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显然，负责突击搜查的警员没有料到会查获这么多东西，否则他们应该会多带几个收纳箱。
最后一批物品只能装进行李箱带走。违禁品搬完后，嫌疑人也被押了出来。她戴着眼镜，身穿一件印有“我是书店员工”字样的T恤。
7月15日，香港警方突击搜查旺角潮流街区的“留下”书店，因为香港政府要打压纸质出版物零售商。自2020年通过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以来，当局一直在查处销售“煽动性”读物的商店。
这甚至不是警方当天的第一次行动。在附近“绿野书店”半闭的卷闸门外，两名便衣警员粗暴地让经济学人记者离开。今年以来，至少已有11名书商被捕。
香港政府这种强硬做法令人费解。争议性文字真正可能造成的风险显然在网上，因为网络内容很容易被传播。突击搜查书店则明显带有压制意味，尤其是在台湾民众眼中。
台湾一直通过观察香港，判断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可能是什么样子。早期成为打压书商行动受害者的林荣基，已于7月2日在台湾去世。
香港当局为何如此执着于这种过时的书店打压方式？
目的并不是阻止热切的读者买到挑衅性书籍。政府拒绝说明哪些书被禁，书商自然也无从知道哪些书不能进货。
突击搜查前一天，“留下”宣布结业，理由是无法应对政府“模糊不清的红线”。警方查获的物品数量极大，这似乎也说明，警方自己可能同样不知道红线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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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针对文字的战争，更像是一场面向三类观众上演的政治戏剧。
第一类观众是书店及其顾客。
许多书店是在2019年民主抗议活动后开业的，那场抗议最终促成国家安全法出台。一些书店曾举办相关活动，或出售印有示威口号的纪念品。
2021年关闭自己经营的“凄凉屋书店”的阿尔伯特·万说，当局是想“压制人们对那段往事的集体记忆”，并惩罚那些“拒绝闭嘴”的书商。
第二类观众是普通香港人。
出版人鲍朴表示，这是一次“硬实力展示”，针对的并不是书籍，而是反抗。鲍朴出版的历史书在中国大陆无人敢碰，却曾由“绿野书店”上架销售。
他说，这些突击搜查是在向社会传递一个信息：“这些人是坏人。”
第三类观众是上级。自国家安全法通过以来，香港已投入180亿港元用于国家安全事务，警方似乎急于证明这笔钱花得有价值。
香港当局也希望取悦时刻关注局势的中国政府。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前法律事务主管、颇具影响力的王振民7月14日表示，国家安全风险正在“明显上升”，并敦促香港加强“执法机制”。
香港这场国家安全政治戏剧，恐怕还要继续上演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