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约翰·伯恩-默多克是《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和首席数据记者。他每周撰写“数据点”专栏，运用统计数据和图表深入探讨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内容涵盖经济、气候变化、社会问题和医疗保健等各个方面。
近年来，人们对财富不平等的担忧不断加剧，财富税也已成为大西洋两岸政治讨论中的常见议题。
对此，常有人反驳说，大多数衡量财富不平等的指标都显示，同一时期财富不平等几乎没有变化，甚至有所改善。乍看之下，这个观点并非没有道理。过去15年，美国、英国和欧洲最富有10%人口所持财富占比一直持平或有所下降。即使只看最富有的1%，他们如今拥有的财富占比也并不高于15年前，尽管在更早之前，一些国家这一比例曾持续上升。
但我认为，这样的回答并没有真正触及人们担忧的根源。
传统的财富不平等指标，反映的是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分配是否均衡，也就是相对意义上的财富差距。这当然十分重要，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否在这一财富分布中实现向上或向下流动。
假设宏观经济环境让所有人的财富都翻了一倍，那么富人和穷人在财富中的占比不会发生变化。然而，如果这场财富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工资同步上涨，也就是说，人们依靠劳动获得财富的能力没有提高，那么即使财富分配比例没有变化，这些相同的财富差距也会变得更加沉重，并重新塑造人们对经济的感受以及经济本身的运行方式。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从普通家庭跨越到富裕阶层，只需要十几二十年的努力工作，那么成功会显得触手可及，人们奋斗的动力也会很强。
但如果财富鸿沟已经扩大到即使奋斗一生，也看不到“真正出人头地”的希望，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开始出现问题。
过去几十年，许多国家正经历着这样的变化。
财富不平等本身变化不大，但财富相对于收入的重要性却大幅提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普通家庭的可支配净财富（即扣除养老金后的房地产和金融净资产）按实际价值计算大约翻了一倍，而收入仅增长约30%。
结果是，上一代人如果依靠平均工资储蓄，大约需要20年，就可以从英国财富分布的后25%进入前25%；如今，这一过程已经需要约40年。在其他国家，社会经济阶梯向上攀登所需的时间也出现了类似甚至更大的延长。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决定一个人经济地位时，被动获得财富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无论这些财富来自资产价格上涨，还是来自父母赠与。
同时，财富对于个人幸福感的重要性也同步上升。
20世纪90年代，一个人的收入排名对生活满意度以及避免生活困境的影响，比财富排名更大。但此后，财富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如今已成为影响幸福感的更主要因素。
过去，人们已经写了大量文章讨论过高度“唯能力论”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过去一代人里，被动获得的财富在决定个人经济地位方面不断超越劳动收入，而财富不平等本身却几乎没有变化，这同样值得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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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加剧了社会对财富顶层人士的不满，无论是亿万富翁，还是因为房价上涨而意外成为百万富翁的房主。
当然，如今的亿万富翁自身，也影响了公众对财富的看法。
20世纪初那个贫富差距远比今天更悬殊的年代，富豪阶层热衷于高调慈善，而且他们参与政治更多是通过资金支持，而不是公开发声。如今的亿万富翁则恰恰相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斯克。他频繁且高调介入美国国内外政治，引发数百万人的反感，个人支持率不断下滑。他大幅削减美国海外发展援助资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反慈善”行为。
此外，一些科技巨头赖以积累财富的产品和服务，也不断成为公众焦虑的来源。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平台不断放大最富裕群体的生活方式，使普通人更容易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财富差距。
当财富越来越压倒收入，依靠劳动实现阶层跃升越来越不现实，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又频繁以各种充满争议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即使财富不平等本身并未明显恶化，人们对财富问题的担忧不断上升，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