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记者深入阿富汗山谷，采访了当地村民和前塔利班指挥官，还有被美军杀死全家的前美国当地盟友，了解美国如何在阿富汗本不应该发生的地区进行破坏，最终有效的制造了敌人。
塔利班的战斗英雄扫视人群，四处寻找。
他在后面抓住了一个浑身尘土、满脸被弹片炸伤的男人。
这个男人低着头，缺了一只胳膊和一只眼睛。发生过一些可怕的事情，让他成了如今的模样。
“这个人，”塔利班指挥官摇晃着男人，甚至有点用力过猛，说他是“是美国人在这里最后的盟友。”
在这个偏远的省份，这位指挥官曾发动对美国军队最致命的袭击之一。激烈的战斗不仅发出了美国人发动的战争方向迷失的警告，还改变整个战争的历史。
现在，在美国人撤离这个山谷乃至整个阿富汗多年之后，这位指挥官将这个男人从人群中拖出来，试图解释美国是如何不得不离开的。
他抓住男人空荡荡的袖子，把他像木偶一样转来转去。
这个男人断掉的肢体和满是伤疤的身体只讲述了故事的一半：家人在他身旁被杀害，在逃离塔利班时被屠杀。
“这个人曾是我的死敌，”塔利班指挥官穆拉·奥斯曼·贾瓦里说。
“但你知道是谁让他变成这样的？”指挥官脸上露出一种夸张的笑容问道。“是他的朋友，美国人。”
将盟友变成敌人
阿富汗战争开始时，这个山谷几乎没有塔利班。只有几个留着大胡子的怪人，村民们还笑话他们。
后来，美国军队来了。
于是，这片位于努里斯坦省的山谷，周围环绕着阿尔卑斯森林，成了自越南战争以来对美军最暴力袭击的发生地之一。
陆军调查人员用几百页的报告记录了2008年7月发生在小村庄旺特的战斗。这场战斗中，超过150名武装分子几乎攻破了一个刚建立的美军基地，造成9名美军士兵死亡，20多名士兵受伤。
几乎在美国撤军的同时，阿富汗也被美方抛在了脑后。当特朗普明年1月重返总统职位时，他将成为25年来第一个不用继续参与这场战争的总统。相反，他将这场战争的混乱结束当作政治武器，指责拜登，虽然事实上他在自己首个任期内就已经启动了美军撤离的进程。
经历四位总统，超过2万亿美元的经费，耗尽在这场美国最长的战争中。然而，美国人从未认真反思过自己在阿富汗是如何迷失的，包括整个战争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情报失误。
关于旺特之战的官方调查，从未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曾经没有塔利班的山谷，为何会变成反叛武装的温床？或者换种说法，为什么那些曾欢迎美国人的阿富汗人突然想要杀死他们？
过去一年，《纽约时报》在这个曾经难以进入的威加尔山谷采访，向当地人、塔利班官员以及战争双方的前战士寻找答案。
从各方面来看，美国人几乎是自己制造了失败：在这里多次轰炸了最亲密的支持者。
这充分显示了美国对自己所打的战争理解有多么无知。
战争中平民伤亡，在阿富汗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幸但常见的。然而，当地居民说，这些袭击与其他不同。美国人杀害和致残的正是那些最支持他们的人，这种行为使塔利班的队伍不断壮大，将盟友变成了敌人。
美国人确信努里斯坦会成为“基地”组织及其盟友的运输枢纽和藏身之所，于是在这个几乎一个世纪以来都被赋予自治权的地区修建了基地，并强行在这里巡逻。
然而，努里斯坦从未注定要成为反恐战争的焦点。
即便以阿富汗的标准来说，这里都算得上与世隔绝。陡峭的山脊、白雪覆盖的山峰和河流峡谷之地，风景如画，生活条件也极其严酷。
19世纪开始，英国在注定失败的阿富汗远征中努力避开了这一地区。
一百多年后，苏联在自己的失败战争中几乎没有涉足过这里。
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塔利班掌权时，也很少涉足这片土地。
只有美国人敢进入这个地区，然后创造了自己最害怕的反叛武装据点。
美国在一个本不需要涉足的地方，投下了超过1000枚炸弹，不仅没能赢得当地民心，反而在威加尔山谷以及阿富汗许多地方无意中埋下了自己失败的种子，然后又在这里驻扎多年，收获了苦果。
“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问题在你身上。”威廉·奥斯特伦德上校说。他是参与旺特（有时被称为瓦纳特）战斗士兵的指挥官，现已退休。
“我们总是说从中吸取教训，但我们却不断重蹈覆辙。这是谁在为这些错误买单？”他问道，“是那些被我们置于危险中的年轻人。”
对于塔利班来说，旺特之战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证明了坚定的决心可以战胜最强大的超级大国。
但这里还有另一个教训，虽然很难说美国人真的领悟了：盲目闯入一个他们完全误解的山谷，其后果是什么。
今天，历史似乎奇怪地重现。塔利班似乎正在犯一些同样的错误。他们正在威胁山谷的独立性，并有可能像美国人一样，浪费掉当地人的善意。
战争日记
那些学校用的笔记本，被装在散落在房间各处的袋子里，鲜艳的封面就像天空的碎片。
这是穆拉·奥斯曼二十多年冲突中收集的“战争珍藏品”之一：指南针、生锈的剑、用胶带缠住的步枪弹夹，以及几十本浅蓝色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笔记本。
这些笔记本里记录着他行动的细节、战斗计划和预算：每项任务分配了多少人、枪支和子弹。笔记本的边缘还画满了诗句和手绘的玫瑰花，那是战争中闲暇时的涂鸦。
这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历史，一位塔利班著名指挥官的“战争日记”。
穆拉·奥斯曼高挑、瘦削，深陷的眼窝和脸颊上方的紫色疤痕尤为显眼，据说这是某次滑雪事故留下的痕迹。
多年来，美国人一直追捕穆拉·奥斯曼。他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便消失了。我在他位于威加尔的家乡找到了他。
他的家由木材和河石建成，坐落在一条湍急河流的边缘。
当他翻阅那些笔记本时，停在了一本卷角的笔记本上：旺特之战。
笔记本里画有山谷和进入旺特的路线图，还有他手下士兵避开无人机侦察运送武器的山口路线。盟友和敌人的住所在地图上用“X”标记，环绕的箭头在页面上上下延伸。
察觉到我们对此的兴趣，穆拉·奥斯曼摇了摇头。
他说，旺特之战并非始于这里。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破损的封面说道：
“开始于很多年前。”
火与烟
最初的日子很乐观。
没有人想要塔利班那种落后的愿景，尤其是美国人似乎提供了一个光明且充满希望的替代选择。
那时，美国刚刚将塔利班赶下台，“基地”组织正在逃亡。
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还很有限，主要任务集中在追踪奥萨马·本·拉登。
直到2003年，也就是五角大楼乐观地宣布阿富汗“主要战斗行动结束”的那一年，美国人才进入威加尔山谷寻找“基地”组织，他们受到了当地人热情的欢迎。
在地区的一次早期巡逻中，一名美国士兵从山坡上滑落，顺着石头坡道滚了下去。
村民们回忆说，他们将他带到一位当地长者的家中，在那里照料他，直到美国人将他接回。
“当时人们并不在意他是美国人，”穆拉·奥斯曼回忆说，“他们只是想帮他。”
穆拉·奥斯曼当时根本无法让人们相信美国人是敌人，他自己起初也对塔利班没有兴趣，直到战争开始。
他说，这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冒犯。
他的父亲和叔叔们当年为了同样的理由与苏联人作战。当时，他还是个在宗教学校学习的少年，一心想成为一名伊斯兰学者。
苏联撤军后，内战爆发，穆拉·奥斯曼曾对塔利班结束战斗的努力表示认可。但直到美国入侵他的国家，他才决定加入塔利班。
一开始，几乎没有邻居理解他的愤怒。
然而，一系列空袭袭击了山谷，彻底改变了这里的命运。
2003年10月，中情局对一个山顶村庄的疑似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火光和浓烟划破漆黑的夜空。
武装直升机扫射了居民逃难的森林。一片木制房屋和一座清真寺被摧毁，七人丧生，其中一些是在逃跑时被杀。
美国人宣布这次袭击“取得成功”。
这种说法后来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失去了意义。
但实际上，这次袭击是失败的。他们的目标根本不在现场，轰炸的房屋和清真寺属于努里斯坦前省长、美国的坚定盟友毛拉维·古拉姆·拉巴尼。
拉巴尼的政党“伊斯兰协会”强烈反对塔利班，甚至与美国合作推翻了塔利班。事实上，就在空袭当晚，拉巴尼本人还在喀布尔，作为一个亲美势力代表团的一员。
被炸毁的山腰住宅里只有他的家人和朋友。
在七名遇难者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包括拉巴尼的儿子和女儿。
这是战争的早期，那时平民因空袭死亡的问题尚未成为美阿关系的焦点。
当美军前来调查损失时，拉巴尼幸存的一个儿子正在烧焦的山坡上徘徊，寻找亲人的遗骸。
“他们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这位儿子最近在家中回忆说。空袭的痕迹至今依然留在这片土地上。
余生中，年长的拉巴尼都背负着支持那些夺走他家人生命的人的创伤。他被悲痛压垮，不断向遇到的每个人询问，他的家人到底做了什么，才遭受如此残酷的命运。
虽然这次袭击在喀布尔几乎没有引起共鸣，更不用说在华盛顿了，但却改变了威加尔山谷的局势。
如果人们当时还没有完全放弃对美国人的信任，他们也不再将美国人视为解放者。
渐渐滋生的不满和不公，为塔利班打开了缺口。
在袭击发生前，穆拉·奥斯曼和拉巴尼是敌人，他们分别代表着对国家未来的两种对立愿景。
但在拉巴尼家族的葬礼上，穆拉·奥斯曼出现了，向他们表示哀悼。
他和死难者的家人在烧毁的清真寺遗址中一同祈祷。人们被他的关怀所触动，幸存的孩子们送给他一部双向无线电——一种能够跨越山谷进行通信的工具。
“在那之前，这片地区非常和平。对每个人来说都很安全，甚至对美军来说也是如此。”穆拉·奥斯曼说。
“但在袭击拉巴尼家族之后，”他接着说，“塔利班接管了这里。起义就此开始。”
“比美国人更糟糕”
年轻人因为对拉巴尼家族被杀的愤怒，加入了穆拉·奥斯曼那原本力量微弱的队伍。
但美国人对此并未察觉。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们几乎没怎么关注努里斯坦，因忙于应对阿富汗其他地区的战斗，以及刚刚爆发的伊拉克战争。
2006年，美国人重返努里斯坦，确信“基地”组织及盟友藏匿在山中。但这片山谷早已面目全非，塔利班已不再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美国人在山谷中开始修建基地，这正给了穆拉·奥斯曼想要的机会：向当地人证明，无论美国人承诺什么发展，他们带来的只会是死亡。
事实确实如此。
在寻找“基地”组织的过程中，美国人拘留了农民和牧羊人，投下了足以平掉一座山的炸弹，并杀害了无辜者，包括一车没有在检查站停下的青少年。
随着公众愤怒不断高涨，穆拉·奥斯曼的声望也随之飙升。
他变得更加大胆，伏击徒步巡逻的美军，并在泥土路上埋设炸药。
每次交火，他都仔细观察美国人的行动习惯和弱点。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人都反对美国人。其中一个家族特别引人注目，成为了美国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受益者。
从美国人到来那一刻起，拉菲乌拉·阿里夫的家族便拥抱了他们，就像拉巴尼家族曾经那样。
这个家族将土地出租给美国人建造基地，甚至还让儿子们协助安保、后勤等需要的工作。
拉菲乌拉，身材高大，留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成为了美国人的忠实助手。他帮助解决交通和补给问题。根据穆拉·奥斯曼的说法，他甚至参与了情报收集。
“这些人比美国人还糟糕，”穆拉·奥斯曼说，“美国人是为了本·拉登，为了基地组织而来。但我们自己的同胞呢？他们又有什么理由？”
穆拉·奥斯曼和拉菲乌拉，成为了一场高风险的地方政治游戏中的死敌，而这场游戏带来了全球性影响。
美国人越是轰炸和威胁威加尔山谷的人民，当地人就越靠近塔利班。
而当地人与穆拉·奥斯曼越亲近，美国人就越需要像拉菲乌拉这样的盟友。
制造敌人
2007年，奥斯特伦德上校抵达努里斯坦。他接手的是当地日益增长的对美国的敌意，以及那些位置荒谬、不切实际的美军基地。
他对基地的偏远程度感到震惊，也无法理解这些选址的意义。
基地需要直升机在陡峭的峡谷中补给，而反叛武装可以随意向它们开火，天气也可能随时变化。
他始终担心塔利班的火箭会击落装满士兵的直升机。
这些山峰高达一万英尺以上，河流从山脚突然升起的山脉中奔流而出，几乎遮蔽了天空。
尽管奥斯特伦德上校和他的士兵们是来作战的，但他们并不想在这样巨大的劣势下进行战斗。
此时，穆拉·奥斯曼已经拥有了更多的手下。
他将他们组织成10人一组，包括一名阿訇、一名队长、一名带望远镜的观察员、一名无线电员、一名枪手，以及一名用来记录伏击行动的摄像师。
他研究每一场战斗，就像橄榄球教练一样复盘录像。
这些视频成了他宣传战果的核心，在手机和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展示塔利班在与美军对抗中的有效性。
但穆拉·奥斯曼想做得更多，他想攻占一个美军基地，杀光里面的所有人。
他差点就成功了。
在旺特之战发生前近一年，也就是2007年8月，塔利班袭击了另一个基地。穆拉·奥斯曼的战士们几乎攻占了基地，美军不得不进行肉搏战，直到空中支援赶到——而支援的飞行员被迫轰炸了自己的基地。
在2007年的那次袭击中，穆拉·奥斯曼被手榴弹炸伤，但没有美国士兵死亡。
然而，塔利班传递出的信号已经十分明确：山谷已被他们控制，而美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一个月后，穆拉·奥斯曼再次伏击美军。他将士兵部署在陡峭山坡上凿出的崎岖小路旁，成功袭击了美军。
这次伏击导致六名美军士兵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排长。
这成为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暴力的预兆。
以任何标准衡量，奥斯特伦德上校的士兵们在努里斯坦及邻近省份经历和参与的战斗，都堪称惊人。他们来自第173空降旅503步兵团第2营。据作家韦斯利·摩的《最艰难的地方》一书记载，这支部队在为期15个月的部署中，发射了更多迫击炮，投下了更多炸弹，并进行了更多次火力交战，几乎超过了整个战争中其他任何一个单位。
但这种暴力循环，却只进一步加深了当地人对美国的敌意，同时让塔利班在山谷中的受欢迎程度不断提升。
这使美军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他们越是战斗，暴力就越激烈。
“我们不了解这里的人民和文化，”奥斯特伦德上校说，“我们也没怎么和人们合作，也没有为发生的不幸事件道歉。我们后来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但那时已经太晚了。”
最终，美军将兵力集中到了拉菲乌拉家族土地上的一个基地——贝拉村。但塔利班紧随其后，穆拉·奥斯曼开始对基地发动不停的袭击。
奥斯特伦德上校感到厌倦。他希望将部队转移到山谷入口处的旺特村，在那里防守起来会更容易。
他花了数月时间与村里的长老谈判购买土地，最终在2008年7月获得了许可。
然而，在匆忙撤离的过程中，美国人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威加尔山谷里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对他们是安全的了。
最后一位美国盟友
或许唯一始终站在美国人一边的，是拉菲乌拉。
但他的忠诚已变得难以为继。即便他家族从美国人那里获得的金钱利益，也不足以弥补他们所面临的巨大风险。
拉菲乌拉和他的家人甚至无法安心去当地市场，因为担心穆拉·奥斯曼的手下会杀了他们。现在，随着美军准备撤离他的村庄，他和他的家人将完全失去保护。
这时，美军连续第二天遭到迫击炮袭击。拉菲乌拉和他的家人决定永远离开这片土地。
他们收拾好行李，与其他一些平民一起乘坐两辆卡车逃离，其中包括几位在当地诊所工作的医生。
但这些逃亡的车辆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他们误以为塔利班正在集结力量准备发起新一轮袭击。
于是，美军指挥官呼叫了一次空袭。两架阿帕奇直升机向车队倾泻了炮火，将车队摧毁，几乎所有人都被杀害。
拉菲乌拉失去了父亲、母亲、兄弟和侄子。他自己也失去了一只手臂、一只眼睛，以及对美国在阿富汗战争的任何支持。
而美国人，再次宣布这次空袭“成功”了。
旺特之战
经过数周的战斗，穆拉·奥斯曼和他的手下已经筋疲力尽，撤退到山中。在一棵巨大的树冠下，穆拉·奥斯曼命令手下回家休息，他们需要恢复体力。
但其中一名副手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认为，美国人现在暴露在外，正处于脆弱阶段。
“为什么不趁机呢？”这名副手问。
毕竟，塔利班已经有了新的兵力，美国人自己“送来”的。拉菲乌拉一家以及医生车队的死亡，又激发了一波加入塔利班的浪潮。
穆拉·奥斯曼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他相信，胜利往往取决于战斗的前五分钟。
他知道美国人预料到的只是短暂的突袭战术。但这次会有所不同。塔利班准备坚持战斗，利用美国人反应时间的短暂空隙占据优势。
穆拉·奥斯曼召集了来自九个村庄的150多名士兵，并从其他地区的塔利班和当地村民那里借来了武器。
村民们很乐意为这场战斗贡献武器库中的资源。
为了秘密将重型武器运送到旺特，他们拆解了.50口径高射机枪，将零件偷运过山，然后在山坡上重新组装。
“旺特就像一个碗，”穆拉·奥斯曼解释道。山谷的四周几乎全是陡峭的山脉，如同一个石头露天剧场。“从那里，我甚至可以向美国人扔石头。”
塔利班战士在夜间开始布防。他们像幽灵一样沿着狭窄的小路穿梭，攀爬陡峭的山坡，扛着数百磅的武器，绕过山谷中唯一的公路，避开了美军的监控。
穆拉·奥斯曼甚至安排人埋伏在距离美军基地只有几码远的建筑物屋顶上，有些战士还被安置在树上。
埋伏在山脚下的塔利班战士藏身于松树下，既能隐蔽不被无人机和卫星发现，也能随时发起攻击。
2008年7月13日凌晨4点多，驻扎在旺特的美军士兵正准备早晨的巡逻时，发现了异常动静。
随后，机枪的猛烈扫射声填满了山谷，塔利班战士连续倾泻弹夹。接着，三面响起了火箭助推榴弹的尖啸与爆炸声。
穆拉·奥斯曼坐在山坡上一块巨石后，用无线电指挥手下坚持进攻，坚持那关键的五分钟，因为这可能是决定胜负的唯一机会。
他首先瞄准美军的重武器，比如架在悍马车上的导线制导导弹系统。这辆悍马车被击中后一直在燃烧。
美军的弹药库也被引爆，炸成一片火光四溢的碎片。
子弹从四面八方向美军基地倾泻而来。战斗的猛烈程度让美军措手不及，而战斗的近距离更是让他们震惊。
交战双方距离近到几乎可以看清彼此的面孔。
最猛烈的攻击集中在一个名为“顶部哨所”（Topside）的美军前哨上。哨所在战斗前几天才仓促建成，但在北面和西面却失去了制高点优势。大部分美军驻扎在主基地，顶部哨所只有9名士兵防守。
袭击一开始的火力凶猛且精准，顶部哨所的每名士兵要么被杀，要么受伤，要么震惊得难以战斗。
而这仅仅是开始。随着一波波的榴弹和枪声，塔利班武装越来越靠近哨所，冲到了哨所几码之内。
意识到顶部哨所的困境，一名美军中尉和一名医务兵从主基地赶去支援。他们穿过村庄，爬上山坡，但敌人的火力紧追不放。
这次救援没能持续多久。他们到达哨所后不久，至少一名塔利班战士突破了防线，开火将两人打死。
当日阵亡的9名美军中有8人死于顶部哨所。
战斗一小时后，阿帕奇直升机前来支援美军。很快，战斗机也加入，地面增援部队的到来最终扭转了战斗局势。
那一天，塔利班究竟有多少人阵亡仍不清楚。穆拉·奥斯曼声称只有三人死亡，但这显然是严重低估。
美军说他们击毙了多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不管实际数字是多少，穆拉·奥斯曼和他的手下认为这是他们愿意付出的代价。
“在旺特，我们决定向美国人进行最后的抵抗，”旺特的塔利班区长回忆道，“要么杀了我们，要么让我们安宁。”
而美军方面则将旺特之战视为一次战术胜利。塔利班最终撤退，美军以人数少得多的兵力守住了基地。
但仅仅一天后，美国人撤离了旺特。
孩子们的遗体被炸得挂在断裂的树枝上
美军撤离后，一系列突袭和空袭接踵而至。
当地居民描述，他们发现孩子们的遗体被炸得挂在断裂的树枝上。
“谁会对人做出这样的残酷之事？”一位村民轻声说道。
今天，这片土地仍是一片废墟：树木要么断裂，要么只重新长出稀疏的枝条；房屋则由废墟拼凑而成。
居民被困在创伤的循环中，与他们的破败环境一样支离破碎。
没有人比拉菲乌拉更清楚这种创伤的深度。
在家人遇袭后，拉菲乌拉逃离了努里斯坦。但当美国人在2021年撤出阿富汗时，他回到了家乡。
塔利班已经掌权，并向他们的前敌人宣布全国大赦。他们甚至归还了拉菲乌拉家族曾经提供给美军建基地的土地。
虽然塔利班饶了他的命，但他的生活依旧是一种“半生存”的状态——一个被孤立者的生活。
他对新政府噤若寒蝉，依然害怕他们。在塔利班人员监视他讲话时，他将愤怒集中在美国人身上。
“他们说来是为了帮助我们，但结果却杀了我们，”他用仅存的那只好眼睛眯着望向太阳说，“我们支持他们的任务，而他们背叛了我们。”
“和平”和税收
中心集市上充满了新建筑的声音，混凝土的刮擦声和木料的锯声此起彼伏。男人们挤在屋顶上，商量扩建计划。
“现在你可以去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没有人会伤害你。”穆拉·奥斯曼自豪地说着，同时挥手指向旺特村。“现在，唯一抱怨的人是棺材匠。”
在集市上一个新开的汤馆，老板皱着脸。他承认，自2021年美国人离开后，在旺特开汤馆的确比以前更有可能，但这生意依然不好做。
“现在确实更安全了，但没人有钱。”他低声说道。
穆拉·奥斯曼的车队在一座清真寺前停下。清真寺险峻地悬在威加尔河咆哮的水流之上。
正值祷告时间，沿山谷而来的旅人也加入了中午的礼拜。
一辆丰田卡罗拉驶来，这辆车在这片崎岖地形中显得格格不入。车里走出三名男子，衣着笔挺，脚穿闪亮的皮鞋，典型的喀布尔官僚装束。
尽管塔利班更换了政府高层，但仍严重依赖前政府的官僚体系。
这些访客来自财政部门。
穆拉·奥斯曼盯着这些人，问他们来威加尔做什么。
“我们在登记商户，”其中一人回答。
这里的商户并不多：一些路边小棚出售布满灰尘的饼干卷和绿茶小袋；还有一些牧羊人带着大理石眼珠般的山羊群。
这些访客的到来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征税。
这将宣告一个延续百年的协议的终结——那个协议规定威加尔山谷不受外界干预。
穆拉·奥斯曼的脸上露出难看的表情。
这里曾被称为“卡菲里斯坦”，意为“异教徒之地”。
当地人曾信仰一种古老的多神教，直到19世纪90年代阿富汗的埃米尔征服了这片土地，并将其改名为努里斯坦，意为“光明之地”。
在这场征服中，一些地区和平改信伊斯兰教，其中包括威加尔山谷。
作为回报，这些地区被埃米尔授予特殊地位。据当地人说，他们被允许永久保有土地、水源、矿产和林木资源，并免于征税。
穆拉·奥斯曼忠于塔利班，但首先忠于努里斯坦。
“我不会支持任何对努里斯坦征税的做法，”他嘟囔道，目送税务官员离开。
在他看来，他已经做出了足够的让步。当新政府掌权时，他们更偏爱宗教学者而非指挥官，导致那些赢得战争的战士们失去了工作，包括穆拉·奥斯曼。
和解与敌人
还有“大赦”政策。
对穆拉·奥斯曼来说，这既简单又困难。他的女婿曾是坎大哈的一名阿富汗特种部队士兵，现在还经常穿着军服出现在穆拉·奥斯曼的家中。他是家庭的一员，反映了阿富汗长期冲突后常见的错综复杂的联盟重组。
穆拉·奥斯曼甚至已经原谅了美国人，那个从未真正理解阿富汗的外来者。
如今，他们已经离去，他对他们的敌意也随之消散。
但有些人却难以原谅，比如那些在努里斯坦与美国人合作的阿富汗人。他们接受了美国的钱，支持了美国的入侵。
而如今，穆拉·奥斯曼每天都必须见到这些人，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
例如，像拉菲乌拉这样的人。
深入山谷，穆拉·奥斯曼走在贝拉村美国基地的废墟中。他一边走，一边向围拢过来的村民列举他们曾经遭受的美军暴行。
人群点头表示认同。然后，突然间，站在我们面前的，是这个山谷中最后一位曾支持美国人的盟友——战争的一个活生生的受害者。
被禁止向拉菲乌拉复仇的穆拉·奥斯曼，抓住他的袖子，像展示道具一样拖着他——他成为美国背叛的一个活着的纪念碑。
“你必须见见我的朋友拉菲乌拉，”穆拉·奥斯曼说道。
新挑战
穆拉·奥斯曼坐在坎大哈一家酒店的地毯上，天花板上的风扇搅动着灼热的夏季空气。他和其他努里斯坦的长老们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得以与阿富汗最高领袖谢赫·海巴图拉·阿洪扎达会面。
他们为这次会面排练了数周，精心准备措辞。
此前数月，塔利班正式决定对努里斯坦征税，这一举动对这个省的历史而言具有强烈的侵犯性。
现在，政府准备更进一步：告知山谷的居民，将收回他们的土地、水源和矿产权。简单来说，就是剥夺他们的独立性。
穆拉·奥斯曼和其他人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前来恳请政府重新考虑。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误会，”穆拉·奥斯曼说道，语气中透露出比他希望表达的更多的悲观。“我们只需要解释清楚。”
当年美国人发动对威加尔山谷的冒险时，根本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地方。他们在不必要的地方建基地，杀害盟友，招来了原本不存在于努里斯坦的塔利班势力。
很难不怀疑，塔利班现在是否正在犯下类似的错误：转而对付那些曾为他们胜利贡献力量的人。
据穆拉·奥斯曼回忆，当谢赫·海巴图拉身穿白袍抵达时，他与努里斯坦的长老们一同坐在地上。
穆拉·奥斯曼回忆，他在会上向最高领袖直言努里斯坦土地的命运。其他人则补充了关于努里斯坦主权及其反抗历史的陈述。
会议结束时，据穆拉·奥斯曼所说，谢赫·海巴图拉承诺将发布一份书面法令，赋予威加尔山谷的人民永久保有土地的权利。代表团满怀喜悦地离开了。
代表团返回努里斯坦后，开始等待。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法令的消息。接着，又过了许多个月。
今年早些时候，塔利班邀请穆拉·奥斯曼担任威加尔村的区长——他的家乡，一个一切开始的地方。
这个职位比战争期间他担任的角色要低得多，但至少是在努里斯坦，而这是他唯一关心的地方。
“总比待在家里好，”他说。
他重新开始研究努里斯坦的历史，这个在战争爆发前他曾思考的课题——一个重新审视过去及其教训的机会。
但他仍在等待最高领袖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