团的创始人梁信军。
“阿里巴巴的很多创始人都在这里，”郑告诉我。”但他们都很低调。”
一位与新来者关系密切的商人说，他的许多中国朋友都在读《万历十五年》，这是一本关于帝国狂妄史的经典著作，描述了万历皇帝的统治，是如何随着一场瘟疫席卷全国和他的官僚机构失去信心而陷入麻烦的。
“中国有十三个王朝，”他说。”习近平所做的很多事情就像明朝末年的皇帝一样。人们看到这一点，就会说，该走了。”
Holly是一位二十多岁的中国纪录片制片人，他们最近拿到了英国签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自由。是选择和控制周围事物的能力。”
过去，她们曾对离开中国心存疑虑： “我感到内疚或羞愧。但在封锁之后，在我的朋友们离开之后，我就想，好吧，有时候我们可以照顾好自己。”
一天下午，我在北京大学的一个侧门等着，那里有一个金属路障，岗亭里有一个昏昏欲睡的警卫。疫情期间，中国关闭了校园，禁止外人进入，重新开放的速度一直很慢。
警卫研究了来访者名单，直到找到我，指了指拍下我脸部的摄像头，然后允许我通过。我是去见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贾庆国的。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告诉我，外国访客稀少的原因，不仅仅是 疫情，学校越来越不愿意让外国记者进入。
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完全停止了回答采访请求。他黯然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没有回应。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看我。”
谈到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势时，贾感到震惊，中国的热气球在美国领土上被击落，美国对技术出口实行管制，北京的情绪越来越暗淡。
他说：”如果把经济和美国的压力放在一起，很多人就会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美国造成的。”
贾认为，美国政客们争相对中国采取最强硬的态度，可能会增加中美发生激烈对抗的几率。他说：”到明年年初，美国总统竞选将全面展开。人们非常悲观。”
这种感觉是相互的。
拜登总统派出了一批内阁官员来修复关系，尽管共和党批评人士抱怨说，这些访问看起来是讨好中共。美国国务院也警告普通美国人重新考虑访问中国，理由是 “非法拘禁 “的风险越来越大。
在华盛顿，双方的反感加剧了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 停滞不前的中国更有可能与美国开战，还是更不可能？
答案可能取决于经济衰退的轨迹。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繁荣时期已经过去，但对于情况会变得有多糟糕，即使在同一机构内部也存在分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预计，经济将缓慢而稳定地增长。
他指出，中国的进口正在恢复，互联网公司也在重新招工，房地产的低迷并没有破坏金融体系。他说：”银行能够经受住这种打击。”
但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预测会出现长期问题。他指出，从历史上看，查韦斯、欧尔班和普京等独裁者往往能在一段时间内实现高增长，但最终，他们反复无常地使用暴力加之任性的政策，会造就一个沮丧、谨慎的社会。无法投票更换领导人的公民，只能囤积现金或汇往国外。
与其他独裁者相比，习近平的中国经济规模要大得多，能力也更强大，但动力是相似的。在波森看来，清零政策是 “中国经济行为的一个几乎不归点”。
在更糟糕的情况下，中国将面临 “日本化”，劳动力萎缩，失去数十年的增长。中国可能会通过快速、果断的政策调整来避免这种情况，但曾在中央党校担任教授的蔡霞告诉我，中层官员由于担心出现失误而无所作为。
她说：”官员们都躺平了。如果上面没有指示，下面就不会有行动”。
从国外激发变革的可能性同样不大。一位中国外交官最近告诉我，政府对西方人鼓吹改革感到恼火。他说：”我们将坚持自己的计划。中国人很固执。”
他微笑着补充道。”原则比实际利益更重要”。
经济学家许成钢告诉我，他认为党的现任领导人是政治 “原教旨主义者”，对僵化的理论所带来的风险视而不见。许成钢于2013年获得中国最高经济学奖，四年后离开了意识形态氛围浓厚的清华大学，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研究员。
在经济繁荣时期，中国利用外资和培训，以及要求 “技术转让 “的规则，在技术上取得了飞速发展。但美国已经缩小了这些渠道：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切断了中国获得先进芯片的渠道，拜登发布行政命令，禁止投资者资助中国开发人工智能。
作为回应，习近平一再宣称中国要实现 “自力更生、科技强国 “的雄心壮志。许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说：”在美国，你有一个自由竞争的丛林，几十个实验室在竞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但共产党政权不允许这样做。这是关键问题”。
中国政府为建立先进芯片代工厂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两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聊天机器人在与 ChatGPT 的竞争中举步维艰，因为中国共产党强调要维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规定。
如果你问 ChatGPT 的中国模仿版本，百度的文心一言，习近平是否务实，回答是 “换个问题”。
在华盛顿，近年来最流行的观点是，习近平将以更大的侵略性来应对增长放缓，包括可能入侵或封锁台湾。学者哈尔·布兰德和迈克尔·贝克利在2022年出版的《危险地带》一书中普及了一种名为 “巅峰中国 “的理论，认为中国正在 “失去时间在自己一边的信心”，可能会冒着战争的风险，使 “民族主义成为受伤政权的拐杖”。
一种在海外华人中流行的相关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攻击台湾，以提升自己在国内的地位。
但一些中国军事专家对 “声东击西 “论持怀疑态度。M.I.T.安全研究项目主任泰勒·弗拉维尔曾对中国的领土争端进行过首次全面研究，他对我说：”在经济震荡或动荡时期，中国不仅没有进行声东击西，而且往往变得更加和解。”
当中国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被孤立时，邓小平告诉同事们要 “冷静、冷静、再冷静”，还修复了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和越南之间陷入困境的关系。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习近平是否会效仿邓小平的模式，但弗拉维尔对华盛顿的情绪很警惕，正如他所说，”无论中国是崛起还是衰落，有些人都会说他们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他说，试图利用中国的经济弱点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中国认为人们在利用他们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在他们非常在意的事情上，那么他们可能会更愿意使用武力来恢复自己立场的可信度。”
美国国防部和情报官员今年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他们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习近平有即将攻击台湾的计划。大多数人认为，更直接的风险是，南海或台湾海峡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可能导致意外碰撞，进而引发战争。
2022 年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国领导人启动了几十年来最具威胁性的军事演习。前中国内阁顾问、北京智库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认为，中美相互对立的态势正在螺旋式上升。
他说，中国领导人 “觉得自己受到了挑衅”，当然美国也在说，”哦，中国又在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 ，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这就相互强化，使事态不断升级”。
当我见到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时，他预测 “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里，中美关系将充满竞争和争议”，尽管他注意到最近的高层会晤 “带来了更大的稳定性”。
伯恩斯预计，美国将继续把更多的供应链带回国内，政客们称之为 “去风险化 “的过程。但他警告说，不要过分追随这种冲动，以免两国社会失去联系。
据美国大使馆称，在中国的美国学生人数已从2019年的数千人骤降至目前的不到四百人。他说：”你需要压舱石，而人就是压舱石，学生、商人、N.G.O.、记者。”
他说：”任何情况下，两国的分裂都不会对我们有帮助。”
在政治日历上的重要日子到来之前，走在北京的任何一条街道上，你都会看到大量的咒语，印在海报和鲜红的横幅上。习思想时代充斥着精辟的警句，隐晦地提醒公众注意 “两个务必”、”三个必须 “和 “四个全面”。
习近平在私下里总是说得更直白。在上台后不久的一次闭门演讲中，他说出了至今仍是最清晰的愿景宣言。
根据在党员中流传的摘录，他问道：”苏联共产党为什么垮台？”
他说，原因之一是苏联人的 “理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专政的工具”。
习近平坚韧不拔的着手加强对党的信仰，并打造专政工具。相比前者，他在后者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如今，中国人最普遍的信念是，任何人，从最虔诚的信徒到最富有的富豪都可以消失。
今年秋天，又有了新的证据：另一位大权在握的将军、国防部长李尚福从未出席他原定参加的会议（注，刚刚被正式免职，中国国防部长相对而言没有实权）。
一位与审查人员斗争多年的老油条编辑告诉我，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用自己的权利来换取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位编辑没有提及习近平的名字，但他说：”用网上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每个人都有被锤的时候。有些人被2018年的宪法修正案打碎了（那个修正案取消了对习近平的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对有些人来说，是第二次连任。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对教育行业或科技行业的打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压力点。因此，社会的挫折感并不一致，挫折是分散的。并不是在一个点上全部崩溃。这里裂开一点，那里又裂开一点”。
如果公众的挫败感继续累积，那么所产生的结果，就有可能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抗议活动和一张白纸。但历史表明，发生宫廷政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自 1949 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党的领导人被下属罢黜过。
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太可能使党陷入绝境。为了弥补与西方联系的减少，中国正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交易上。现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超过了对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的总和。
尽管中国雄心勃勃，但要恢复本国人民的信任和活力，还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斗争。这种停滞可能会过去，就像美国在1980年代所做的那样；也可能会加深，就像苏联在同一时期遇到的那样。
伍德克的岳父是首任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在 2011 年的一次党内招待会上，他的岳父告诫中国同志要警惕自大的危险。他说，”我们在位七十四年。过去的十年是最糟糕的十年”。
截至今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时间已经赶上了苏联共产党。伍德克说：”20世纪本可以是德国世纪，但我们搞砸了，两次。”
他说：”21世纪本可以是中国的世纪，但他们现在冒着这事儿再也不会发生的风险。”
在一些最有成就的中国人看来，习近平已经浪费了这种潜力。那位金融家说：”必须有人告诉美国人，中国要超越他们的想法已经结束了。这家伙结束了这场游戏。”
习近平的全面控制运动已经进行了十年，他唤醒了中国人的信念，但不是以他想象的方式。我采访了一位前银行家，在断定自己在权贵及其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会让自己面临风险后，举家从上海搬到了新加坡。
他说：”尽管我热爱中国，但国家是一回事，政府又是另一回事，它只是一群在历史长河中短暂掌权的个人。我无意推翻政府，也没有这个能力。但有些真相，我相信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我们都接受过这样的教育，’最好闭上嘴巴’。但这是错误的。当信息不流通时，整个国家都会倒退”。
许成钢，这位逃离中国的经济学家，用 “启蒙 “来形容这种政治演变，让我大吃一惊。他解释说，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曾被软禁数十年，但从未对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失去信心， “国家为人民而生，而不是人民为国家而生. . . .我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责是保护个人，让他有机会发展成为有创造力的人”。
许告诉我：”历史上，中国人对宪政和人权一无所知。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但开明的人不在少数。他们知道。这将属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