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教授、诺贝尔奖得主、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全文刊发于他的substack通讯。
我曾多次讨论美国的寡头政治如何陷入不断加深的恶性循环。超级富豪利用政治影响力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极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力。
今天，我想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集中分析一个尤其明显的例子：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企业税过低，而不是过高，但企业利润所承担的税负却在长期内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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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财富为何越来越集中于最富有人群的最佳解释，都强调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税制累进程度的大幅削弱。高收入者适用的税率显著下降，尤其是资本收入税负降低，使原本已经富有的人能够积累更多财富。
其中一个关键变化，是企业利润税负大幅下降，而企业税的大部分经济利益最终会间接落到股东身上。
过去几十年间，企业税占利润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的35%降至如今约12%。这种大规模减税让企业所有者受益。股票所有权高度集中在富裕人群手中，因此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及其同事编制的“分配国民账户”，估算了收入最高0.01%人群实际承担的联邦税率，并按税种进行拆分。研究显示，最富有人群承担的税负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正是企业税减少。
我需要说明，对于收入分配顶层人群的税负究竟下降了多少，以及下降主要由什么因素造成，学术界仍有争议。
争论的核心在于，企业减税究竟有多大比例会传导给劳动者和消费者。
祖克曼及其同事认为，这种向下传导非常有限。正如我稍后将解释的，最近的实际经验支持他们的判断。不过，我仍要承认，这个问题存在争议。
但我想强调的主要问题是，大幅削减企业税从未得到普遍民意支持。事实上，这些减税是在社会强烈反对之下推行的。
盖洛普20多年来一直定期调查美国人对税收问题的看法。公众对企业税的态度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绝大多数人始终认为企业缴税太少，几乎没有人认为企业缴税过多。
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企业税应该提高，但企业税却一再下降。
为什么？
部分原因来自竞选资金。即使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放开闸门，让亿万富豪的资金如洪水般涌入政治以前，竞选融资就已经越来越受到资本利益支配。
另一个原因是腐败。
在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以前，政治腐败通常是隐蔽而间接的。政客和政治工作人员之所以照顾企业利益，往往是因为“旋转门”带来的诱惑。他们可以期待离开政府后，转而担任收入丰厚的游说者。
如今在特朗普影响下，政治利益输送已经变得公开而直接。许多交易就是赤裸裸的现金、加密货币和优惠合同，直接让政客及其家人获利。
此外，巨额资本已经获得塑造信息环境的能力。右翼智库、受资助的“研究”和被利益集团控制的媒体，不断宣传有利于亿万富豪的观点。
这改变了“奥弗顿窗口”，也就是主流舆论认为可以接受的政策范围。即使是中间派，也经常把有利于亿万富豪的政策视为明智合理；与此同时，过去被视为完全正常的政策，例如对企业利润征收较高税率，如今却被说成激进和不负责任。
主张维持低企业税的人经常提出一个核心论点：美国正在与其他国家争夺有限的全球资本。如果美国企业税率高于其他国家，资本就会流向别处。
按照同样的逻辑，主张进一步减税的人声称，降低企业税将吸引大量海外资本流入，进而提高经济增长和劳动者工资。
因此，值得回顾特朗普在2017年大幅削减企业税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企业缴纳的税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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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一些企业修改了会计上的账面安排，把此前计入爱尔兰等低税国家子公司名下的部分利润，重新归入美国母公司。但美国投资并没有因此出现大幅增长。
这段经历让我相信，企业减税向下传导的效果非常有限。
因此，1970年以来企业税率的大幅下降，实际上相当于通过间接方式，给持有大量股票的富人减了一大笔税。正如我前面所说，这又推动美国进一步陷入寡头政治的恶性循环：财富越来越集中在顶层人群手中，他们由此获得更多资源，继续推动经济和政治政策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
这个制度是否被人操纵了？
是的。
我们能否改变这种局面？
也可以。
回顾收入最高0.01%人群税率长期下降的图表，可以看到，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时期，这一趋势都曾出现明显但短暂的逆转。奥巴马时期提高税收，部分原因是为扩大医疗保障提供资金。
右翼人士当时预言这些加税会造成灾难，但所谓灾难从未发生。
今后，美国需要选民把支持扭转寡头政治恶性循环的候选人送进政府。现实地说，这意味着选出愿意提高富人税负的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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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选民还应拒绝支持那些接受问题企业竞选资金，并让自己和家人享受特殊利益的民主党人。遗憾的是，纽约州参议员柯尔斯滕·吉利布兰德就属于这一类。
民主党一旦掌权，还必须通过法律，禁止议员及其家人利用公职腐败敛财。
或许从一种扭曲的角度看，我们甚至可以感谢特朗普。如今的局面已经糟糕到近乎噩梦，也正因如此，美国可能迎来了几十年来最有希望摆脱寡头政治陷阱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