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在纽约客发表文章，讲述了他最早的那批学生，在90年代考上大学、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浪拼搏努力的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其中一些人选择放弃了国家安排的编制工作，去往南方寻找改变命运的可能，也有的选择留下来安分地做个教师，虽然他们的选择各有不同，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一群人都活出了各自的精彩，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也都无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此文为精校版。
据我所知，我以前的学生中，诺斯是最后一个成为企业家的人。当他终于在2017年开始创业时，距离他坐在我在涪陵师范学院的课堂上，已经足足有二十年了。
他大多数的同龄校友，现在都是教师。在中国，他们离退休的年龄只剩下十年：男性60岁，女性55岁。除了教师之外，我以前的学生中也有少数人成了政府官员。
在20世纪90年代，教英国文学的我，有时候会要求学生表演莎士比亚笔下的剧情。我们多年来保持联系，他们的人生角色也在继续发展，就仿佛当年的戏剧从未结束一般。一个曾经表演过朱丽叶的女孩，当年她穿着红色的裙子，站在阳台场景中的木桌上，后来在管理独生子女政策的地方政府机构中事业有成。
我教过的最好的“哈姆雷特”，入了党搬到了西藏，成为宣传部的一名干部。
也有人成了企业家，但是不多，而且大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000年初的繁荣时期开始创业的，当时中国的商业故事，有其自身的莎士比亚特质。
据说有一个人在对顽皮的中学生进行严厉惩罚后被开除了教职。由于太过骄傲，他没有想过要找另外一份教育工作，而是去偏远的青海省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在那里，时光流逝，最后他成了拥有车队的百万富翁，一位出租车大亨，一个将骄傲转化成黄金的英雄。
诺斯的两个大学室友（也是我以前的学生），偶然发现了一些有利可图的生意，每当我们聚会，他们总会回忆起早年做生意时的兴奋和辛劳，还有大量的迷茫、无知和愚蠢的运气。
对于一个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成功有时就像一个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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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的商业环境竞争压力已经大多了，很少再会有中年人为了成为企业家而放弃稳定的工作，但诺斯认为年长也有一些好处。毕竟，有很多同龄的中国人。2019年，政府认定出生于诺斯那个年龄段的人，即45岁到49岁的，是所有五年组中人口最多的。
这些中年人是在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启动的变革中成长起来的，其中许多人参与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迁徙，超过25亿人从农村迁往城市。诺斯认为他的优势在于，了解这些城市居民在年老时需要什么。
在他看来，其中之一就是电梯。
1996年秋天，和平队将我派往中国西南部长江岸边的一个小城市涪陵。在我担任教师的前两个学期，诺斯一直是班长，他收集作业，组织学习会，并向同学们传达学院领导的信息。他是一个组织者和连接者，在某种程度上，在接下来的25年里，诺斯一直扮演着这个角色。
现在，当老同学们见面时，大家还是称呼诺斯为班长，如果我想了解谁的最新情况，诺斯通常可以提供帮助，尽管他的信息往往三句话不离电梯。有一次，我告诉他正要去看一个叫艾米丽的女人，诺斯说她住在六楼，并扯到了他的生意上。
诺斯描述了她所居住的楼群，“大约有五六十个住宅单元，但没有电梯。”
还有一次，我提到了格兰特，一个不同年级的学生，我没有想到诺斯会认识格兰特，但他的反应很直接，“他住在那栋楼的顶层，他让我去看看，但搞不定，一层有一个汽车修理店，没法装电梯。”
诺斯的标准营销策略是，你怎么汽车就应该怎么看电梯，为此还给自己的企业取了个相应的名字——“出行易电梯公司”。2019年秋天，他第一次带我去项目现场，参观了涪陵市区的一栋十二层楼。
自从我在涪陵生活以来，这个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两倍，部分是因为来自于三峡大坝建设期间的移民安置，三峡大坝在两千年初淹没了许多低洼的定居点。那时，人们住的房子往往盖得很匆忙，质量也可以想像，高楼没有电梯的现象很普遍。
诺斯告诉我，这座12层的建筑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他说：“在那些日子里，电梯和汽车基本上是一样的，人们都没有。但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汽车，成了基本的交通工具。电梯也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你有车，那么你也应该有电梯。”
这座大楼具有中国千禧一代建筑的特点：老化的混凝土，狭小的窗户，狭窄的阳台和生锈的栏杆。但是，一个闪闪发光的新的玻璃金属电梯井，已经沿着大楼外部的一侧连接起来，就像给受伤的肢体上了夹板。
诺斯和我从一楼进入电梯，将一把钥匙插入电梯的控制台，天花板上的一组扬声器开始播放肯尼基的《回家》。在诺斯的大多数电梯里，这首歌都会这样循环播放。他告诉我，这首歌会让人们联想到回家的美好。
他按下了顶楼的按钮，说：“你需要钥匙才能使用电梯，就像驾驶汽车一样。”
他解释说，这是必要的，因为每个居民对这个电梯支付了不同的价钱，楼层越高价格越高，所以每把钥匙都被设定为只把电梯开到居民所住的楼层，这就像拥有一辆总是去同一个目的地的汽车，并且总是播放肯尼基的同一首歌曲。
诺斯提到，一个12楼的住户拒绝付款，所以她不得不继续艰难地走上楼梯，我问是否有人选择不付钱，然后偷偷地从邻居那里获得钥匙。
诺斯说：“这并不常见，但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拿出手机，打开一个应用程序，显示了一个实时视频画面：那是一个从上往下的镜头，画面中正是诺斯和我。我看了看身后，看到一个监控摄像头。
诺斯说：“我可以用这个应用程序观看我的任何一部电梯”。他把画面切换到城市对面的一部电梯，屏幕上，电梯门打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她以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没有人监视她，于是对着电梯里的镜子，靠得很近，开始认真地化妆。
肯尼基的萨克斯回响着，而诺斯和我就看着这个女人化妆。诺斯说：“看到了吗？如果有人非法使用电梯，很容易查到，视频会保存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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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所有的学生一样，诺斯也主修英语。第一次知道他的新业务时，我最初感到惊讶。但他解释说，他的合伙人会处理所有技术方面的问题，而诺斯的角色是与居民进行谈判，弄清每个电梯项目的收费结构。他告诉我，这个过程很复杂，因为与过去不同，大多数建筑不再属于共产党的工作单位，许多居民都是从农村搬来的，对周围的人并不熟悉，这也是向城市生活转变的一部分。
诺斯说：“一般来说，在讨论电梯项目之前，他们甚至都没有见过自己的邻居。”
当我到达涪陵时，只比学生们大几岁。我们所有人都是20多岁，而这所大学是整个中国教育系统剧烈扩张的一部分。我的学生将被培训为教师，他们的大部分学费由政府支付。当时政府将毕业生分配到农村中学工作，通常是在学生的家乡四川省和重庆市的附近。
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绝大多数涪陵的学生都是在农村长大的，1974年，也就是诺斯和他的许多同学出生的那一年，中国的人口有83%是农村人，但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个比例正在迅速下降。作为大学入学流程的一部分，所有年轻人的户口，或户籍，都将从农村转到城市。
当我的学生进入大学时，从法律上讲，他们就变成了城市人。
但在教室里，很明显，这个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多数学生身材矮小，皮肤晒得黝黑，穿着廉价的衣服，平时手洗衣服。在冬天，他们的手指和耳朵经常会长冻疮，这是营养不良和寒冷的生活条件造成的。
诺斯在农场长大，他后来告诉我，父母每月给他一百元，大概12美元多一点，这是大多数学生得到的生活费。他们通常把自己描述为“农民”，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的大学里没有任何贬义。当他们写关于自己家庭的文章时，会把自己放在共产主义过去的恐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之间。
今天，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过去那些日子时，我们会觉得我们父母的思想和行动有些盲目和狂热，但如果我们客观地考虑那个时代，我想，我们应该理解那个时代并且能够理解他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快乐和悲伤。
在中国，对农民的孩子来说，考入大学非常不易，在我来涪陵的前一天，我的父母再三叮嘱我。父亲说：“现在你是大学生了” ……“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不一样了，那时候大家都在浑水摸鱼，如今，我们必须靠自己的能力来谋生，一个国家的进步取决于科学和技术。”
我母亲是个农民，她关心的不是中国的未来，而是如何养家糊口，她也不懂政治。在她眼里，只要我们大家生活得更好，她就认为国家是对的……但是我看到社会上有很多腐朽的现象，发现现实和理想之间有一段距离，我无法缩短这段距离，因为我太渺小了。也许有一天我会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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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遇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之前，已经学习了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英语，他们给自己取了外国名字，其中一些有字面意义或象征意义，就像中国诗人的笔名一样。诺斯（North）选择这个作为他的英文名，部分原因是这是中国传统的权威方向：遥远的北京。他还在一本历史书中读到，曾经有一位英国首相叫诺斯。他并不知道那就是诺斯勋爵腓特烈·诺斯，即诺斯勋爵，在不列颠帝国在失去美洲殖民地时期担任首相。
班长这个职位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诺斯最终加入了共产党，但毕业后拒绝了党组织分配的教学工作，这样做往往会有经济处罚，诺斯不得不支付一笔相当于他父母一年收入的钱，他告诉我，他无法忍受回到他长大的村庄。
他决心留在涪陵，他眼中的一个大城市。事实上，按照中国的标准，涪陵很小，只有20多万城市居民，它唯一的名气是榨菜，一种在长江岸边种植和腌制的当地蔬菜产品。
榨菜没有相应的英文单词，官方字典的翻译既生动又神秘：“辣腌芥菜块茎”。这种蔬菜成为诺斯进入城市生活的入口：他被涪陵最大的国有榨菜公司雇用，起薪为276元。当我在1997年拜访他时，那还是他工作的第一年，公司门口的大型英文标志上的“t”已经掉了下来。
我的班里曾经的班长在一家称为“涪陵乌江榨菜”（Fuling Ho）的公司每月赚取33美元，让人似乎很难乐观起来。
拒绝政府教职的少数学生往往来自两个极端。少数学生有城市背景，有必要的关系和冒险精神来寻找自己的道路。另一个极端是真正绝望的人，一个年轻人出身的村庄可能非常偏远，或者他的家庭状况非常糟糕，以至于成为一名公共学校的教师会是一种奢侈。
最常见的选择是移民，通常是移民到南部或东部的繁荣城镇。毕业后，一个男孩写了一封信，描述他到浙江省的旅程。
在船上，有许多要去沿海城市的四川人，有些人睡在厕所里。在火车站，四川人就像难民或乞丐……我们被迫花40元钱去买像泔水一样快餐，两个四川的年轻人被打倒在地，就因为他们没有钱买东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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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的大学室友之一是一个运动型、国字脸的男孩，他给自己取的英文名是安瑞（Anry）。安瑞的父母从小就不识字，但这个男孩喜欢诗歌，后来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像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中国文学青年一样，他认为一个诗人就应该既愤怒又浪漫。虽然他在自己的英文名中把“g”字去掉了（注，英文的angry是生气之意），但安瑞却名副其实：脾气很急，和我们系里最漂亮最聪明的那个女孩约会。
作为四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安瑞是他家最大的希望，三哥从高中辍学，赚钱帮助支付安瑞的学费，而大哥则为当地政府工作，从事道路建设，有机会接触到炸药。偶尔他也会拿一些炸药，在湖里引爆，捕捞浮出水面的鱼。
炸鱼是非法的，但在中国贫困地区并不罕见，时不时就会有人因为引线太短而出事故。当意外发生在安瑞的哥哥身上时，炸药离脸过近，他被炸瞎了双眼，两只手不得不从手腕处截肢。
安瑞在事故发生后不久就毕业了，那时，他知道他和其他兄弟将分担大哥的全部负担，因为老大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十四岁的儿子。毕业后，安瑞到他分去的那所偏远中学报道，在教师宿舍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这座泥墙建筑坐落在高高的山顶上，晚上，安瑞躺在床上听着风声。这份工作的月薪不到30美元，早上，安瑞走下山，再也没有回来。
他去了遥远的西南地区的昆明，他的大学女友已经去了那里。安瑞找到了一份冷门工作，牙科医用椅子推销员，说是可以收取佣金，但他从未卖出过一把椅子。下一份工作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就是销售X光机的胶片。接下来，他尝试了水泵。
多年后，他告诉我：“我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与人交流，也不知道如何卖东西，我只是走来走去，试图找到可能需要这些东西的客户。”
当安瑞的钱几乎用完时，他坐火车去了上海。他和女友已经分手，独自前往东部。到达上海时，他身上只有不到三块钱。那天晚上，他睡在虹桥车站旁边的一个公共广场上，无法相信那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农村来的男孩女孩，来自小城市的移民，刚毕业的大学生，都睡在空旷的天空下。
自从离开家后，安瑞经常背诵《热爱生命》，这是汪国真的一首诗，他是20世纪年轻人的最爱。
我不去想，
是否能够成功 ，
既然选择了远方 ，
便只顾风雨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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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来到了北京，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那时候，很少有中国人有手机或电子邮件，于是我保留了一份名单，上面有一百多个以前学生的家庭地址。每隔六个月，我就写一封集体信，在每个信封上手工写上地址，由于中文书写不好，这个过程要花上几个小时。
回信装在廉价的牛皮纸信封里，邮戳来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兰江、英业、茶园。
我在一个小村庄里做老师。如你所知，在中国当老师是赚不到多少钱的，但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里的学生都很尊重我，非常喜欢我……也许我明年会有一个女朋友，不是非常漂亮，但她对我非常好。
我现在知道，我曾经是一只井底之蛙。浙江和四川省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距离。这里是富人的香格里拉。而四川只是穷人的地狱……我和我的女朋友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我知道如果我一辈子都是穷人，我们就永远不会在一起。在这里，我必须努力工作，努力，再努力。
很多时候，移民的人和教书的人好像是在描述不同的国家。但是内在的联系比表面上更紧密：在那些不起眼的四川小镇上，老师们正在指导学生，这些学生在完成初中学业后，往往带着足够的基本技能前往沿海地区，变成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个系统旨在实现最大的效率，这就是为什么涪陵学院和涪陵许多其他师范院校一样，被归类为专科学校，一种初级学院。
在专科学校，未来的教师在三年内完成他们的学位，而不是四年，这使得他们能够迅速进入不断扩大的学校系统。
在一些最贫穷的地方，急于培养教员的做法成为一种把人分类的方式。我最好的学生之一琳达，和另一个头脑灵活的男孩是初中同桌，男孩的中考成绩比她高。由于分数，这个男孩被立即送去读一个三年中专，专门为不发达地区的小学培训教师之用。琳达则继续读高中，之后被选中进入涪陵学院。那时，没有人谈论算法，但显然有某种大规模的算计：通过在农村地区发现聪明的孩子，并将他们从正常的教育轨道中拉出来，政府培养出了18岁就能获得许可证的小学教师。
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足够聪明，意识到自己基本上是被整个系统牺牲掉的。琳达，由于分数比她的同桌低，最终获得了更多的教育和一份更好的工作。但在1999年5月，当她给我寄来一封长信时，那个同桌已经回来了。
现在有一个男孩在追我。他的名字叫黄东，他是我的初中同学……他只在小学教了半年书。之后，他就出去做了各种工作，做歌手，推销员，在成都的一家投资公司做副经理……他很善良，很勇敢，很有进取心。最重要的是，他非常负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值得信赖的，他和他的家人都非常爱我。也许，他将来会成为我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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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来北京的头几年里，信中经常描述恋爱和婚姻，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人一样，学生们通常很早就结婚了，他们可能是很残酷的现实主义者。
去年冬天，我和一个医生结婚了，他不是很英俊，但他对我很好。明年春天，我们就会有一个孩子。
让我高兴的是，我娶了一个毕业于涪陵师范学院数学系的丑女人。
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女朋友，她将在2000年后成为我的妻子。她不漂亮，脸上有很多雀斑，但我爱她，因为她的钱比我多，也许我更爱她的钱……我有很多话想说，但我打不出来，这封信是在我女朋友的电脑上打出来的。
他们中少有人有很多恋爱经验，大学教务处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恋爱，特别是对于像诺斯这样有政治背景的学生。安瑞告诉我，他从未对入党有任何兴趣，对于禁止约会这样多管闲事的规则，他嗤之以鼻。另一个习惯性的浪漫规则破坏者是一个叫杨海（Youngsea）的学生，严格来说，杨海并不与安瑞和诺斯同住，但他总是厮混在诺斯的寝室，以至于他们把他当成了室友，三个男孩在校园里形影不离。
在我的班上，杨海的成绩一般，但却英俊逼人。他有一头蓝黑色的头发，圆溜溜的大眼睛，还有高而挺拔的鼻子，在一个完全由汉族人组成的区域里，杨海看起来几乎就像来自一个不同的族群。他和中文系的一个女孩约会，给她写古典传统的诗词，他给自己取的名字杨海，是他作为中国诗人笔名的直译。
杨海是第二个从他位于四川东北部的偏远家乡村庄考进大学的人。毕业后，他在分配的中学工作，每月工资30美元多一点。为了多挣点，杨海买了两个便宜的键盘，并在学校开设了私人打字课程。
当时，人们刚刚开始听说计算机的重要性，有几十个家长为他们的孩子报名参加杨海的课程。他以流水线的方式授课：在每台电脑前，20名学生排队，每两分钟就有一个孩子轮流敲击键盘。每节课的学费大约是25美分。杨海很快就从私人课程中赚到了比他的本职工作更多的钱。
一年后，他转到涪陵的一个培训机构，开始和一个女人约会，这个女人非常漂亮，似乎与这个小城市格格不入。杨海回忆说：“多年后，无论她走到哪里，男人都会向她表白并骚扰她。”
她在一家商店工作，老板的弟弟对她非常迷恋，这使她感到不安。每天下午，杨海都会从他的学院的武术系派两个学生护送他的女朋友回家。他说：“我知道，留住她的唯一办法是成为一个大老板，如果我是一个老板，她可以和我一起工作，男人就会离她远点。”
一位60多岁的退休女教师曾在杨海的学校任教，他的精力和干劲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说出女友和他的梦想时，退休教师同意借给他一千多美元。那是2000年，成功的企业家已经开始购买手机，所以杨海在涪陵市区开了一家手机店。他的女朋友帮助管理这家店，生意兴隆。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杨海就还清了贷款，而且再也没有回去教书。
杨海的商店里还有其他电子设备，当对讲机开始飞快售罄时，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建筑公司用这种设备在建筑工地上进行交流，每次项目扩大，雇用更多的工人，就需要更多的对讲机。每次，公司都会回到同一个经销商那里，以购买在同一频率上工作的设备。在2000年初，似乎每个中国建筑公司都在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特别是在三峡大坝的安置区。对讲机变得比手机还挣钱，而大多数经销商对这一事实的反应迟钝，但杨海很快就在涪陵开了第二家店。
在后来的生活中，杨海用几乎是寓言般的语言来描述这段时期。起初，他的动机是为了保护他的女友，但是，在他变得比自己最疯狂的梦想还要富有之后，仿佛金钱麻木了他的初心。
他在多年后说：“我们是真爱，但在那个时候，金钱的驱动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强。她从家里店里两头跑，不停地工作，我们一起买了一套公寓和一辆车。我们太忙了，一直在做生意。”
当杨海的女友想生孩子时，他犹豫了。他回忆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时机。”
他仍然在扩展生意，新的商机不断出现，现在开始建立家庭划不来。他把业务扩展到重庆，在那里销售新的城市环境中需要的其他东西：报警系统、视频对讲机和停车场管理系统。他的女朋友时不时地谈到结婚和孩子的问题，但杨海总是一推再推，当他终于准备好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开始约会的五年后，一个来自外地的商人开始追求杨海的女友，在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她已经离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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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寄到北京的棕色信封中开始出现我学生的信，农村学校被关闭和合并，其范围之广几乎无法想象，从2000年到2010年，根据一份政府报告，中国平均每天关闭63所小学。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孩子离开他们的家乡，到我的学生所教的那种小城市和城镇去接受中等教育，通常情况下，孩子们住在宿舍里，他们的信中经常提到已经移民的父母。
我家很穷，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疯了，所以我爸爸到云南去找工作……我非常爱我的父亲，春节期间我父亲没有回家过节，因为他想给我寄更多的钱。
我的英文名字叫亨特，出生在乡下的一个贫困家庭。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知道我的父母很虚弱，经常生病。但我想学习，就像沙漠中的人想得到水一样。
我是一个女孩。我今年16岁了……我打算好好学习五种语言，除了中文和英文。也就是说，我将学习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我不惧怕风的威力，雨的呼啸，我将面对它们，与它们战斗，再次成为野蛮人。像狼一样经受饥饿和寒冷，像鹤一样去跋涉山川。我一定要获得成功，只要我努力学习，一直坚持。我不惧怕明天，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昨天，我热爱今天。这就是我。
他们的英语学习材料似乎有很多鼓舞人心的段落。在信中，孩子们经常引用这些文字，他们对繁荣时期的作家情有独钟，其主题是很久以前的另一个国家。
那个16岁的女孩从威廉·艾伦·怀特那里拿了一些话，怀特是堪萨斯人，在20世纪初成为进步运动的领导者。其他的描述，比如风的威力，雨的呼啸，来自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他是怀特的同代人，写的是勤劳的中西部农民。
已经移民的学生消息不多。多年来，我与安瑞没有直接联系，尽管我偶尔会收到他前女友的来信。
前几天我给安瑞打电话，我很高兴知道他做得很好，他在一家大工厂里担任塑料部门的负责人。
在到了上海并睡在公共广场后，安瑞走了6英里穿过城市，找到了他家乡的一个熟人。他迈进各个工厂的大门，询问工作机会，一家台湾的塑料电脑外壳制造商雇用了他，从事市场营销，因为他有英语学位。
在这家台湾工厂，安瑞遵循当时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的惯例：白天工作，晚上寻找更好的工作。很快，他在一家生产无绳电话的公司找到了一个高薪职位。每年，他都会将自己工资的大约十分之一寄给他残疾兄弟的家人。
安瑞后来告诉我，这段时间才是他获得的真正的教育。在涪陵，他从来不是一个努力的学生，但在上海，他开始上夜校，包括一个叫做六西格玛的课程，这是1986年摩托罗拉公司的一名美国工程师开发的一个旨在控制质量的管理系统：根据这种理论，一个人如果正确地遵循严格的六西格玛流程，应该能够制造出在统计学上缺陷几率极小的产品。摩托罗拉公司实施了这一过程，然后，在19世纪90年代，其他大型美国公司也开始采用，包括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
对安瑞来说，六西格玛有一种宗教般觉醒的力量。在那之前，生活仿佛是无数个偶然组成的：他因为哥哥的不幸事故而移民，他去了他碰巧有认识的人的地方，他接受了他能找到的任何工作。
但现在，他掌握了系统和流程的重要性，将六西格玛应用于他的制造业工作，然后他辞职成为六西格玛的传教士。他走遍了东部各省的工厂——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并发表了关于管理系统的演讲。
当他在2001年开始演讲时，他所访问的大多数制造商仍然缺乏基本指引。他最近回忆说：“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工作指示，他们没有正式的文件。工人们只是依靠经验，这都是试验和错误，人们直接从别人那里学到东西，口口相传。我告诉他们，你必须定义你的参数，你必须记录你的操作。你需要工作指示。你需要标准。你需要基本的过程控制。”
安瑞将他的咨询公司扩大到6名雇员，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钱很好赚，但主要是他喜欢见证自己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他会多次访问同一工厂，观察变化。在2000年期间，中国制造业的质量开始迅速提高，尽管安瑞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仍然不够好。
2003年，他的三哥，那个为了支持安瑞学习而辍学的人，在上海一家生产电脑机箱和电缆的工厂工作。有一天，他在修理一台注塑机时发生了高压故障，安瑞的哥哥当场触电身亡。
在家庭悲剧发生后，安瑞再一次被迫搬家。他关闭了自己的生意，回到了重庆，这样可以和需要支持的亲属们更近一些。但现在他有了一个专业，所以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在国际汽车工作组担任质量控制审计员，这个工作组是一个寻求改善汽车零部件制造的公司集团。那时，他已经抛弃了诗意的愤怒，将英文名字改为艾伦。像那一代的许多中国篮球迷一样，他钦佩“战神”艾伦·艾弗森，认为他是一个身材（相对）矮小但是靠拼搏克服逆境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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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的人口正式变成以城市为主体。大约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即使是以前选择留在小城市教书的学生也开始变得富裕起来了。2014年，我给我教过的大约八十个人发了一份长长的调查问卷。有30人回答，其中28人同时拥有公寓和汽车，他们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接近一万八千美元。
今年，当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收入的中位数超过了3.5万美元。在20世纪末那会儿，他们的初始年薪通常在500美元左右。
大多数学生在农村大家庭中长大，但他们是受“计划生育”影响最严重的一代人，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几乎所有城市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到2015年政策最终松动的时候，我的学生已经40岁左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已经过了生育年龄，在调查问卷中，他们形容自己的育儿方式与父母的育儿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像养猪或养鸡一样养育我们，我们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少爱，但现在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一切。
我给了我的儿子所有的爱和关怀，当我想起我当学生的时候，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们的父母什么都没有给我们，中国的农民根本不知道如何照顾他们的孩子，我经常生病，感觉很冷，但我的父母根本不关心。
自2014年以来，我定期发出调查，关注不同的主题，获得的答案无疑会有一些选择偏差，因为生活比较稳定的学生更可能做出回应，但是也有一些人作为连接者，比如诺斯，我可以和他们讨论在这个群体中注意到的趋势。
尽管我的学生已经向城市生活和繁荣过渡，但他们的思维和价值观仍然遵循许多与中国农村有关的模式。2014年，我让受访者定义他们的社会阶层，30人中只有8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或以上。有22人用“无产阶级”、“低级”、“下层”、“贫困阶级”、“穷人”和“我们什么都不属于”等词语来定义自己。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超过八亿的中国人已经摆脱了贫困，但中产阶级的概念仍然相对较新。而且，对我的许多学生来说，曾经的贫困创伤似乎难以摆脱。写信给我的那个男孩讲述了他到浙江的艰难船程，期间他来自四川的外来人睡在厕所里。
他最终学会了流利的英语，成为一名私立学校的教师，年薪约为8万美元，他拥有三套公寓和一辆汽车，没有任何债务。但在调查中，他回答说：“我们属于下层社会”。
在涪陵，琳达写道：“我认为如果你是中产阶级，你至少应该有一套公寓和一辆汽车，而且不需要贷款。”
她把自己定义为低于中产阶级，因为她和黄东是借钱买的公寓。以前的中学同桌还在一起，他现在做小生意，卖建筑材料，而琳达在涪陵最好的高中教书。
在我以前的学生中，离婚率惊人的低。2016年，三十三名受访者中只有一人离过婚，今年的数字是三十二人中有一人。诺斯和其他人证实，他们的同学几乎都还在和原配在一起，而在全国范围内，自2000年以来，离婚率增加了两倍多，现在比美国还高。
但这些社会变化似乎没有影响到我的学生。一位女士在调查表上写道：“我们是非常传统的中国人，我们不认为离婚是件好事。”
其他的传统观念让我吃惊。这所大学向所有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在课堂上，他们对宗教极为蔑视，但这种意识形态中的一些内容，似乎有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的趋势。
2016年，33名受访者中，有27人说他们相信有神，28人相信因果报应，大多数人（23人）在过去的一年里访问过礼拜场所。一位妇女写道：“我是一名党员，所以我不能这样做”。
然后继续说。“但我喜欢去佛堂。”
与亚伯拉罕的宗教（即基督教）不同，共产党之前的中国信仰传统并不强调排他性，我在学生身上认识到这种品质。有时，他们会四处游荡，一个人在参观了寺庙和教堂后写道：“我认为中国本土的神比耶稣好用得多”。他们的信仰趋于灵活，一位女士写道：“我想信耶稣，但这里没有教堂，所以我选择相信中国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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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参加了城市的活动，他们的农村背景也经常显现出来。2021年6月，琳达和黄东的儿子参加了高考，第一天早上，我在涪陵的考点门口见到了他们一家。在中国城市，考试日的母亲穿上华丽的旗袍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琳达尽职尽责地穿上了红绸服装，长发整齐地编成辫子。
当我称赞她的衣服时，她自豪地说，她的体重和在大学时一样。
多年来，高考的压力越来越大，但琳达的家人中没有人明显感到紧张。在孩子走过大门之前，琳达告诉她的儿子：“要有信心。”
当这个男孩离开视线的那一刻，他的父母表现出对他不抱希望的态度。琳达说：“他没有准备得很好。”当我问及她的儿子希望在未来做什么时，她摇了摇头，“他没有任何目标。”
黄东说：“他只是需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行，他的头脑不够灵活，不适合做生意。如果你现在不全身心地投入，你就会赔钱，他也不适合当老师，这要求太高了。”
这种态度似乎会持续很长时间。前一年，我曾陪同诺斯送他的孩子去考试，诺斯也是这么说的。这是另一种模式，我把它与中国农村联系起来，他们有时试图通过消极的方式来抵御厄运。这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收到的信，当时我的一位学生正准备结婚：“她不漂亮，脸上有很多雀斑。”
高考后的一个月，琳达写道，她的儿子考上了一所好大学，而这也正是一年前诺斯的儿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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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诺斯对他决定离开他在榨菜公司的决定感到后悔。1997年，当我在他的第一份工作中拜访他时，我对他的前景持怀疑态度，但他在产品销售方面有所上升。最终，他被任命为贵州省一家子公司的董事长，并代表公司去马来西亚出差。
他买了五套公寓，其中一套位于涪陵最豪华的新楼盘。我感觉到，他离开这份热门工作的一个原因是，他欣赏以前的室友安瑞和杨海的独立性。
但诺斯担心他起步太晚。现在，中国人经常谈论内卷，一种彼此伤害自我失败的竞争。当诺斯开始他的电梯业务时，只有几个竞争对手，但到2020年，已经有十几个竞争者了。利润率迅速下降，每次我去拜访诺斯时，他手机上的监控录像都有一种内卷的感觉：这些小盒子已经遍布全城，到处都是冲突和谈判的潜在场所。
诺斯说，最困难的部分是与居住在较低楼层的人打交道，他们没有为新电梯支付任何费用，但即使他们同意一个项目，随着施工的进行，他们往往会改变主意。他们无法忍受楼上的邻居得到好处的想法：在安装电梯后，上层的财产价值急剧增加，而下层的财产价值则相对变化不大。
2020年7月的一个下午，我陪同诺斯来到一个基本完工的工地。一些低层居民破坏了项目的电力，以拖延进度，并与楼上的邻居发生了冲突。当我们到达时，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拿出卷尺，开始抱怨电梯入口的尺寸。然后他声称，电梯开始运行后，每个人都会被高额的电费所困扰。
他问道：“那维修费呢？”
诺斯回答道：“这两者都与你无关，如果你使用电梯，你就要付钱。如果你不使用它，你就不付任何费用。”
那人用土话骂道：“鬼知道！我们说的是楼上的那些人，如果他们把公寓卖了，或者电梯要修，怎么办？”
诺斯说：“既然你不使用电梯，这些事情都与你无关。”
他平静地拿出一份盖有州政府印章的文件：《建筑项目许可证》。这个时候，一个三十多岁、身穿粉红色T恤的女人开始大喊：“别搞错了！宰相肚里能撑船！”
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是。要宽宏大量。诺斯温和地说话，指着许可证。过了一会儿，那人又拿出了卷尺，争论持续了大半个小时，双方都在强调自己的工具：许可证、卷尺。
后来，诺斯告诉我，这都是一场表演，目的是为进一步谈判做准备。他必须在上层挨家挨户地走访，弄清楚人们愿意付给楼下的邻居多少钱来换取允许项目继续进行。他说，“他们不会把事情做得太过火，那个女人是个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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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提到她的工作，但诺斯早已猜到她是公务员，这种身份使她有恃无恐，但这也降低了她对严重冲突的兴趣。自从2012年，中国发起反腐运动以来，官员在与平民的交往中变得更加谨慎。我仍然与几个已经成为官员的前学生保持联系，但他们从不多说自己的工作，也不回答我的调查问卷。一位前学生告诉我，党已经指示许多官员不要参加学校的同学聚会，因为这可能会给老同学们带来索要好处的机会。
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已经成为一个特定阶层的人。2017年，我在一项调查中问到受访者是否经常与政府官员接触，30人中有26人说没有。但对于下一个问题：你是否希望你的孩子从事政府服务工作？21人的回答是肯定的。
一位男士说：“我不喜欢政府人员，但我喜欢这份工作，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得到一份官员的工作。这份工作不难，而且很值得。”
那一年，我还问受访者是否认为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多党民主国家，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说是。一些人说，中国的制度是成功的。不过，对其他人来说，原因更多是出于愤怒。一位男士说：“我们已经有一个腐败的政党，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政党，情况会更糟糕。”
一位女士回答说：“我们看到美国有多党制，但你们却选出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当我问他们是否预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未来十年内会有重大改变时，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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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学生经常嘲讽他们必须教授的国家规定教材。一位女士在2016年回应说：“中国的教育就像垃圾食品。”
另一位写道：“我认为中国教育是垃圾，没有创造力，作业太多，压力太大，学生在学校学到的大部分东西在未来是没有用的。”
问题的一部分是，教科书反映了压抑的政治气候，党仍然在教育人们，似乎更希望他们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而不是有创造力的独立思考者。2017年，当我要求我以前的学生找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最大的成功时，没有人提到教育。
最常见的答案，都与发展有关，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很多人仍在教育领域。从调查和我与诺斯和其他人的谈话中，我估计我以前的学生中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仍然在做教师。今年，我问他们毕业后干过几份工作，教师的平均数是2.1。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在同一岗位上工作了近25年。
在教育领域，这样的稳定性，可能有助于使原本可能成为无情竞争和限制性很强的系统变得人性化。在中国，尊重教师的文化传统由来已久，而且国家似乎已经以适当的速度提高了工资。尽管教师们对教材颇有抱怨，但当我让他们用1到10分来评价他们的工作满意度时，得到的答复的平均分是7.9分。
在中国，通常不以代为名，没有类似于 “婴儿潮”、“X一代”或“千禧一代”的说法：中国媒体倾向于简单地以出生年代来识别一个群组。但是我认为我的涪陵学生属于可以被称为改革一代的群体，因为他们的生活与邓小平发起的变革相一致。
对他们来说，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的那个时代，比如离开农村、独生子女政策、进入一个开放的商业环境等，只占据了相对短暂的一段时间，现在已经结束。
由于人口老化，中小学系统的快速扩张也已经结束。7月，我拜访了我曾经的一位学生，他在沿江城市巫山县的一所中学教书，他说他的部门最近有九十个人申请一个职位空缺。其他教师报告说他们学校也有类似的求职状况。
在涪陵师范学院，一位院长告诉我，只有大约15%的毕业生能从事教育工作，因为职位空缺太少。
在农村地区，留下来的学校和村庄往往感觉它们正在死去。7月，我陪同我以前的学生格兰特（Grant）去了他在涪陵以西的家乡。传统上，那里的居民生产玉米、大豆和蔬菜，但现在大部分的田地似乎都在休耕。格兰特的三层楼房，就像邻近的一些房子一样，是空的。他的家人在2000年重建了这栋房子，认为三个孩子中至少有一个会继续住在那里。
现在，格兰特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每年只在春节期间回来一次。我们走过这间寂静的房子，里面的某些物品，放在桌子上的保温瓶，垂在床上的一条裤子，给人一种居住者昨天才刚刚离开的感觉。
在外面，格兰特指着一棵大白果树，这是他在1991年还是一个少年时种下的。十年前，一个开发商愿意给格兰特一百多美元，希望将这棵树移植到涪陵的一个新郊区，但格兰特出于感情因素拒绝了。
他说，开发商经常在这些地区寻找健康的树木，将它们连根拔起。在中国，迁移的规模几乎如圣经所述，也许这就是迁移的最后阶段：一开始，人们迁移到城市，然后树木也跟着迁移。
我们参观了格兰特以前的小学，他说那里的学生人数大约是他小时候的三分之一。当我们驱车返回涪陵时，他讲了一个关于以前同学的故事。故事中的这个男孩来自村里最贫穷的家庭之一，他穿着破旧的衣服去上课，在上初中前就辍学了，去了北方的山西省。这个男孩在一个采石场找到了一个工人的职位，然后继续做采矿工作。
格兰特说：“最后，他开始自己开矿，那是在一个有很多非法采矿的时期，在做一些你现在不能做的事情，他赚了很多钱，然后回到这里，开了一家建筑公司。”
这家公司现在参与了一个价值超过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修路项目，格兰特也曾投资过这个项目。他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可观的红利。他说：“我们仍然是好朋友，有时会聚在一起打麻将。”
他指出，那个同学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了排名很高的大学。
格兰特陷入了沉默，我以为故事已经结束了。但随后他又开口了，“他的弟弟死在其中一个矿井中。”
那是他做旷工的早期，在他成为老板之前发生的一场事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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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改革一代来说，即使是最壮观的成功故事，也往往伴随着某种悲伤或损失。但这一面的经历通常是不被提及的。当我和安瑞谈起他的生活时，他告诉我，大哥在炸药事故后再也无法工作了。这位残疾人的妻子最终和他离婚，他现在住在重庆的一个全职护理机构。二哥在2008年因病突然去世。
在这四个兄弟中，安瑞是唯一一个既活着又健康的人。他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作为一个移民，他比大多数同学晚结婚，这意味着在计划生育政策改变后，他的妻子足够年轻，可以生第二个孩子。
杨海的初恋在分手后再也没有回来。她嫁给了另一个商人，并与他生了两个孩子，但最终也离婚了。今天，杨海幸福地娶了一位中学教师。和安瑞一样，杨海结婚很晚，他能够合法地生两个孩子。他从来没有试图联系前女友。他说，“这样比较好。”
另一位学生曾与我通信，谈到她所在的城市多年来发生的一些年轻人自杀事件，她认为这些事件部分是由新时代的要求造成的。有一次，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她对避免谈论这些死亡的趋势发表了看法。她写道：“当每个人都在忙着追赶快速行驶的火车时，没有人有时间去关心某个下车的人。”
2021年5月，安瑞和杨海从重庆开车到涪陵，在那里他们还有诺斯和我一起吃午饭，我们聚集在一家火锅店，肉汤开始沸腾，曾经的室友们谈到了过去。
安瑞说：“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人没关系，城市里没有人帮助我们。一切都要靠自己。”
这些人用筷子从锅里捞出美味佳肴，金针菇、薄牛肉卷，然后谈话转向了食物。
诺斯说：“五六岁的时候，那是我们最穷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吃饱过。”
安瑞说：“我记得人们吃树叶，他们曾经把那些煮成汤。我的家人不这样做，但我们的邻居这样做。他们吃的是黄荆。”
诺斯说：“我们半个月才吃一次肉，我们在春节的时候也能吃到。”
饭后，他们想去看看学院的旧址，我们爬上了杨海的黑色奔驰S350。一年前，他花了十五万多美元买了这辆德产汽车。当开车时，他指出了自己原来手机店的位置，他仍然拥有这家公司，但很久以前他就把管理权交给了他的弟弟。
杨海的公司已经扩展到制造业、广告业以及桥梁和道路建设。现在在重庆市区拥有20多个巨大的广告牌，其中约一半是数字广告牌。
奔驰车向东行驶，穿过乌江上的一座新桥，然后杨海停在了老校区的位置。2005年，学院搬到了十英里外的新址，因为已经升级为四年制院校，而且招生人数增加了十倍。从那时起，老校区的部分区域卖给了开发商，他们建造了多座高层公寓，并推销给中产阶级买家。
校园的花园里杂草丛生，老图书馆的门被铁链锁住。我们走过一些正在等待拆除的建筑。它们仍然保留着那个时代的宣传标志，当时的口号是促进城市化。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区。”
“我知道，我参与，我支持，我满意。”
我们来到了我曾经住过的六层楼的建筑前，这曾经是校园里最好的建筑，是学院书记的家，我能被安排在那里，是因为我是这个城市的第一批美国教师。
现在，这栋楼的混凝土墙摇摇欲坠，一些窗户被打破了。
安瑞说：“很难相信这是学校最高领导居住的地方，那个时候觉得这些建筑很好。”
在返回奔驰车之前，诺斯指着楼梯间的外墙说，“你可以在那里放一部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