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hua Yaffa在纽约客发表文章，通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玛丽·伊利斯·萨罗特关于后冷战时期美俄两国关系的新书来梳理美国、俄罗斯、北约这三十年来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难题，看北约东扩到底是如何实现的，西方与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到底达成了什么协议。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和美国似乎是因为对某些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才导致了现在剑拔弩张的局面，但是，从本质上讲，历史真相并不重要，发动战争能够让普京得到什么、可能失去什么，才是他作战的原始动力。
1月21日，在日内瓦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会晤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对俄罗斯威胁要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前景，以及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高风险僵局，发表了相当低调的评估，布林肯说：“我认为善意的看法是，有时我们和俄罗斯对历史有着不同的解释。”
这一历史争端的利害关系已经大到不能再大了。
最近几个月，俄罗斯在其与乌克兰的边境地区部署了10多万军队，以及数量可观的装甲和导弹系统。如果俄罗斯发动入侵（拜登总统和其他西方官员都认为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所造成的暴力和痛苦，正如拜登所说，“就战争与和平而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发生的最有影响的事情。”
普京在考虑发动这样一场战争时，他脑子里想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这段历史源于冷战后的和解，在他看来，这种和解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公平的。
最重要的是北约问题。
普京认为北约向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扩张，是对俄罗斯安全的直接威胁，而乌克兰向北约靠拢的想法（无论是通过正式加入北约、还是通过同时接纳北约部队，前景仍然很遥远）是一条生存的底线。在普京看来，西方领导人曾经承诺北约不会向俄罗斯边境扩张，他只是在纠正地缘政治的不公。
在去年12月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普京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事件的看法：“他们在九十年代告诉过我们，‘一寸也不向东走’，那又怎样？他们作弊，他们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注：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在莫斯科向戈尔巴乔夫做出保证：“如果北约的德国能够维系，那北约的管辖权就不会再向东延伸哪怕一寸。”）
“一寸都不会挪动”这句话，是指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1990年发表的声明，在此后的几年里，它成了地缘政治的“罗生门”时刻。谁向谁承诺了什么？以什么为代价？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短暂的合作窗口，变成了多年的不信任和指责，这又该怪谁呢？
这句话产生了多少争论、误会和危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玛丽·伊利斯·萨罗特在她去年11月出版的《一寸都不会挪动：美国、俄罗斯和后冷战僵局的形成》一书中，引用了这句话作为标题。
萨罗特的书籍采用了数以千计的备忘录、信件、简报和其他曾经的秘密文件，包括许多以前从未出版过的文件，这些文件既填补了双方的既定叙事，又使得它们更加复杂。
萨罗特有一天告诉我：“我试图写一部关于冷战结束的非胜利视角历史”，也就是说，与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胜利、自由、机会”的版本相反。
她说：“没错，数以百万计的人看到他们的生活变得光明（在更早的一本书中，萨罗特采访了前东德持不同政见者，其中一些人曾被史塔西监禁）”。北约向曾经属于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国家扩张，自由和安全在欧洲大陆蔓延。但是萨罗特又问道：“同样的事情对像普京这样的人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他把它看作是一场灾难。我们很有可能在2022年看到一场大规模的欧洲陆地战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会认为这是西方处理冷战结束的方式造成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场争论可归结为“一寸都不会挪动”，和它的遗留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否承诺限制北约向东扩张？”
萨罗特说：“在一端，你会从美国方面听到这样一种立场，这一切从来没有出现过，完全是一个讹传，俄罗斯人是精神病患者，在另一端，你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俄罗斯立场，我们完全被出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会让你感到奇怪的是，当你深入研究证据时，真相看起来介于两者之间。”
萨罗特从这句话的背景开始解释。1990年初，柏林墙在几个月前倒塌，德国的统一成为欧洲的核心政策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苏联自动拥有发言权，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官方承认的胜利者之一，美苏对德国的未来保留了政治上的否决权，当然也包括在东德的38万军队。因此，西德官员（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在统一问题上获得莫斯科的同意）很想在北约问题上安抚莫斯科。
西德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尔发表了许多演讲，提出了这种妥协。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北约的领土向东延伸，也就是逐渐靠近苏联的边界，这是不会发生的。”
根舍尔的政策立场，他自己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是不认同的。这位总理最终认为，西方应该在政治气候再次转变和莫斯科的立场变得更加稳固之前，尽可能多地锁定成果。科尔当时向英国外交部长道格拉斯·赫德解释说：“外交政策就像割干草，你必须把你割下的东西收集起来，以防发生雷雨。”
1990年2月，贝克前往莫斯科，会见了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贝克问他（正如萨罗特所写的那样，这段对话无意中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争论）：“你是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德国在北约之外，独立且没有美国军队，还是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德国与北约挂钩，并保证北约的管辖权不会从其目前的位置向东移一英寸？”
贝克实质上是在提出他自己的、更新版本的根舍尔提议，他假定，鉴于战时的历史，苏联领导人宁愿看到德国被固定在一个多边联盟中，而不是独自离开。
萨罗特在她的书中解释说，这一句话在未来的岁月里会有自己的生命力。莫斯科的多位领导人将指出，这是一项禁止北约扩大到其东部冷战边界以外的交换。与此相反，贝克和他的助手及支持者会指出，这是假设性的措辞，且事后没有任何书面协议，表明国务卿只是在试探许多潜在的选择之一。
老布什总统强烈反对贝克的建议，这项提案很快就被放弃了。在戴维营的一次会议上，老布什说服科尔推动达成一项协议，允许统一的德国全面加入北约，但有一个简单的要求，即只有德国军队，而不是外国军队可以驻扎在前东德的领土上，而且只有在苏联军队撤出自己的部队之后。
1990年9月，戈尔巴乔夫签署了《关于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条约》。看起来，美国和欧洲似乎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他们最大的愿望，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代价。
这一事件的发生有几个相互重叠的原因：经济需要（莫斯科缺乏现金，主持着一个正在崩溃的帝国，为了从东德撤出苏联军队，它迫切需要150亿德国马克）；西方的信心和野心（布什不认为苏联试图主宰德国未来与北约的关系，他在戴维营对科尔说：“见鬼去吧，我们胜利了，他们没有。”）；以及戈尔巴乔夫在谈判中的失误（苏联高级官员和德国问题专家瓦伦丁·法林说：“这种粗心让我们付出了代价。”）
普京和他的谈判代表经常提到的第二个时刻，是他的前任叶利钦于1997年5月签署的俄罗斯-北约协议，这个协议为北约扩大到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铺平了道路，而莫斯科的历届政权，都倾向于将这些国家控制在自己的安全权限范围内。普京多次提到北约“在我们边界”的军事威胁，包括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当天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讲话中。
这段历史同样混乱不堪。
在华沙的一个晚上，在晚餐和喝酒的时候，当时的波兰总统瓦文萨设法说服叶利钦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即波兰加入北约的前景，“不违背任何国家的利益，包括俄罗斯”。
但是，面对国内的政治反弹，叶利钦很快收回了这一声明。事实上，叶利钦和他的外交官们最终认为，1990年的德国统一协议，禁止北约进一步向东扩张，如果外国军队不能部署在前东德，那么他们也不能再向东扩张了。普京目前的要求（显然具有挑衅性且不切实际），就是要求北约从1997年协议签署后加入的国家移除其军事基础设施。
九十年代初，克林顿政府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奇，委托有关方面对在德国东部部署北约部队的问题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强调了叶利钦是错误的。这个协议仅限于北约在统一的德国所能发挥的作用，而与东欧其他国家没有关系。报告说，美国外交官应该“明确地提醒俄罗斯人注意这一基本事实”。来自德国外交部的另一份文件最终同意了这种观点，同时强调俄罗斯的主张中，包含着“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政治和心理状态”。
但事实是，当时俄罗斯的意见并不那么重要。西方在1990年德国统一问题上需要莫斯科的支持，但在将北约成员资格扩大到其他国家的问题上，却没有正式或实际的理由需要莫斯科的批准。
克林顿当时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说，华盛顿“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被当成是跟在俄罗斯后面，向他们做出让步的人”。此外，俄罗斯于1994年发起的车臣战争，其残酷性为北约的扩张提供了新动力。
对于俄罗斯的周边国家来说，这场冲突证明，即使在苏联解体后，莫斯科也是不可信任的。
正如萨罗特所说，克林顿政府确定了一项政策，即利用“与俄罗斯双边关系中的经济实力，来实现战略政治目标”，在赫尔辛基的一次峰会上，克林顿承诺在1997年向叶利钦提供40亿美元的投资，与美国之前五年提供的投资一样多，同时还提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经济诱惑。作为回报，俄罗斯将允许北约不受限制地扩大。叶利钦担心这些措施会被视为“某种贿赂”，但考虑到俄罗斯空虚的国库和他竞选连任的艰难前景，他妥协了。
当克林顿得知协议的细则时，他并不完全相信会有戏。协议仅仅呼吁北约避免在新成员国的领土上进行没有明确定义的“大规模”部署，并组织一个论坛，让俄罗斯能够就北约事务发表不具约束力的意见。萨洛特详细引用了这一场景:
据报道，在听取了这些进展的汇报后，克林顿是这样说的：“让我把话说清楚”，俄罗斯人从“我们提供给他们的这笔大交易”中，所有能得到的只是一种保证，“‘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军事物资交给他们的前盟友，他们现在将成为我们的盟友，除非我们某天早上醒来，决定改变主意”。俄罗斯人可以“有机会和北约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能力阻止我们做他们不同意的事情”，只能“通过走出房间来表达他们的反对”。
在萨罗特的讲述中，北约扩张的整个过程，有一种“令人振奋的感觉”：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国可以自由施展它的力量。
曾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詹姆斯·斯坦伯格回忆说：“你会被那些你不需要做，但你想做的事情所吸引。”
累积起来的结果是，欧洲的安全体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莫斯科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东欧国家，特别珍惜这一体系，还被历届美国总统视为和平与稳定的工具。而且，对于从普京开始的俄罗斯官员来说，这一直是一个顽固的、偏执的执念。萨罗特写道：“就像冰川缓慢地掠过风景，但却深刻地改变了大片的地形一样，北约的东扩，也迫使冷战后的政治景观要素发生转变和沉淀，为21世纪留下了印记。”
问题是，在西方决策者看来，这些里程碑式的事件早已尘埃落定、不可改变，但是在普京看来，一切都应该重新来过。
在我12月写的一篇文章中，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鲍诺夫说：“在执政这么多年后，普京认为自己，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负责制定最终的后苏联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看起来在历史上不可逆转的事件或事实，从他的角度来看，都是有待纠正的错误。”
梳理了北约扩大的历史之后，萨罗特可以想象普京的愿景。
她说：“他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一个糟糕的谈判者，然后是叶利钦任由事情往糟糕的方向发展，普京认为，他可以比这些人做得更好。”
结果，数以千万计的乌克兰人，成了普京试图争取更好交易的无辜人质。萨罗特告诉我，通过呼吁北约将军事基础设施撤出东欧，并要求美国提供书面保证永远不会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他想把1997年重新来过”。
普京决定用枪指着乌克兰的头，胁迫西方给出更好的交易，这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不过，我还是问萨罗特，目前的危机是否可以避免。
她说：“我不想说西方占了俄罗斯的便宜，毕竟，俄罗斯签署了这些协议，并且完全知道它在签署什么。”
但是，她补充说，西方大国应该牢记丘吉尔的一句箴言：“在胜利的时候宽宏大量”。也就是说，当普京现在考虑入侵俄罗斯的邻国，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可怕后果时，他很可能考虑的是，他能得到什么以及付出什么的残酷计算，而不是几十年前的细节。
正如萨罗特所说，“我认为普京并不担心历史是否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