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Project Syndicate，作者安·佩蒂福 (Ann Pettifor) 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PRIME) 的主任，她最近的著作是《全球赌场：华尔街如何拿人民和地球做赌注》 (Verso, 2026)。她指出，全球经济正在为马斯克这样的富豪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这种经济体系从设计上就是高度不平等的，债务负担已经到了危险程度，金融危机反复发生，对生态环境也造成灾难性后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彻底改革势在必行，而第一步，就是摒弃把货币视为商品的观念。
马斯克本人或许不知道，他其实欠日内瓦学派经济学家一份人情。
这个如今几乎被遗忘的学派，把奥地利学派对自由市场的推崇与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出一套理论，为私人力量进一步控制货币的创造、定价、分配和交易铺平了道路。
如今，马斯克这样的富豪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财富与权力堡垒，而民主为此付出了代价。
日内瓦学派对民主制度的侵蚀并非偶然。波士顿大学的奎因·斯洛博迪安指出，这一学派的重要人物，包括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莱昂内尔·罗宾斯，都认为民主会对“市场秩序的运行构成潜在威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会赋予要求重新分配财富的主张以正当性。
后来，芝加哥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接受了这种观点。
因此，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主张建立各种“防护机制”，限制民主可能造成的干扰。他们希望重新设计国家、法律和制度，尽可能削弱公众通过民主方式干预经济的权力，以保护私人市场权力，并把这种权力“封装”起来。
很大程度上，他们如愿以偿了。
如今，全球金融体系的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其中许多领域，特别是由对冲基金、私人信贷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影子银行”体系，基本游离于政府监督和监管之外。
在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美国纽约、中国上海和新加坡，私人市场参与者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自由，可以左右庞大、流动性极强而且充满投机性的货币、能源、医疗、食品、教育和住房市场。
这就像一座全球赌场，而和所有赌场一样，最终总是庄家占便宜。
这种制度从设计上就远离公众，也缺乏问责机制。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私人财富高度集中，富有的私人力量对政治影响力的控制越来越强，公共领域不断衰败，政治极端主义抬头。
随着马斯克旗下SpaceX完成IPO，世界甚至一度出现了首位身家超过1万亿美元的超级富豪。
货币不是什么
这一体系在思想层面的核心，是一种扭曲而古老的观念，即把货币看成稀缺商品。
1695年，约翰·洛克提出，可以把货币与白银或黄金等实物商品挂钩，以此稳定货币。乔治敦大学的斯特凡·艾希指出，这种安排实际上排除了政治力量根据具体情况干预货币的可能性。
几个世纪后，日内瓦学派的支持者接受了这种“货币去政治化”的思想。
哈耶克在1976年出版的专著《货币的非国家化》中主张，应当取消政府对货币的垄断。他认为，失业不是市场自身缺陷造成的，而是因为“政府剥夺了企业生产优质货币的权利”。通胀之所以持续，是因为国家干预货币价值，同时又让货币本身无法“接受市场过程的调节”。
哈耶克最终得出结论，不应该有任何东西阻碍私人市场参与货币的创造、供应、定价和分配。
在他看来，民主制度尤其成问题。
哈耶克写道：“优质的货币和良好的法律一样，在运作时都必须不考虑发行者的决定会对已知群体或个人产生什么影响。”
他说，“仁慈的独裁者或许能够不顾这些影响”，但民主政府“依赖许多特殊利益集团”，因此“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哈耶克把货币视为一种必须“去政治化”的商品，这种设想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
直到今天，这种思想的影响力仍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认识，而且绝不限于对加密货币的狂热。如果把货币理解成木材或铂金这样的商品，那么接下来很容易就会得出另一个结论：货币也可以在私人市场上买卖。
但货币不是商品。
货币是一种社会建构，本质上是一项付款承诺。这项承诺之所以可信，是因为背后有法律、监管制度和公共机构提供支撑和保障。
从根本上说，货币是一套信用体系。这样的体系存在了数千年，使社会能够完成单纯依靠以物易物无法完成的经济活动。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本杰明·布劳恩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丹妮拉·加博尔解释说，信用货币主要有两种形式：中央银行的负债，也就是准备金和现金；以及商业银行的负债，也就是存款。
这些负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货币”作用，最终取决于国家赋予它们的法律权利和金融支持，其中包括直接获得最后贷款人流动性的渠道。
日内瓦学派的当代继承者扭曲了这种制度安排。他们允许并鼓励私人按照市场方式创造货币并决定货币价格，也就是利率。
中央银行虽然能够直接控制政策利率，但市场利率从制度设计上说，却不在央行的直接监管范围内。私人力量因此获得了决定货币“价格”的权力，由此推高实际利率和收益率，并鼓励私人货币市场按照高利贷逻辑创造信贷，从中攫取财富，同时不断推高债务。
这种“轻松”的货币创造方式与高实际利率结合在一起，必然提高私人借贷成本。
此外，20世纪90年代全球开始转向通胀目标制，使中央银行在制定利率政策时，主要考虑债权人的利益。
部分由于这种容易获得、但成本昂贵的货币创造方式，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大幅膨胀。
2024年，全球债务达到惊人的25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35%，而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大约只有100%。仅私人债务就相当于全球GDP的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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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付出，私人部门获利
哈耶克的货币理想，在基本没有受到监管的全球货币市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康奈尔大学法学院的保罗·麦卡利曾任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他在2009年指出，这套“影子银行”体系，导致“美联储监管范围之外的杠杆和流动性风险爆炸式增长”。
而这个市场仍在不断扩张。
2024年，影子银行体系规模增长9.4%，增速是受监管银行业的两倍，总规模达到256.8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资产的51%。
布劳恩和加博尔还指出，私人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时，会创造出“影子货币”。这类金融负债在金融体系内部承担类似货币的功能，但至少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国家支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都曾创造影子货币，为迅速扩张的资产负债表融资。
但布劳恩和加博尔解释说，新货币能否持续创造，依赖于每天对相关抵押品进行估值，因为新信贷正是以这些抵押品为基础产生的。一旦私人市场的抵押品估值机制失灵，影子银行也随之崩溃。
过去一年，马斯克一直从华尔街和影子银行获得数十亿美元贷款，为SpaceX扩张提供资金。
彭博评论员尼尔·凯萨尔把SpaceX形容为“没有利润、不支付股息、由一人控制、旨在建立商业帝国的项目”，也是“垃圾股最典型的定义”。
虽然不少机构愿意提供这些贷款，但要求的实际利率也很高。
与信用评级机构不同，私人债券市场主要根据一家公司发行债券时，相对于期限相近的美国国债需要额外支付多少收益率，来判断公司的信用价值。
SpaceX发行的不同期限债券，平均利差达到1.62个百分点，高于BB评级垃圾债券平均1.55个百分点的利差。
信贷市场非常清楚，垃圾债券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因此，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政府账户等许多机构投资者，通常完全不会持有垃圾级债券。
2017年至2019年间，马斯克的另一家公司特斯拉一度濒临破产，当时特斯拉债券的市场价格最低曾接近每1美元面值只值80美分。
人们或许会认为，至少这些私人信贷市场应该像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受到市场纪律约束，承担风险就可能获得回报，也可能因为冒险而受到惩罚，而且不应从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中受益。
事实并非如此。
为了降低危机风险，这些私人市场始终与由公共信用支撑的中央银行紧密相连。正如加博尔和哥本哈根商学院的科内尔·班所指出的，从量化宽松（QE）到降息，货币政策制定者采取的各种政策都会周期性地刺激影子银行提高杠杆。
全球金融危机后，欧洲中央银行（ECB）采取多种方式保护证券化市场，包括提供抵押品、实施QE，并游说欧盟委员会和各国政府放松监管。
欧洲央行还成功阻止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项金融交易税方案。这项税收原本也准备覆盖影子银行的回购交易。
与此同时，数量不多但不断增加的超级富豪积累的大量盈余，又因为税收优惠和公共补贴而进一步增加，其中包括化石燃料补贴。
美国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方式，是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亿万富豪财富急剧增长的部分原因。
从2020年3月至2021年10月，美国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增加2.071万亿美元，增幅达到70.3%，总额升至5.02万亿美元。
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五个人是杰夫·贝索斯、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拉里·佩奇和马斯克。在这段时期，他们的财富合计增长123%。
此后，这种趋势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速。
巴黎经济学院的贾斯珀·博尔，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埃马纽埃尔·赛兹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研究发现，2023年至2025年，加州250名亿万富豪的财富增长144%。
到2025年底，他们的财富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接近加州一年GDP的一半。
截至2026年5月，这一数字又增长12.5%，达到2.31万亿美元。
马斯克不在这份名单里，因为他已经离开加州，迁往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德克萨斯。
不过，在他的企业从美国政府获得数百亿美元补贴和合同之后，马斯克的净资产一度超过1.4万亿美元，目前则徘徊在8000亿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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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式欲望
财经作家马修·克莱因和北京大学的迈克尔·佩蒂斯在2020年出版的《贸易战争是阶级战争》中提出，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上升，会加剧国际贸易冲突。
工资和实际收入下降会削弱劳动者的购买力，同时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储蓄水平。
富人获得了这些储蓄中的很大一部分。
但是，与19世纪从帝国主义中获益的富人一样，今天最富有的人也不可能把自己拥有的全部财富都花掉。
无论超级游艇、私人飞机、火箭、豪华地下堡垒还是巨型豪宅，他们能够购买的数量终究有限，更不用说普通商品。
企业的产品如果卖不出去，就会不断积累过剩产能和盈余。如果找不到外国市场来吸收一个国家过剩的生产和储蓄，经济最终就可能陷入衰退。
19世纪时，这种局面推动了帝国主义扩张，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国家成为重点目标。
到了21世纪，同样的力量推动了超级全球化。富有的资本所有者寻找海外市场，不只是为了消化不断增加的盈余，也希望进一步扩大这些盈余，例如把生产转移到中国和南亚。
硅谷亿万富豪和美国私募股权投资者同样在西欧、东欧和拉丁美洲发现了投资机会，尤其集中在住房、能源、医疗和交通市场。
全球化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快速增长，仅中国就有8亿人摆脱贫困。
但全球化同时加剧了贸易失衡，引发贸易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政治紧张。
超级全球化满足了资本的需要，却没有充分考虑劳动者的福祉。
例如，美国铁锈带的劳动者经历了几十年生计不断恶化，最终转而支持一个承诺扭转他们处境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
这种现象并不限于美国。
在巴西、俄罗斯、意大利和印度等差异巨大的国家，数以百万计选民支持右翼强人政治人物。他们宣称要重新夺回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权，让劳动者的工作免受国际经济体系冲击。
然而，这些“救世主”往往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特朗普曾表示要通过打击移民，并对墨西哥、中国甚至加拿大商品设置关税壁垒，保护美国人。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却为富人减税，并大幅放松对他们从事投机和攫取财富活动的监管。
当最富有的少数人控制越来越庞大的闲置储蓄盈余时，他们在海外市场投资和投机的欲望只会越来越强，而国内的右翼民粹主义也会随之上升。
国内极端不平等与全球贸易和金融失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德国科隆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前所长沃尔夫冈·施特雷克所说的“革命形势”。
列宁曾这样描述这种局面：“下层不愿再按照过去的方式生活，上层也无法再按照过去的方式统治。”
不过，21世纪如果出现革命，将因为一个原因而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革命：人类正在面对气候系统崩溃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生存威胁。
目前的全球经济体系既没有达到人们理应获得的生活水平，也无法满足地球维持人类生命支持系统所需要的条件。
金融体系一方面为马斯克这样的超级富豪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另一方面却制造出令人震惊的不安全感和生活困境。经济不平等正在直接转化为政治不平等。
与此同时，全球金融体系债务负担已经达到危险水平，并且极易反复发生金融危机。
面对这些风险，局部修补已经远远不够。经济和金融体系都需要彻底重构。
世界需要系统性改变。
第一步，应当从摒弃支撑现有体系、同时存在严重缺陷和危险后果的货币理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