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采访了基辛格，讨论如何避免中美之间的竞争变成战争，这位将满百岁的老人认为，美国和中国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他们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了。
北京得出结论，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来压制中国。
华盛顿坚称，中国正在策划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想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进行清醒分析，以及如何防止引起超级大国战争？请访问曼哈顿中城一座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的第33层，亨利·基辛格的办公室。
5月27日，基辛格将满100岁，国际事务上没有人比他更有经验，他先是作为19世纪的外交学者，后来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在过去的46年里，他还担任过君主、总统和总理们的顾问和使者。
基辛格很担心。他说：”双方都让自己相信，对方代表着一种战略上的危险。我们正走在大国对抗的道路上”。
4月底，《经济学人》杂志与基辛格进行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谈话，讨论如何防止中美之间的竞争陷入战争。这些天来，他弯腰驼背，行走困难，但思维却异常敏锐。当考虑他的下两本书，分别关于人工智能（AI）和国际联盟的性质时，基辛格仍然对展望未来比回顾过去更感兴趣。
基辛格对中美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竞争加剧感到震惊。在俄罗斯跌入中国的轨道（译注，原文如此，Even as Russia tumbles into China’s orbit ），战争笼罩着欧洲东翼时，他还担心AI将为中美竞争增压，在世界各地，权力平衡和战争的技术基础正以如此快的方式发生变化，以至于各国缺乏任何可以建立秩序的固定原则。如果他们不能找到一个，就可能会诉诸于武力。
基辛格说：”我们处于典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没有太多的政治让步余地，任何平衡的破坏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再研究一下战争
因参与越南战争，基辛格被许多人斥为战争贩子，但他认为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才是他一生工作的重点。在目睹了纳粹德国造成的大屠杀，并在大屠杀中有13名近亲被谋杀后，他开始相信，防止破坏性冲突的唯一途径，是现实外交，最好以共同的价值观来强化。
“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他说。”而且我相信我已经花了一生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人类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和中国是否能够和平相处。他认为，特别是AI的快速进步，留给两国的时间只有五到十年，以找到一种方法。
基辛格对有抱负的领导人有一个开场建议： “找准你的位置，别带情绪”。
本着这种精神，避免战争的出发点是分析中国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尽管他以愿意与北京和解而著称。但他承认，许多中国思想家认为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因此，作为历史演变的结果，他们认为自己最终将取代我们。”
他认为，中国领导层对西方政策制定者谈论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感到不满，认为真正的意思是美国的规则和美国的秩序。中国的统治者认为，西方提供的居高临下的交易侮辱了中国，即如果中国表现好就给予特权（他们肯定认为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这些特权应该是他们应有的）。
事实上，中国的一些人怀疑美国永远不会把中国当作一个平等的国家，认为美国可能会这样做是愚蠢的。
然而，基辛格也警告说不要误解中国的野心。
在华盛顿，”他们说中国想统治世界……答案是他们（中国）想变得强大……他们不是在希特勒式的意义上走向世界统治……他们不是这样想的，也没有想过世界秩序。”
基辛生说，在纳粹德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希特勒需要。但中国不同，他见过许多中国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他并不怀疑他们的意识形态承诺，但这始终植根于对国家利益和能力的感知。
基辛格认为中国的制度更像是儒家，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教导中国领导人要达到国家所能达到的最大实力，并寻求因成就而受到尊重，希望中国被承认为国际体系涉及其自身利益时的最终裁判。
他问道：”如果他们取得了可以真正使用的优势，他们会不会把走到强加中国文化的地步？我不知道。我的直觉是不会……我相信我们有能力通过外交和武力的结合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对于中国野心的挑战，美国的一个自然反应是探测，以此来确定如何维持两个大国之间的平衡。另一个反应是在中美之间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对话。
基辛格说，中国 “正试图扮演一个全球角色。我们必须在每一点上评估战略角色的概念是否兼容”。如果不相容，那么就会出现武力问题，”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在没有彼此全面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共存吗？我认为并仍然认为可以。”
但他承认，这是没有保证的，”它可能会失败，因此，美国必须在军事上足够强大，以避免失败。”
最急迫的考验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基辛格回忆说，在尼克松1972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只有毛泽东有权谈判台湾问题。
“每当尼克松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毛泽东就说，我是一个哲学家。我不处理这些问题。让周恩来和基辛格讨论这个问题。”……但当涉及到台湾问题时，他说得非常明确。他说，他们是一群反革命分子。我们现在不需要他们。我们可以等100年。有一天我们会要回他们。但那是很远的事。”
基辛格认为，尼克松和毛泽东之间达成的谅解，在50年后就被特朗普推翻了。他想通过在贸易问题上逼中国让步来夸大他的强硬形象。在政策上，拜登追随特朗普的步伐，但采用了自由主义的言辞。
基辛格不会在台湾问题上选择这条道路，因为一场乌克兰式的战争，会摧毁台湾并破坏世界经济。战争还可能使中国在国内倒退，而中国领导人最担心的仍然是国内的动荡。
对战争的恐惧创造了抱有希望的理由。问题是，双方都没有太多的空间做出让步。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要在中国与台湾的关系上宣誓。然而，与此同时，”从现在事情的发展来看，美国要放弃台湾而不损害其在其他地方的地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基辛格摆脱这种僵局的办法，是借鉴他的任职经验，将从降低温度开始，然后逐步建立信心和工作关系。美国总统不用列出他们所有的不满，而是对他的中国同行说：”主席先生，现在对和平的两个最大危险，就是我们两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能力摧毁人类”。
这样，中国和美国就不用正式宣布任何事情，而是旨在保持克制。
基辛格从来都不喜欢政策制定的官僚机构，他希望看到一小群顾问，彼此之间容易接触，默契地合作。双方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对台湾的立场，但美国会注意部队的部署方式，并尽量不使人怀疑支持台湾岛的独立。
基辛格给有抱负的领导人的第二条建议是： “确定能够吸引人们的目标。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可描述的手段。”
台湾将只是超级大国可以找到共同点，并因此促进全球稳定的几个领域中的第一个。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建议，其他领域应包括气候变化和经济。基辛格对这两个问题都持怀疑态度。尽管他 “完全支持 “气候方面的行动，但他怀疑这对建立信心或帮助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建立平衡能起到多大作用。
在经济方面，危险在于，贸易议程被那些不愿意给中国任何发展空间的鹰派人士所劫持。
这种全有或全无的态度，是对寻求缓和的一种威胁。如果美国想找到一种与中国共处的方式，就不应该以改变政权为目标。基辛格从一开始就借鉴了他思想中的一个主题。他说：”在任何稳定的外交中，都必须有一些19世纪世界的元素。而19世纪的世界，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主张之下的，即那些争夺世界的国家，其存在不应该是问题。”
一些美国人认为，一个被打败的中国会变得民主与和平。然而，无论基辛格多么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他认为并没有这种先例。更有可能的是，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会导致一场内战，而这场内战会硬化为意识形态冲突，只会增加全球的不稳定。
他说：”把中国推向解体，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与其挖空心思，美国将不得不承认中国有自身的利益追求。乌克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自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才第一次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触。许多观察家认为，习近平的电话是一种旨在安抚欧洲人的空洞姿态，欧洲人抱怨中国与俄罗斯过于接近。
相比之下，基辛格倒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意向声明，将使围绕战争的外交变得复杂，但也可能恰恰创造出建立超级大国互信的机会。
基辛格在分析中首先谴责了普京。他说：”这当然是普京最后犯下的一个灾难性的判断错误。但西方也并非毫无责任。我认为……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决定是非常错误的。 这是对稳定的破坏，因为并没有计划以实现对乌克兰的保护，这种情况下空口承诺，反而使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很差，甚至不只是激怒了普京，还激怒他的许多同胞。”
现在的任务是结束战争，而不是为下一轮冲突埋下伏笔。基辛格说，他希望俄罗斯尽可能多地放弃在2014年征服的领土，但现实是，在任何停火协议中，俄罗斯都可能至少保留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最大的城市和俄罗斯在黑海的主要海军基地）。
在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中，俄罗斯失去了一些成果，但保留了其他成果，这可能会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感到不满。
在他看来，这就是未来对抗的关键。
他说：”在我看来，欧洲人现在所说的逻辑，很疯狂也很危险……因为欧洲人在说，’我们不希望他们加入北约，因为他们太危险了。因此，我们要把他们武装起来，给他们最先进的武器。”
他的结论很尖锐：”我们现在已经把乌克兰武装到了一个地步，将成为欧洲武器最精良的国家，还是战略经验最少的领导人。”
要在欧洲建立持久的和平，需要西方采取两个跳跃性的想象力。首先是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限制它以及保护它的一种手段。第二，欧洲要与俄罗斯达成和解，以此来建立一个稳定的东部边界。
很多西方国家会对这些目标中的一个或另一个表示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随着中国的参与，作为俄罗斯的盟友和北约的对手，这项任务将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利益，那就是看到俄罗斯从乌克兰战争中完整地走出来。习近平不仅要履行与普京的 “无限制 “伙伴关系，而且莫斯科的崩溃会给中国带来麻烦，因为在中亚造成了权力真空，有可能被 “叙利亚式内战 “所填补。
在习近平给泽伦斯基打电话之后，基辛格认为，中国可能会把自己定位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调解。作为使美国和中国对抗苏联的政策的设计者之一，他怀疑中国和俄罗斯是否能很好地合作。诚然，他们对美国有共同的怀疑，但他也认为，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
他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俄罗斯领导人对中国说过任何好话，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领导人说过俄罗斯的任何好话。他们不是天然的盟友。”
基辛格说，中国人参与乌克兰问题的外交活动，是为了表达他们的国家利益。虽然他们不会支持摧毁俄罗斯，但他们确实认识到乌克兰应该保持独立国家地位，而且他们已经告诫不要使用核武器。中国甚至可能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望。
“中国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他说。”他们正在创造自己的世界秩序，只要他们能做到。”
中国和美国需要对话的第二个领域是AI。他说，”我们正处于一种能力的开端，在这种能力中，机器可以施加全球瘟疫或其他大流行病。机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制造瘟疫或其它流行病，不仅是核武器，还有任何人类毁灭的领域。”
即使是人工智能专家也不知道AI 能力将是什么，但基辛格认为，人工智能将在五年内成为安全领域的一个关键因素。他将其颠覆性的潜力与印刷术的发明相提并论，后者传播的思想，在导致16和17世纪的毁灭性战争中发挥了作用。
基辛格警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空前破坏力的世界。尽管理论上认为应该有人在控制，但自动和不可阻挡的武器可能被创造出来。如果你看一下军事历史，你可以说，由于地理和精度的限制，从来没有可能摧毁你所有的对手。现在没有任何限制了，每个对手都是100%的脆弱。”
AI是不能被废除的。因此，中美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利用AI作为军事力量，作为一种威慑。但也可以限制所带来的威胁，就像军备控制谈判限制核武器的威胁那样。
他说，”我认为必须就技术对彼此的影响开始交流，我们必须向军备控制迈出微小的一步，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方都向另一方提供关于能力的可控材料。”
事实上，他认为，谈判本身可以帮助建立相互信任和信心，使超级大国能够克制，关键是领导人要足够强大和明智，明白不能把AI推到极限，”如果你再只依赖你能通过权力实现的东西，你很可能会摧毁世界。”
基辛格给有抱负的领导人的第三个建议是，”将所有这些与你的国内目标联系起来，无论它们是什么。 对美国来说，这涉及到学习如何更加务实，注重领导素质，最重要的是，更新国家的政治文化。
基辛格实用主义思维模式似乎来自印度。他回忆说，在一次活动中，一位前印度高级行政人员解释说，外交政策应该建立在针对问题的非永久性联盟上，而不是把一个国家捆绑在大型多边结构中。
对美国来说，这种交易性的方法并不舒服。贯穿基辛格的国际关系史诗书籍《外交》的主题是，美国坚持将所有主要的对外干预，描绘成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成为一个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天命所归。
基辛格的问题在于这种逻辑的推论，即道德原则往往凌驾于利益之上，即使不会产生理想的变化。他承认人权很重要，但不同意把人权放在政策的核心位置：区别在于，是强加给他们，还是说这将影响外交关系，但决定权在他们手中。
他说：”我们在苏丹尝试过，看看现在的苏丹。”
他说，的确跪着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可能成为不考虑政策后果的借口。基辛格认为，今天想用权力改变世界的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者则凭本能加入他们。
印度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的一个重要制衡力量，然而也有不断恶化的宗教不容忍、司法偏见和干预新闻独立的记录。尽管基辛格没有直接发表评论，但其中的一个含义是，印度将因此成为对美国是否能够务实外交的一个考验。
日本将是另一个考验。如果像基辛格所预测的那样，日本在五年内采取行动确保核武器的安全，那么两国关系将会十分紧张。他着眼于在19世纪或多或少维持和平的外交演习，期待英国和法国帮助美国从战略上考虑亚洲的力量平衡。
需要真正的政治家
领导力也很重要。基辛格长期以来一直相信个人的力量。富兰克林·罗斯福很有远见，为他认为不可避免的对轴心国战争，准备了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戴高乐给了法国一个对未来的信念；肯尼迪激励了一代人；俾斯麦设计了德国的统一，并以灵巧和克制的方式进行治理，只是在他被赶下台后，他的国家才屈服于战争热潮。
基辛格承认，24小时滚动的新闻和社交媒体使他希望的外交风格变得更加困难。
他说：”我不认为今天的总统能像我一样派出一个特使。”
但他认为，纠结于未来的道路是否可行将是一个错误，”如果你看看我所尊敬的那些领导人，他们没有问这个问题。他们会问，有必要吗？”
他回顾了温斯顿·洛德的例子，他是尼克松政府中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我们在柬埔寨进行干预时，他想退出。我告诉他，你可以退出，拿着标语牌在这个地方游行。或者你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越南战争。他决定留下来……我们需要的是做出这种决定的人。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除了自怨自艾，他们还想做点什么。”
领导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基辛格和许多共和党人一样，担心美国教育过于沉浸在美国最黑暗的时刻。他说：”为了获得一个战略观点，你需要对你的国家有信心。对美国的价值的共同看法已经丧失。”
他还抱怨说，媒体缺乏分寸感和判断力。他在任时，媒体对他充满敌意，但他仍与媒体进行了对话，”他们把我逼疯了，但这是游戏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公平。”
今天正好相反，他说媒体没有动力进行反思，”我的主题是需要平衡和适度。把它制度化。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然而，最糟糕的是政治本身。
当基辛格在华盛顿时，两党政治家们经常在一起吃饭。他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关系很好。他认为，对于来自另一方的国家安全顾问来说，今天这是不可能的。尼克松辞职后接任的杰拉尔德·福特，是那种对手都可以相信他行事一定会得体的人。
今天，任何手段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基辛格说：”我认为特朗普和现在的拜登，已经把（敌意）推向了顶峰。”
他担心，像水门事件那样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广泛的暴力，美国缺乏领导力。他说：”我不认为拜登能够提供灵感，……我希望共和党人能够提出更好的人选。”
“这不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他感叹道，”但另一种选择是完全放弃。”
他认为，美国亟需长期的战略思维。”那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巨大挑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失败的预言将被证明是真的。”
如果时间很短，缺乏领导力，那么中国和美国找到和平共处方式的前景在哪里？
基辛格说：”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处在一个新的世界，因为我们做什么都可能出错。而且没有保证成功的路线”。
即便如此，他还是自称感到有希望，”听着，我的生活一直很困难，但生活给了人们乐观的理由。而困难，它也是一种挑战，不应该总是一个障碍”。
他强调说，人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诚然，这种进步往往发生在可怕的冲突之后，例如，在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可能有所不同。
历史表明，当这种类型的两个大国相互遭遇时，正常的结果是军事冲突。
“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基辛格认为，”因为有相互保证的毁灭和人工智能。”
“我认为，你有可能在欧洲、中国和印度可以加入的规则基础上，创建一个世界秩序。这已经是人类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如果你从实际的角度看，这可能会有个好结果，或者至少可以避免灾难性的结局”
这就是今天的超级大国领导人的任务。
基辛格解释说：”康德说，和平要么通过人类的理解发生，要么通过一些灾难发生。他认为和平会通过理性发生，但不能保证一定会这样。这或多或少也是我的想法。”
因此，世界领导人承担着沉重的责任。他们需要有面对未来危险的现实主义精神，需要有清楚解决之道在于实现各国力量的平衡的远见，还需要有避免最大限度地使用进攻性力量的克制力。
基辛格先生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巨大的机会。”
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是否能做好这一点。在当天谈话的第四个小时，也就是在他的生日庆典前几周，基辛格先生以其特有的闪烁方式补充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在身边看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