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工程师，奠定市场经济基础的前总理朱镕基逝世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周三因病去世，享年97岁。他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之一。与他任职期间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一道，朱镕基推动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为中国后来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开始跻身中国最高层领导人行列时，中国经济还处于成长阶段，虽然高速扩张，却迫切需要有人整顿和驾驭。朱镕基此前担任上海市长，1991年被调入中央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此后，他亲自掌管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农业政策，并负责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他认为，这套体系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而且腐败问题严重。

当时中国通胀已经失控，达到25%。他很快证明了邓小平对他的信任没有错，通过一系列政策让经济实现“软着陆”。他加强对银行的纪律约束，遏制银行继续向亏损国有企业放贷，同时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并控制货币供应增速。

政府还临时对基本食品实行价格管制，以打破持续涨价的预期；推出与通胀挂钩的储蓄账户，为储户提供抵御通胀的保护，也鼓励人们把工资存进银行，而不是拿到钱后马上花掉；与此同时，人民币贬值刺激了出口。

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让中国在全球经济政策领域赢得声誉，但也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震荡。

在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期间，朱镕基事实上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最高负责人。江泽民同样出身上海政坛，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政治动荡中进入中央领导层。

1998年，朱镕基升任国务院总理，一直任职到2003年。

朱镕基思路清晰，作风强硬。他推动中国接入全球贸易、银行和通信体系。这种做法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保守力量构成威胁。

为了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国际规则约束中国的经济活动，朱镕基主动寻求美国政府协助。

这场历时漫长的谈判也让朱镕基在国内付出了政治代价。整个过程持续15年，直到2001年，中国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著有《中国经济解读》一书的瑞银投资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的汪涛说：“所谓市场经济的所有基本零部件，那些改革基本上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的。”

在政治问题上，尽管朱镕基具有国际化视野，但美国历史学家夏伟和戴杰在《财富与权力》一书中称，朱镕基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并“明确拒绝”自由民主制度适用于中国的观点。

两人写道：“他出生于1949年‘解放’之前，他的世界观是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受害感和屈辱感中塑造出来的。”

脾气不好的普通中国人

朱镕基把国际市场经济原则与中国国内现实结合起来，形成中国官员所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套制度为中国后来持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中国由此实现了主要经济体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经济增长，而领导国家的仍然是一个长期受到毛泽东时代封闭思想影响的共产党。

通过集中金融监管权力，朱镕基也为中国此后建立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体系之一，以及庞大的股票、债券和大宗商品市场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形成了一套受到严格控制、但又获得国际认可的货币体系。人民币纸币上的毛泽东头像，或许也会让毛泽东本人感到自豪。

1999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这位身材高大的技术官僚露出略带顽皮的笑容，把自己形容为“一个脾气不好的普通中国人”。

在中国最高权力层，个人魅力通常十分罕见，官员讲话更多是平淡的政治语言和模糊表态，但朱镕基是明显的例外。经历过“朱老板”掌权年代的许多中国人，至今仍能随口说出他那些言简意赅的名言。

1998年首次以国务院总理身份举行记者会时，朱镕基用一段后来被许多官员，甚至一些内陆小城市出租车司机熟记于心的话，概括了自己对新一轮改革的态度。

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说话直接，性格急躁，有时甚至尖刻。他长期与腐败问题作斗争。尤其让他愤怒的是所谓“豆腐渣工程”，指的是官员贪污导致建筑质量严重下降，甚至随时可能倒塌的工程。

对于自己公开发火，朱镕基从不掩饰。

他曾在记者会上说：“是的，我拍桌子，我瞪眼睛。如果连眼睛都不能瞪，那我不成植物人了吗？我就是要让那些腐败分子害怕。”

担任副总理期间，朱镕基每次到地方视察，往往都会让当地官员紧张不安。

1994年，他与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的省委书记发生冲突，当场将对方撤职。还有一次，据说一个地方官员向他炫耀一个昂贵的打火机，价格显然超出了这个官员正常工资所能负担的范围。朱镕基当场以腐败为由将这个人免职。

与此同时，朱镕基还不得不处理与江泽民之间一些根本性的分歧。

其中一次严重分歧涉及法轮功问题。

1999年4月，大约1万名法轮功成员在中南海外举行抗议。中南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所在地，毗邻天安门广场和故宫。此后，法轮功在中国被禁止。

按照部分记载，朱镕基最初倾向于采取相对缓和的处理方式，但江泽民最终否决了这种路线，法轮功随后遭到全面镇压。

由于朱镕基愿意抛开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意识形态，他有时被称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本人也愤怒地拒绝了这种说法。朱镕基从未表示希望用西方式民主取代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实际上，他所做的并不是削弱国家权力，而是巩固国家权力。

不过，这种比较在一点上确实成立：和这位苏联领导人一样，朱镕基在海外获得的赞誉，往往多于在国内得到的认可。

他打破了共产党传统的“铁饭碗”，不再保证国家从出生到死亡承担个人生活保障。这对于坚定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冒犯。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与中国打交道》一书中写道：“如果邓小平是改革的建筑师，江泽民是负责落实蓝图的总承包商，那么朱镕基就是那把锤子。”

保尔森写道：“他自己也有很多宏大的想法，但最重要的是，他真的能把事情做成。他坦率、务实、直截了当。我从来不会怀疑他究竟想要什么，他的下属也一样。”

从上海市长到主抓金融

朱镕基1928年10月1日出生于长沙，父亲在他出生前已经去世，母亲则在他十几岁时去世。此后，他由叔父抚养。叔父有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据说家境贫困，只供得起两个男孩上学。

据称，朱镕基家族是14世纪建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后裔，家族过去也是湖南长沙一带的大地主。

朱镕基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在学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进入北京清华大学学习电机工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清华大学期间，朱镕基当选班长，并担任学生会委员会主席。他也在这里认识了未来的妻子老安，两人都喜爱京剧。两人1956年结婚，后来育有一子一女。两个孩子都曾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都在中国金融业成为知名人物。

1957年，朱镕基卷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政治清洗。据报道，朱镕基曾发表简短讲话，批评党的领导层，并赞扬共产党统治下的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正在进行的改革。

他随后被划为“右派”，遭到数月审查，被开除党籍，并送往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从事体力劳动或文职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朱镕基1970年再次被下放农村。他养猪、种小麦，同时还抽出时间继续学习英语。

朱镕基1999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虽然那段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但也是一段有用的经历。它让我学到了更多东西，也让我接触到社会更多不同阶层。”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朱镕基的仕途开始转折。邓小平为他平反。邓小平本人在毛泽东时代也曾经历类似的政治失势。在邓小平支持下，朱镕基迅速在党内升迁，最终开始主政上海。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朱镕基先在北京的经济委员会工作，随后调往上海。当时，邓小平正在上海选拔和培养官员，希望这些人能够推动全国性的经济转型。

1989年，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到了上海后，他最早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因为公共厕所卫生状况训斥当地旅游部门官员。

他质问这些官员：“如果外国游客连一个干净的厕所都找不到，上海还怎么吸引90万外国游客？”随后，他下令把所有公共厕所清洗干净。

1989年6月，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遭到武力镇压后，朱镕基面对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当时数千名学生堵塞上海道路，工人也不再到工厂上班。

面对抗议活动，他采取了务实的公开劝说方式。没有下令镇压，而是发表电视讲话，缓和了紧张局势。他把学生称为爱国者，没有沿用北京方面给抗议者贴上的“反革命”标签。

他表示不会派遣武装警察，并呼吁抗议者回家，以“维护上海人民的生活和生产”。

朱镕基说：“历史事实是谁也掩盖不了的，真相终将大白。”

当年5月，他通过上海电视台向市民表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上海全体人民最大限度的团结，而不是社会混乱和生产下降，因为那会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

此后，上海的抗议活动逐渐平息。相比之下，两周后，北京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局面，邓小平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开枪镇压。

朱镕基在上海任职期间推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提出开发黄浦江沿岸一片当时地势平坦、几乎没有什么建筑的土地。这里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浦东，也成为上海最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景观来说，浦东如今由摩天大楼组成的天际线，或许是朱镕基留下最具代表性的遗产。

他积极吸引外国投资者，削减行政审批程序，推动开发黄浦江东岸的浦东地区，由此启动上海从相对沉寂的城市向现代中国金融中心转型的进程。

当时投资项目需要盖几十个公章才能获得批准。朱镕基表示要取消这种繁琐程序，实行一站式审批。因此，他获得了第一个外号：“一章朱”。

1991年，朱镕基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他真正开始主导中国经济改革是在1993年，当时兼任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负责管理一个很快以13%左右速度增长的经济体。他形容当时的中国经济“像一架正在起飞的飞机”。

他面临的一项关键任务，是遏制一度达到27%的通货膨胀率。朱镕基通过亲自掌控金融体系来解决问题，还撤换了一批被认为能力不足的官员，其中包括当时的中国央行行长。

随后，他又把矛头对准那些以国有企业形式存在、规模庞大的政府垄断机构，推动数千万人下岗，同时积极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

朱镕基还试图削减臃肿的官僚体系，约150万政府工作人员因此失去职位，不过这方面改革取得的成效有限。

在江泽民支持下，朱镕基还努力推动军队退出商业经营。江泽民当时也试图遏制军队内部猖獗的腐败。

同时，朱镕基提高了中央政府获得的税收比例。

他公开批评其他政策制定者存在“偷税、骗税、骗汇和走私”等问题，还指责政府部门编造统计数字，存在“浮夸和弄虚作假之风”。

朱镕基亲自挑选和提拔了一批较年轻的官员，其中包括后来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超过15年的周小川。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允许摩根士丹利与中方组建首家中美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后来在中金公司担任高级职位，至今仍活跃于金融行业。

加入世贸

朱镕基推动的许多改革，都没有让他赢得中国传统权力体系的好感，但他一直是改革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说服美国克林顿政府相信，中国会遵守全球贸易规则，从而让华盛顿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朱镕基曾对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说：“我需要你们从外面推动，这样我才能从里面推动。”

鲍卡斯后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此获得进入全球贸易体系的优惠条件，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贸易规模随后呈爆炸式增长。

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5100亿美元。到2025年底，这一数字已经达到6.5万亿美元。

不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道路绝非一帆风顺。

中国入世之前，一项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是对庞大、往往效率低下但政治影响力极强的国有企业体系进行数年艰难改革。

朱镕基推动地方政府关闭或私有化经营不佳的国有企业，同时推动大型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以增强整体竞争力。

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为“抓大放小”。改革大幅增强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并最终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社会代价也非常沉重。

经济学家安德鲁·巴特森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国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7700万人下降到2003年朱镕基总理任期结束时的4200万人。

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进展方式，也让朱镕基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

1999年，在入世谈判陷入低潮之际，他访问华盛顿，并提出力度很大的方案，希望重新推动谈判取得进展。

但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拒绝了这份方案，随后又将方案中的具体条件泄露出去。这在北京引发强烈反弹，一些官员批评朱镕基作出的让步过多。

朱镕基在国内经常被指责向美国人“出卖利益”。据中国官方人士后来透露，朱镕基最终不得不在同僚面前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方式进行“自我批评”，以表达检讨。

在总理任期接近结束时，朱镕基开始担忧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也担心数以亿计生活在农村和城市贫困地区的中国人，在江泽民继续追求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过程中被落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