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外交政策，作者是查尔斯·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创新联盟研究员）和 克里斯托弗·奈（詹姆斯敦基金会非常驻研究员）。
今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为2026年下半年制定经济政策时，摆在决策层面前的数据并不好看。
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3%，经济增长4.7%。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自2月以来大致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科技股上涨行情曾在春季推动中国股市走高，但这轮行情在7月中旬破裂。
政治局开会时，股市已经再次转跌。
政治局最后选择的解决办法，是进一步强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前确定的发展路线，包括深入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前沿技术取得突破，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并加快建设六大国家网络体系，涵盖算力、物流等领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年5月估计，仅2026年这些网络就需要超过7万亿元人民币投资。
不过，与2025年相比，今年政治局的政策思路中少了一项内容。2025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把“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放在重要位置，2026年的会议通报却没有再强调这一点。
新的表述，要求通过提供更符合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商品和服务来扩大内需，同时扩大服务消费，这与今年4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政策思路基本一致。
2025年启动的消费专项行动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下沉到了国务院层面。7月13日获批的国务院五年消费规划仍要求继续推进这一项目。
人们通常用“K型经济”来描述目前的中国经济：科技和出口一路向上，消费却停滞不前。
这种说法意味着，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一种需要纠正的失衡。一些分析人士进一步把中国称为“慢速科技龙”，认为资源配置失当一方面带来了真正的技术突破，另一方面也制造了大量浪费，以至于拖慢整体经济增长。
这两种解释，实际上都把家庭部门的困境视为政策失误造成的结果。但7月的政治局会议释放出另一种可能性：家庭部门受到忽视并非意外，而是自上而下做出的选择。
中国领导层已经认定，为了发展那些能够增强国家实力的产业，家庭部门付出一定代价是可以接受的。
这一选择并不缺少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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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4年对中国经济进行评估时曾建议，北京投入大约1万亿美元，完成全国尚未交付的预售住宅，或者向购房者提供赔偿。
今年2月，IMF再次提出同样的建议。
中国大多数新建住宅在竣工之前就已经出售。购房者提前支付房款，往往还同时背负住房贷款，而开发商则把收到的钱投入下一个项目。202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数以百万计已经付款的住房项目陷入烂尾，业主至今仍在偿还贷款，但这些住房可能永远无法交付。
北京回应IMF时表示，没有计划追加财政支出来完成这些预售住宅项目，同时认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必须建立在财政可持续的基础上。
多年来，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一直主张直接向居民发放转移支付、现金或者消费券。但习近平2021年关于共同富裕的文章至今仍对政策方向具有指导作用。
文章警告，国家绝不能掉进“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现行消费补贴制度基本遵循了这一思路。今年消费刺激计划背后有25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资金，但资金主要通过汽车、家电等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发放。补贴分批安排，只有家庭购买符合条件的产品时才能获得，而符合条件的商品大多数都是中国制造。
今年出台的五年消费规划也准备继续实施这种机制。
实际上，政府把家庭视为资金流向制造商过程中的中间渠道，而不是财政支出的最终对象。
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一条永久性、低成本而且速度很快的渠道，可以把国家资金投入资本市场，但并不存在一条对应的居民资金投放渠道。
7月中旬的股市表现可以说明，当北京认为情况紧急时，政府能够采取什么行动。
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Kimi K3模型。当时，全球半导体股票自3月以来已经累计上涨105%。第二天，创业板下跌7.2%，聚集大量芯片企业的上海科创板跌幅超过8%。
两天后，两家中央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宣布买入约600亿元人民币股票，约合80亿美元，资金重点投向科技股以及持有科技股的基金。
这一行动背后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在2024年10月设立的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工具，唯一目的就是为股票购买提供融资。这个工具最初规模为3000亿元人民币，利率1.75%。截至今年7月初，已经向600多家上市公司发放约1550亿元人民币贷款。
即便如此，这套机制似乎也没有取得很好效果。
政治局开会当天上午，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一度下跌超过5%，创业板跌幅超过4%。即使把7月31日的反弹计算在内，整个7月创业板仍累计下跌23%，科创板综合指数跌幅接近28%。在整个下跌过程中，国家资金始终在市场中买入。
科技股行情正在向下，而政府正在努力减缓跌势，目前效果有限。推动此前繁荣的力量带有明显的运动式特征：资本被引导甚至被命令集中进入经济中的一条狭窄通道，规模之大，让人联想到“大跃进”时期遍地建设的土法炼钢炉。
国家是否有能力长期为这一切买单，是一个合理的问题，而且正变得越来越紧迫。
中国官方财政赤字率已经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创历史最高纪录。在常规预算赤字之外，还有1.3万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和4.4万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同时，一个规模10万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正在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逐步转移到公开财政账目中。
地方政府过去赖以维持财政运转的收入来源已经大幅萎缩。土地出让收入在2021年高峰时达到8.7万亿元人民币，到2025年已经下降到4.2万亿元。今年上半年，土地出让收入只有9780亿元，同比下降31.5%。
这些情况并不意味着中国必然会爆发财政危机。但这意味着，同一张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正在同时承担多项任务：为科技发展融资，托住股票市场，为地方政府兜底，并支持规模较小的银行，而作为重要财政基础的土地收入还在不断减少。
在财政已经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政府很难再转过身来大规模向居民部门投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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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进一步把中国经济锁定在出口驱动模式上，而出口又依赖汇率。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3.99万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额同比增长17.6%。如此庞大的顺差，本来应该推动人民币明显升值。
人民币确实在升值，但速度相当缓慢，目前大约达到1美元兑6.79元人民币，是接近三年来最强水平。这种缓慢升值的速度，正是北京决策者希望看到的。
今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月底，中国人民银行把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降至零。中国国内把这一调整解释为抑制人民币单边升值的一种手段。
7月政治局开会当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新版《对外部门报告》。IMF估计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约20%，并指出中国国有银行似乎一直在市场中进行干预，以减缓人民币升值速度。
中国这样做的根本动机最终仍然与家庭部门有关。
如果一个经济体长期压低国内消费，就需要外国买家来购买本国工厂生产出来的商品，而较低的汇率能够帮助维持这些海外需求。因此，整个经济模式最终都落到了汇率问题上。
假设北京反过来采取另一条路线，大规模增加支出，提高家庭收入。中国工厂就能够在国内销售更多商品，进口也会增加，贸易顺差随之缩小。顺差缩小后，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也会减轻，维持低汇率的必要性自然下降。
家庭需求疲弱和人民币被低估，共同帮助中国把更多产出输送到海外。如果真正大幅提高居民消费，就会与现有经济模式中的其他部分发生冲突，并削弱北京通过巨大贸易顺差建立起来的经济影响力。
欧洲人最先注意到了这一点，很可能是因为关税已经压缩了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空间。
德国总理默茨今年6月在七国集团会议上表示，人民币被低估了20%至30%。此后，他多次呼吁与北京就汇率问题展开协调谈判，并提到1985年推动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加入这一行列，敦促与北京讨论汇率以及金融市场开放问题。
德国和法国目前正在制定一份联合路线图，应对两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
对华盛顿来说，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重新思考对北京施压的着力点。依靠关税和出口管制的策略，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外部压力最终会通过消费者承受的痛苦传导到中国政府。
但如果家庭部门本来就是北京已经决定可以让其失望的群体，那么这种压力就失去了意义。
最新的政治局会议通报再次确认，下半年仍将延续这一选择，而五年规划则把这种政策取向延伸到了2030年。出口管制能够触及中国科技产业，但关税更多只是把中国的贸易顺差重新导向欧洲。
股东撤离时，国家资金可以接手；家庭减少消费时，政府可以等下去。唯独外国需求，是北京无法在国内自行创造的投入。贸易顺差吸收了中国的过剩产能，而受到管理的汇率则帮助这种顺差持续下去。
如果美国牵头，与欧洲共同建立一个汇率施压阵线，就可能真正触及北京的软肋。行动并不一定要从第二个《广场协议》开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指出人民币远低于合理价值，七国集团各国财政部门首先可以明确表态，指出汇率正处于贸易失衡问题的核心。
华盛顿也掌握着过去使用过的政策工具。美国财政部每年两次审查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政策，最近一次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在2019年。不过，这一认定并没有促使中国作出让步。五个月后，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美国取消了这一标签。
更早以前，七国集团曾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北京最终也只作出了有限让步。
欧洲和美国应该预料到，类似的过程可能再次出现。北京一开始很可能拒绝让步，随后只调整到足以缓解外部压力、但又不会明显压缩贸易顺差的程度。
北京还可能试图瓦解欧美之间的共同阵线，而突破口很可能首先出现在欧洲。中国企业已经在匈牙利和西班牙建设工厂，稀土出口许可制度也正在让欧洲工业界看到，与中国陷入长期对峙可能付出什么代价。
更难判断的是，华盛顿是否会改变目前的政策方向。
一个把关税放在首位的政府，首先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关税只是重新改变了中国贸易顺差流向哪里，却没有真正缩小顺差。更可能出现的做法，是在现有政策上继续叠加新的工具，由关税提供压力，再通过汇率阵线把这种压力集中到一个北京无法仅靠国内资源解决的问题上。
北京可以把中国投资者所说的“国家队”派进股市，也可以要求家庭继续忍耐，因为居民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北京同样可以干预人民币汇率。
但问题在于，汇率本身支撑着中国的贸易顺差，而这也是北京唯一无法完全单方面掌控的政策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