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作者安贾娜·阿胡贾是一位科学撰稿人，每周就全球科学、健康和技术领域的重大进展发表评论。她此前曾任伦敦《泰晤士报》的特稿撰稿人和专栏作家。
总有一天，最后一颗棺材钉会被钉下，棺盖也会彻底合上。对美国科学界来说，这最后一颗钉子很可能就是名称听起来平淡无奇的《联邦财政援助条例》。
这项规则草案由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提出。如果按照计划于10月生效，联邦机构中的政治任命官员将有权审查科研拨款，确保研究项目“能够明确推进总统的优先事项”。
凡是被认为不符合这些优先事项的项目，即使是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也可能遭到突然终止。国际合作将面临新的限制。任何拨款申请只要以被认定违反政府命令的方式提及多元化和性别，也会受到限制。
这项拟议规则的意见征询期本周结束，共收到30万条意见。反对声浪强烈，这是理所当然的。美国物理学会负责人写道：“这项提案模糊了两者之间的重要界限。民选领导人制定国家优先事项是恰当的，但由政治任命官员决定开展哪些项目并不恰当。”
代表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等群体的30多个专业组织已经联署表示赞同。由57个患者团体组成的“联合寻求治愈”联盟敦促国会阻止这项提案。相关诉讼很可能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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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五个机构，获得了美国每年超过1800亿美元联邦研发支出中的大部分资金。即便与近来困扰美国科学界的史无前例的资金削减、混乱和失灵相比，这项规则草案也不只是越过红线，而是直接推土机般冲过了事件视界。
这项规则允许政治凌驾于专家同行评审之上，在全球共同面对挑战的时代推动科学保护主义，对实验室运作进行微观管理，还可能与国会监督权发生冲突。
几十年来，由好奇心驱动的长期研究进程，将被一条每四年都可能随意识形态转向而骤然偏移的道路取代。
伦敦大学学院科研政策教授詹姆斯·威尔斯登对我说：“这是非常糟糕的消息。”
他特别指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全面打压，明显矫枉过正。“没错，有些领域确实涉及安全问题……但在气候科学和疾病等许多正当领域，人们希望看到世界两个最大的科学强国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展开合作。”
例如，儿童癌症治疗试验需要在国际范围招募受试者，才能获得可靠数据。
威尔斯登预测，美国的收缩将对全球产生连锁影响。他提到，已有一些知名科学家离开美国，其中包括化学家奥马尔·亚吉。这个月，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离开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转赴中国清华大学。
按照拟议的新规，获得联邦资助的学者在分享研究成果和思想之前必须取得授权，这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审查。英国一家拥有国际会员的学术团体代匿名告诉我，这项提案研究人员不能再使用联邦科研经费缴纳学术团体会费、支付论文发表费用，或参加学术会议，而这些活动正是科研人员传播成果、交流思想并产生社会影响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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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正是规则制定者的目的。研究人员不知为何竟被视为国家的敌人。
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提案把矛头对准“觉醒意识形态”和“极左活动人士”。同行评审当然并不完美，但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卡洛·拉蒂最近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的那样，政治审查无可争议地更加糟糕。
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为这项提案辩护称：“与联邦拨款计划核心目标无关、造成浪费和分裂的活动，不应由纳税人的钱补贴……只有联邦机构严格执行强有力的内部控制，才能阻止这种情况。”
这就是特朗普总统攻击科学、学术和大学所必然走向的终点：由政治任命官员巡守知识的边界。
万尼瓦尔·布什若看到这一幕，必定会感到震惊。他是曼哈顿计划早期的组织者，也是美国战后科研体系的设计者，一向推崇思想自由。
他曾留下那段著名的话：“科学进步……源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发挥。研究人员按照自己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所指引的方式，自主选择研究课题。”
今天，又有一颗棺材钉悬在空中。如果这项提案最终得以保留，付出代价的将是美国整个科学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