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彭博，作者是Grace Shao。
今年5月，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毕业典礼上，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因为大力宣扬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好处”而遭到现场学生嘘声。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却在报道，国内学生正以很高的热情把人工智能带进课堂。
这种反差反映出中美之间更深层的分歧，也需要更细致地理解。
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84%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对人工智能感到兴奋，在所有受调查国家中比例最高。美国只有38%。另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2%的美国人表示信任人工智能，中国这一比例则达到72%。
这种差距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看不到人工智能的风险，也不是因为美国人使用人工智能更少。真正的不同在于，两国民众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利益能否落到自己身上，以及是否有人能够约束这项技术，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
中国消费者同样担心诈骗、深度伪造和孩子未来的就业前景。美国人每天都在使用人工智能，美国投入人工智能研发的资金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过去的技术进步曾一再扩大个人机会，因此，对人工智能的焦虑往往会推动人们更快采用新技术，而不是抵制。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过去十年的社交媒体、虚假信息和科技权力集中却产生了相反效果。焦虑带来的不是更快采用，而是要求建立更多约束机制。
其实不同
美国人与中国人听到的人工智能未来叙事并不一样。
在硅谷，人工智能支持者对这项技术的信念几乎带有“准宗教色彩”。他们相信，机器很快就会跨越人类能力，并接管几乎所有事情，而第一步就是接管我们的工作。
这种观点主导着美国关于人工智能的公共讨论。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警告，人工智能可能让一半初级白领岗位消失。埃隆·马斯克则设想，未来终有一天“人们将不再需要任何工作”。
面对这些预测，美国人开始认真思考一些极端情景，包括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制造一个“永久性的社会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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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不是没有类似担忧。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马特·希恩曾对中国人工智能政策专家进行非正式调查。结果显示，就业问题在2024年初还只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中排名第六，到2026年初已经升至第二。武汉居民抗议无人驾驶出租车，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标志。反对者指责无人出租车“抢了出租车司机的饭碗”。
中国政府对公共讨论的控制也更强，这意味着，一些不满声音可能因为网络审查而没有充分呈现。
尽管如此，在中国，对人工智能的乐观态度，或者至少是接受态度，仍然超过担忧。
人工智能在中国更多被视为一种实用工具，或者娱乐功能的延伸，部分原因是目前受到直接影响的人口比例仍低于美国。美国接近80%的劳动者从事服务业，中国约为46%，另外仍有大约五分之一劳动者从事农业。因此，现阶段人工智能对中国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冲击，覆盖范围明显小于美国。
随着人工智能继续向通用人工智能发展，也就是在大多数能力上超过人类，受到影响的职业数量和类型还会增加。但中国社会同时普遍存在另一种判断，也就是新的工作机会仍然会被创造出来。
通用人工智能仍然是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追求的重要目标。智谱人工智能的唐杰表示，通往通用人工智能就是公司存在的根本目标。月之暗面和DeepSeek也表达过类似看法。
不过，即使是中国最相信通用人工智能前景的人，也往往更强调人工智能能够为已经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做什么，包括提高生产率、改善用户体验，以及把人们从枯燥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布鲁金斯学会的凯尔·陈今年5月在《纽约时报》撰文时，把这种心态概括为：中国“吃下了人工智能这颗药，却没有吃下通用人工智能这颗药”。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则写道，人工智能将成为生产和生活中的“共生伙伴”，同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换成更直接的话说，就是人工智能会创造新机会，并让所有人变得更富裕。
对技术创新的记忆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人工智能会让自己变得更富裕”听起来并不是遥远的猜测，而是似曾相识的经验。
过去20年的技术进步，确实为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扩大了获得商品、服务和机会的渠道。移动支付、网络购物、低成本快递、短视频、外卖，以及通过零工经济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的机会，都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
对许多山区和农村居民来说，商品、微型贷款和网络知识真正变得容易获得，是从智能手机普及之后开始的。
如今，中国大约80%的人口已经使用智能手机。
技术快速发展的时期，恰好也伴随着中国家庭收入持续增长。2021年，中国政府宣布全国已经消除绝对贫困。无论技术发展与收入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叠，都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也就是技术进步与生活改善是相互关联的。
当一个社会原本的起点较低时，每一次进步带来的感受都会更明显。在中国，由技术带来的繁荣，以及资源获取机会的扩大，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安全感和保障。
对普通美国人来说，过去20年的技术经历却完全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起点本来就不一样。
美国早已拥有大型零售商店、信用卡体系和可靠的邮政服务。因此，互联网企业和电子商务的崛起，更像是在物质充裕基础上增加便利，而不是从匮乏走向繁荣的根本性转变。
优步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萨西曾在播客节目中形容这种变化：“神奇的东西变成理所当然，速度快得惊人。”
过去十年，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科技新闻很多都带有负面色彩，包括社交媒体伤害青少年、全天候配送造成的碳排放代价，以及爱德华·斯诺登事件之后公众信任的崩塌。
这些问题当然并不是美国科技企业独有的，但它们让美国科技公司在本国社会中越来越容易被视为反派，而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基本没有遭遇同样程度的形象转变。
相反，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几乎都有某种扶贫项目，并且已经投入数十亿美元响应政府推动的“共同富裕”，强调更普遍地分享财富。
无论这些项目实际效果如何，都强化了一种印象，也就是科技行业最终仍然服从国家。
中美两国都存在相当严重的贫富差距，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似乎更容易激怒美国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超级富豪如今更加谨慎，不愿公开炫耀财富。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财富并不一定能够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最终掌握政治影响力的仍然是职业官僚和技术官僚。这会直接影响公众如何理解谁在控制人工智能。
在美国，政府和科技巨头有时看起来像是同一支队伍。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旋转门，亿万富豪大量游说政界，风险投资家被任命为白宫“人工智能主管”，科技高管资助政治竞选，甚至亲自参选。
公众越来越觉得没有真正的裁判，因为裁判和球员仿佛共用一个更衣室。
在中国，权力排序则清楚得多。
创业者飞得太高，会被按下来。平台企业如果强迫商家接受垄断性规则，或者恶劣对待员工，也可能受到处罚。政府提出“共同富裕”之后，科技企业很快就会公开表示响应。
美国人担心，在人工智能威胁自身生计之前，政府不会采取足够行动约束科技巨头。
在中国，创业者和投资者可能会担心政府政策突然改变。2020年代初针对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大规模整顿，至今仍给市场留下深刻记忆。但普通公众通常并不怀疑，政府最终会出手管住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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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焦虑走向采用
对技术推动生活改善的记忆，以及对政府不会放任科技行业失控的信任，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整体上对人工智能更加乐观。
但中国拥抱人工智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里，焦虑很少会转化为拒绝，反而更容易推动人们加速参与。
中国甚至有一个专门形容这种状态的词：“内卷”。
它指的是为了保持原有位置，不得不付出越来越多努力，就像在跑步机上越跑越快，却没有真正向前。如今，这个词也被用来形容电动车价格战和外卖平台之间的激烈竞争。
害怕被落下，往往比害怕变化更强烈。
学校是最明显的例子。
杭州、北京等城市已经把人工智能课程列为必修内容。过去，家长可能把孩子送去学少儿机器人或者参加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如今这些已经不够了，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把孩子送进人工智能课程。
DeepSeek引发轰动之后，教授如何撰写提示词的低价课程几天之内就在淘宝、小红书等平台大量出现。DeepSeek模型本身也迅速进入手机、家电、汽车和医院等各种场景。
这轮人工智能热潮，推动力与其说来自信心，不如说来自害怕错过机会。
这种由焦虑推动的拥抱，也说明中美社会对人工智能态度的差异，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更乐观、一个更悲观。
这当然与人们如何看待未来有关，但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如何记忆过去的技术进步，是否相信监管者能够约束强大的科技企业，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普通人能不能想象人工智能真正改善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