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武紫婧是《金融时报》亚洲科技记者兼香港分社社长，主要报道亚洲的科技、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行业，以及香港的商业和企业新闻。她在投资中国初创企业十年后重返新闻界。在这十年间，她为这些企业的成长和扩张做出了关键贡献。在从事投资工作之前，她曾在伦敦和香港的彭博社报道交易和亿万富翁相关新闻。
2019年，月之暗面创始人杨植麟仅用四年就完成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学业，比通常所需时间少了大约两年。
苹果希望招揽他，谷歌和Meta此前都曾接收他实习，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职位也向他敞开大门。但这些机会他一个都没有选择，而是回到了中国。
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导师鲁斯·萨拉赫丁诺夫后来回忆了杨植麟当时的想法：“如果他连创办自己公司的机会都不尝试一次，他会后悔一辈子。”
这个决定当初看似是一场逆势选择，如今却显得颇有远见。总部位于北京的月之暗面上周发布大型语言模型Kimi K3，其表现被认为足以与OpenAI和Anthropic的旗舰模型并列。马斯克称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
硅谷由此开始追问：美国为什么会让他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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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种说法认为杨植麟是被美国移民政策逼走的，这并不完整。萨拉赫丁诺夫强调，杨植麟当时有多种途径可以留在美国。苹果高管甚至考虑到他希望回国的意愿，向他提供了苹果北京办公室的职位。
但杨植麟最终选择创办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并以他最喜欢的平克·弗洛伊德专辑《月之暗面》为公司命名。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一套新的权衡标准正在形成：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杨植麟的经历正体现了这种变化。
杨植麟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求学期间，他参与撰写了Transformer-XL等重要论文。这些研究推动了Transformer架构的发展，而如今的大型语言模型正是建立在这一架构之上。
创办月之暗面不到三年，他带领的300人团队就开发出足以与全球顶尖模型竞争的产品。
如果杨植麟在美国创办月之暗面，他能取得同样的成就吗？
也许可以。但多名拥有类似背景的中国创业者告诉我，他们发现，在中国创办创业公司更加容易。
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国内拥有更庞大的人脉网络，也更熟悉当地文化。一些创始人还提到，中国拥有统一的监管框架，以及规模更大、生产效率更高的人才储备。
当然，人工智能公司在中国经营也面临很多困难。先进计算能力受到严格限制，产品可能在海外遭到封禁，企业需要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也存在政治干预和审查风险。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融资市场也浅得多。
不过，一名中国创业者告诉我，虽然他的创业公司如果设在美国，估值可能至少高出十倍，但在中国，他更有机会开发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技术，并让这些技术在未来五年内处理超越人类能力的任务。
过去，大多数在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求学的中国学生取得博士学位后都会选择留在美国，但据报道，回国人数正在增加。即使最初决定留美的人，也有更多人在职业生涯中途选择回国。
对部分人来说，原因之一是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斯坦福大学2024年对1304名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7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作为学术研究人员缺乏安全感，65%的人提到，他们担心“针对亚裔的仇恨和暴力”。
围绕杨植麟离开美国的争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担忧人工智能人才流失的缩影。
硅谷有人呼吁，应当让每名人工智能博士毕业时自动获得绿卡。但这种观点忽略了更深层的结构性现实。
中国已经不再只是美国培养人才的净输入国，也建立了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追踪了参与DeepSeek核心模型研发的356名研究人员，发现其中53.5%从未在中国以外学习或工作。在拥有美国经历的人中，最终有70%回到了中国。
杨植麟属于一批先行者。对他们来说，回国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首选。
他的决定并非源于签证前景不确定，而是来自创业信念。
但美国向下一个杨植麟传递怎样的信息，仍然十分重要。美国的签证制度围绕就业设计，而不是围绕创业设计。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套制度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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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建立在一个简单公式之上：吸引全球最聪明的人，并把他们留下来。
杨植麟的故事表明，这套模式正在经受考验。原因不只是美国变得不再那么欢迎外来人才，也在于中国本身正在变得更有吸引力。
问题不在于杨植麟是否作出了正确选择，而在于还会有多少像他一样的人作出同样的选择，并坚信自己希望创造的未来不在美国，而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