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湖南省岳阳市以岳阳楼闻名。这座优雅的三层楼阁，因千年前的名篇而流传至今，相关篇章至今仍是学生背诵的内容。
不过，如今真正受到关注的，是岳阳楼周边的街区，至少对研究中国治理的人来说是这样。当地正在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城市更新工程。
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代表着中国经济管理思路的新变化。面对财政困境，官员正设法从国有资产中挖掘更多价值。
这里的面貌变化令人惊叹。项目区域占地三平方公里，面积大致相当于纽约中央公园。直到不久前，这里仍遍布破旧建筑、杂乱市场和衰败港口。
这些物业几乎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其中许多长期闲置。
岳阳市把街道改造成宜人的步行空间，翻修建筑，并整治滨水地带。餐厅、商店和酒店陆续进驻翻新后的物业，为市政府带来租金收入。最近一个夏日傍晚，游客和当地居民坐满了户外餐桌。
参与监督这个项目的地方官员表示，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接下来最大的挑战是赚钱。”
中国各地城市都急需资金，因为房地产市场仍深陷低迷。2021年，中国房价达到全国高点，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约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40%。此后，土地出让收入已经减少一半以上，地方财政因此出现巨大缺口。一些债台高筑的城市甚至削减教师、医生和其他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各地官员都在寻找新的筹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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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做法近乎荒唐。多个地方政府展开所谓“远洋捕捞”，地方警方跨省追查，在较富裕省份扣押企业家的资产。
许多地方也更热衷于以卫生违规为由处罚餐厅，或大量开具违停罚单。
另一些降低债务风险的办法则更符合经济学教科书。地方政府把下属实体承担的高利率短期债务，置换为利率较低、期限更长的政府债券。
岳阳展示了另一种解决思路。当地官员正设法从现有资源中获得更多收益，尤其是让利用不足的资产重新发挥作用。
一家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解释说，财政环境收紧后，计算方式已经改变。他说：“这就像翻看自己的衣柜，发现一件衬衫过去一年只穿过几次。你可以把它当二手货卖掉，也可以送给有需要的人，但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把它利用起来。”
这场“翻衣柜”式的行动由中央政府在2022年正式启动。当时，中央要求各省市“盘活存量国有资产”。与中国许多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一样，这项要求相当笼统，具体执行方式交由下级政府自行研究。
有一点非常明确：这并不是要出售国有资产。这样的改革方式与习近平偏好的经济管理模式相去甚远。政策目标是让这些资产重新焕发生机。
不久后，人们开始谈论“岳阳模式”。岳阳的做法并没有特别激进之处，但当地已经开展的几个项目，正好符合中央政府的要求。
其中一个项目涉及君山区的一系列湖泊。过去，这些湖泊的经营权被分割管理，效率低下。岳阳市收回经营权，并统一划归一家新成立的国有实体管理，从而提高了渔业经营权的价值。
另一个项目原本是失败的旅游开发工程，由一组地势低洼的建筑组成。岳阳市后来把这里改造成一个人力资源产业园，已经吸引约80家租户入驻，包括招聘机构、培训机构和后台服务公司。
负责管理园区的市属企业并不只是收取租金，有时还会入股园内企业，希望分享这些企业未来增长带来的收益。
这些交易和项目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同于过去中国城市大举扩张的发展模式。地方官员明白，他们已经不能再简单地划出新的土地，打包交给开发商。
现在，他们开始盘点政府已经拥有的资产，明确产权归属，然后研究如何提高这些资产的收益。
这些做法真能对经济产生实质影响吗？
专注中国问题的咨询公司Trivium研究员迪尼·麦克马洪一直在追踪相关数据。他认为，这是公共财政少数可能正在向好发展的领域之一。
在官方预算分类中，“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涵盖了这类盘活资产的收入，目前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要的资金来源。
在推进最积极的十个省份，这类收入在2025年相当于当地财政支出的约10%，高于2021年的5%。
吉林省就是其中之一。新增收入帮助吉林摆脱了财政部的“高债务”名单。此前，进入这份名单会限制当地获得资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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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边缘领域盘活资产，仍不足以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这些问题是过去二十年债务不断积累的结果。
在一些情况下，官员也可能只是在玩账面游戏，让一家国有实体向另一家国有实体支付租金。
但如果岳阳和其他地区取得的进展能够持续下去，就可能为地方财政提供迫切需要的支持。
麦克马洪预计，未来一年内，这场资产盘活行动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不过，这种转变更重要的意义或许并不只在经济层面。
一位岳阳官员说，这意味着对过去十年“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反思。过去，城市不断吞并更多土地用于开发，城区无休止地向外扩张。
如今，发展方向开始转向内部，转向“集约型”模式。城市开始审视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已经拥有的资源。
这位官员把它称为一种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方式。
也有人可能会用不那么宏大的说法来概括：在财政压力下，中国正试图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