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客杂志，作者埃文·奥斯诺斯2008年加入《纽约客》，担任特约撰稿人，同时也是《政治现场》播客的联合主持人。他为《纽约客》撰写的报道涵盖政治、外交事务、白领犯罪和间谍活动等领域。他曾撰写习近平、拜登和哈里斯的人物特写；2017年朝鲜核危机期间前往朝鲜采访；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冲击时，他也在现场报道。
他著有《富人与游艇：超级富豪时代纪实》，收录了他在《纽约客》发表的有关寡头政治与奢靡时代的文章。他的第一本书《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与信仰》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并入围普利策奖。2021年，他出版《荒野之地：美国愤怒的形成》，这本书后来成为畅销书。在加入《纽约客》之前，奥斯诺斯曾任《芝加哥论坛报》北京分社社长，并参与了报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8年获得普利策奖的报道团队。在赴中国任职之前，他曾在中东工作，主要从伊拉克发回报道。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人工智能公司零一万物的首席执行官李开复住在北京一栋镜面玻璃高楼里，附近是一连串古代帝王曾视为宇宙中心的地标。李开复常在附近一家酒店参加清晨会议。
这家酒店放在任何国家都不显突兀，唯一特别的是，客房服务由涂装成男仆和女佣模样的机器人负责。
官方宣传把这些机器人称作中国崛起的象征，但在走廊里，大多数人只是像绕过扫地机器人一样，不以为意地从旁边避开。
最近一个早晨吃早餐时，身穿白色Polo衫、戴着无框眼镜的李开复带着一种乐观而好奇的神情谈起未来。
他1961年出生于台湾，职业生涯始终追随着不断移动的机会前沿。20世纪80年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学位，随后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当时刚刚起步的人工智能领域。那时，他把人工智能称为“最有前途的科学”，认为这将是“人类理解本身的最后一步”。后来，他在苹果负责语音识别业务。
1992年，他登上《早安美国》，展示一台能够通过语音指令在录像机上录制新闻的原型电脑。主持人琼·伦登惊叹：“它几乎会变得像一个朋友。”
在微软任职期间，李开复回忆说，他曾建议比尔·盖茨收购一家雄心勃勃的创业公司Google，但盖茨拒绝了。后来，李开复出任Google中国负责人。
2009年，李开复转向投资，原本计划同时关注中国和美国，后来却关闭了美国办公室。
他对我说：“现在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宇宙了。”
中美之间的分歧不仅涉及贸易、台湾、人权和间谍活动等长期问题，在科技政治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李开复曾指出，奥巴马政府2016年发布了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份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重要规划，但几乎无人注意，因为这份规划出台几天前，美国总统竞选刚被《走进好莱坞》录音带事件搅得天翻地覆。
特朗普上台后废除了这份规划，把人工智能战略很大程度上交给硅谷。不久后，中国政府也推出人工智能规划。文件充斥着晦涩冗长的中共话语，但同时提出了庞大的产业政策，涵盖从农业到治安管理的一系列应用，并提出到2025年实现“重大突破”、到2030年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李开复把这种模式称为“全国总动员式的创新路径”。
长期以来，中国习惯向西方寻找未来的样子。如今，中国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版本。
中国汽车公司比亚迪最近超过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一段流传甚广的视频显示，2011年有人问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如何看待比亚迪的竞争。当时，比亚迪主要以一款外形方正、尺寸偏小的轿车闻名。
马斯克笑着说：“你见过他们的车吗？”
15年后，中国已有100多家汽车制造商，为争夺消费者推出各种夸张配置，包括车载卡拉OK、机械足部按摩器，和可以投射露天电影画面的车灯。
李开复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5000万粉丝。他对自己曾取得成功的中美两国做出过一个引人注目的预测。在2018年出版的《AI超级大国》中，他预言将出现一个“新世界秩序”，一波又一波技术浪潮“很快会席卷全球经济，并让地缘政治版图向中国倾斜”。
这种预言很契合北京当下的官方氛围。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把科技称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战场”，并直言“东升西降”。
今年7月，中国公司月之暗面发布了一款人工智能模型，性能与美国竞争对手相当，成本却只是后者的一小部分。市场担心中国会像如今主导硬件产业一样主导人工智能，芯片股随之暴跌。
目前，中国生产的无人机、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均至少占全球70%。中国部署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世界别的地区总和；在医药领域，中国登记的临床试验数量也已超过美国。中国造船能力大约是美国的200倍。
华盛顿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美国的弹药储备可能无法与中国匹敌。
如今，中美两国都对各自的未来走向感到不安。美国担心自己能否延续一个世纪的主导地位，中国则急于恢复历史上的显赫地位。
在中共看来，过去200年的贫弱只是一段不正常的历史插曲。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大校、现任清华大学研究员周波对我说：“常识告诉我们，国家兴衰是有周期的。”
在他看来，美国人已经失去了这种历史意识。他说：“他们强大得太久，以至于每个美国人都相信，我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一员。”
中国人对中国上升趋势的确信并不比美国人少。欧洲一名外交官参加过习近平和他的顾问的会议，他对我说：“他们觉得自己像世界冠军。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和任何人较量。”
十年前，北京几乎没人会预测中国很快就能挑战美国。中国延续数十年的经济繁荣正在放缓，政府对自由思想的严厉控制也把雄心勃勃的人才推向海外。
那时，一个美国人在中国谈起两国实力，往往会经历一段近乎固定套路的对话。你会说，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方通常会回答：“还没有美国强。”
中国体制内对这个判断的放弃，是一步步发生的。
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西方似乎开始转向内顾。围绕新冠疫苗的争斗释放出一个信号，美国内部正在分裂；国会大厦遭冲击又提供了另一个信号。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他的政府宣布：“美国像阿特拉斯一样撑起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
他的助手斯蒂芬·米勒转而谈论一种“由力量支配”的国际秩序，并说：“这些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世界上的铁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一家智库最近发表了一份题为《感谢特朗普》的评估报告，带着讥讽意味赞扬特朗普通过削弱美国的盟友关系、公务员体系、科研机构和民主信誉，加速“一个帝国的黄昏”。
民主联盟一项全球调查显示，过去两年，美国的国际好感度下降了接近40个百分点；在多项民调中，中国如今的评分已经高于美国。
对中国而言，美国退却之际，恰逢数十年的国家投资、产业政策和外交布局开始收获成果。完全相信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当然很鲁莽。经济学家高善文曾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上说，官方经济增长率“永远都会在5%左右”。
但变化本身清晰可见。20年前，中国发电量还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如今已超过美国两倍，而且电价低得多。仅2023年，中国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就超过美国历史上累计安装的总量。
与此同时，特朗普重新拥抱化石燃料。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把这称为“也许是最基本形式的超级大国自杀”。
多年来，特朗普一直表示，要阻止中国通过不公平贸易行为“强奸我们的国家”。2025年4月“解放日”，他公布了大规模全面加征关税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预测，北京会迅速屈服，说中国官员手里“只有一对二”。
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通过限制稀土和高性能磁体出口展开反制。几周内，福特被迫暂停芝加哥工厂Explorer车型的生产，汽车制造商纷纷请求政府达成协议。
此后，中国不仅继续保持全球最大贸易国地位，还在把出口转向美国以外市场的同时，创下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纪录。
2001年，全球五分之四的国家与美国贸易额高于中国。到2023年，这张地图已经反转，十分之七的国家与中国贸易更多。
目前，中国领导层仍避免公开激怒美国，因为他们认为，即使美国正在衰落，依然具有别的国家无法相比的危险性。
特朗普干预委内瑞拉和伊朗，并威胁加拿大和格陵兰之后，中共机关报《北京日报》写道，美国正在“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把世界拖回掠夺和瓜分的黑暗时代”。
但这种强硬措辞掩盖了更冷静的盘算：中国领导人认为，特朗普争夺全球支配地位的行为，实际上正在帮助中国。
乔治城大学教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国问题专家杜如松认为，特朗普追求领土控制，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历史错误。
18世纪，俄罗斯执着于征服欧亚大陆时，英国发明了蒸汽机；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国家争夺非洲时，美国掌握了流水线生产。今天，美国忙着治理委内瑞拉、削弱伊朗和古巴，而“中国专注于赢得未来的技术”，杜如松说。如果美国在下一轮产业竞争中输掉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机器人，就像此前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上失利一样，“这将不可逆转地改变力量平衡”。
中国想象中的世界是什么样？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某种预演。自2013年以来，中国已向数十个国家投入约1万亿美元，用于建设公路、医院、矿山、港口，和配备中国技术的“智慧城市”。
杜如松说，在中国看来，“威权政体完全具有正当性，技术可以用来巩固这些政权。中国越来越多地对独裁者说，你想继续掌权吗？我可以帮你。”
在尼泊尔，新部署的人脸识别系统已被用于针对社会活动人士。一张拍摄于安全部门总部的照片显示，一整面墙的视频监控画面下方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惠赠。”
不过，北京全球愿景最清楚的写照，也许就是今天的中国本身。
杜如松说：“一个国家往往会在外部建立一种与内部秩序非常相似的秩序。中国不希望你过多思考中国崛起对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想让你看到未来最前沿的一面。他们想向所有人推销两条信息。第一，「我们的崛起不可避免。」第二，「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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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比我2005年至2013年居住在那里时安静了许多。如今很多汽车已经是电动车，悄无声息地穿行于街道。
无论如何，居民外出的理由也比以前少了。中国拥有全球最繁忙的电子商务市场，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能由骑手送到家门口。人们整天互扫二维码，通过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数字支付系统转钱，同时也不断向算法提供越来越细致的个人行动轨迹和偏好画像。
生活在一个高科技一党制国家的首都，有一种令人不自在的平静。
那名欧洲外交官对我说：“如果你不是异议人士，这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习近平清除党内、军队和商业精英中不受欢迎人物的行动已经持续十多年，如今整肃再次逼近最高层。过去，人们常说这种整肃让人想起一句中国俗语：“杀鸡儆猴。”现在，他们说习近平已经开始直接“杀猴子”了。
身边熟人突然消失这种事，久而久之竟会让人产生一种奇怪的习惯感。由于指控内容可能多年不公开，一个人可能就这样“凭空消失”，那名外交官说，而这种情况被视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副产品。
他说：“这里最大的优先事项是党的机器。人排在第二位。”
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相信，技术能够帮助国家克服人类社会的混乱。习近平借用了斯大林把意识形态工作者比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并以推动“文明”行为为名，把政府力量进一步延伸到私人生活。
在南方城市广州，人工智能被用来约束不把厨余垃圾与普通垃圾分开投放的居民，违规者照片会出现在垃圾桶附近电子屏幕上的“曝光台”。别的城市也使用类似系统曝光乱扔垃圾、闯红灯和随地吐痰的人。
企业也加入了这种努力。
在北京一场人工智能产品展会上，我看到一台由朗心科技制造的高大白色设备。这家公司把人工智能用于心理学。机器上写着“情绪识别训练增强系统”。我站到摄像头前，让系统分析我脸上的“微表情”。屏幕随后生成一张名为“正负情绪占比”的饼图，告诉我正面情绪占76.67%，负面情绪占23.33%。
系统还进一步分析出，我的负面情绪中包括13.33%的恐惧和6.67%的愤怒。
朗心科技还向教师推销类似产品，里面包括“综合风险预警系统”。这个系统会扫描学生是否出现扰乱秩序的行为迹象，再结合课堂、宿舍、消费和心理档案等数据，把每个学生划为红色、黄色或蓝色“预警”等级。
警方拥有更强大的选择。在北京一场贸易展会上，另一家公司展示了一套软件，可以远距离扫描生命体征，并声称能在15秒内完成人格评估，包括情绪稳定程度和“行为倾向”。
人工智能已经迅速进入中国人的工作和生活。中国人往往不像美国人那样警惕技术，一个原因是计算机时代到来后，中国生活水平改善得非常明显。20世纪70年代，中国超过70%的人口从事农业，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到25%以下。
投资人李开复还认为，中国文化也让人们更容易接受这类技术。他说，对美国人而言，“始终在监听”是一件可怕的事。而在中国，摄像头已经几乎覆盖所有有人活动的空间。
李开复介绍了自己公司的一款新软件，可以录下他参加的每一场办公室会议，再用“我认为进展顺利的项目里，哪些实际上并不顺利？”之类的问题分析音频。
软件还会在一个名为“约定账本”的记录中追踪员工口头答应过的事情，以便绩效考核时追责。我问，这种录音会不会让员工不太愿意答应承担任务。李开复说：“可能会有一些寒蝉效应。但在中国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人们总是假定老板权力很大，也有权监听。”
他接着说：“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筛选。不喜欢的人就不会加入我的公司。”
在北京南部，我参观了中国最知名的汽车工厂之一，也就是小米“超级工厂”。这座园区面积相当于100个足球场，只用了14个月建成。小米最初靠智能手机和家居用品成名，从电动牙刷到平底锅都卖，后来进入汽车行业。
在大厅里，我看到一群中国参观者展开一面镰刀锤子旗帜准备合影。再往里，是生意繁忙的星巴克柜台。头顶上，一辆跑车被钢索悬挂在空中，仿佛正在莫比乌斯环上疾驰，象征永无止境的改进追求。
导游把我们赶上高尔夫球车，驶入一片巨大的厂房。里面几乎看不到工人，少得让人很容易误以为当天是全国假日。
汽车由大约700台机器人制造。这些机器人以复杂而精准编排的队形密集排列，由粗大的线缆束控制。127辆无人运输车不断运来新零部件，遇到闯入路线的人就发出“请让路！”的提示。
按照公司的说法，每76秒就有一辆整车下线。
参观结束时，我被带到一条测试跑道。一名驾驶员坐在亮黄色的小米SU7 Ultra里等我。我坐进副驾驶。他笑着说：“三、二、一。”随后猛踩电门。
事前我没太注意自己究竟要体验什么，事后想来这大概是个错误。汽车瞬间冲出去，那种加速度通常只有在喷气推进时才会体验到。后来我才知道，SU7 Ultra拥有约1154千瓦的最大功率，从静止加速到每小时约97公里不到2秒，比法拉利还快。
我的身体被死死压进座椅，胸口涌起一阵恶心。车辆高速过弯，随后冲上直道，我只能盯着地平线，心里想着自己的人寿保险是不是都办妥了。
司机很有兴致地提出再跑一圈，我连忙摆手拒绝。
这座工厂没有建在偏远腹地，而是选址在北京豪华酒店区附近，显然不是偶然。这里本身就是面向外国人的参观景点，也开放给抽签中签的本地人。
旅游公司如今推出各种中国“科技之旅”，安排游客参观最亮眼的工业设施，乘坐被宣传为“世界最快列车”的交通工具，体验“人工智能眼镜”，甚至在喝咖啡时看着“一架无人机把你的拿铁送下来”。
一批又一批西方网红、投资人和评论人士，也按部就班地上传让人惊叹的桥梁和火车站照片，形成“基建色情”和“Chinamaxxing”之类的内容潮流。
他们的观感当然受到不间断营销和宣传塑造。我参观超级工厂的那个下午，机器人因为“调整”而停摆，但导游几乎每隔几秒就会指向新的亮点，比如700吨压铸机，或能够迅速检测铸件是否存在极细微偏差的X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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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宣传之外也确实存在真实优势。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最近参观中国汽车工厂后，把中国汽车业的进步，形容为“我这辈子见过最让人感到谦卑的事情”。
中国领导人似乎在做这样一种预期：只要足够快地冲向未来，就能摆脱不久前犯下的错误。
中国各地城市都散布着“烂尾楼”，也就是开发商资金耗尽后留下的未完工高楼和别墅混凝土空壳。多年来，地方官员鼓励过度建设，因为房地产开发能为基础设施融资、推高经济增长，也能帮助他们升迁。开发商甚至在房子还没建成前就向公众出售。
2021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崩塌，最终导致新房销售量减少一半。中国据估算留下约9000万套空置住宅，足以容纳俄罗斯全国人口。开发商破产后遗弃烂尾楼，一些最能吃苦的购房者只能将就搬进没有完工的楼壳里，用煤炉做饭，提着水一层层爬楼梯。
如今的中国同时存在几种平行经济。一边是房地产崩盘留下的废墟，一边是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蜂巢，还有大批大学毕业生。他们原本为传统白领工作接受教育，却进入了一个越来越围绕高科技制造业运转的劳动力市场。官方青年失业率一度超过21%，随后政府改变了统计口径。
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去年发表的一项中国公众态度研究，罕见地深入观察了当地人的想法，发现社会情绪出现了明显的“从乐观转向悲观”。预计未来生活水平会改善的人只剩约28%，大约只有本世纪初的一半。
知名作家许知远把这个时期称为“一个极度困惑的时代”，因为“经济下行、国际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冲击同时发生”。去年秋天，政府审查部门开始整治网络上的“过度悲观情绪”，里面包括“努力也没用”之类的言论。
一天早晨，我走到自己过去在北京住过的房子附近，惊讶地发现前门敞开着。房子已经空了，但有人不断进进出出。碰巧那天有一群租房中介正在拍照，希望找到租客并赚到佣金。一套两居室出租房竟有这么多中介争抢，让我格外吃惊，这几乎成了中国各行业极端竞争状态的缩影。
一名穿灰色防风夹克、手里拿着电动车头盔的房产中介朝我走来。得知我不是潜在客户，他有些失望，却很愿意聊天。
他说英语时带着一种认真而正式的腔调，显然花了很大力气学这门语言，却很少有机会真正使用。他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John，说话时不断穿插英语格言。
我问他生意怎么样，他说：“很难，但每枚硬币都有两面。”
他毫不掩饰这份职业带来的压力。事实上，他已经4个月没有拿到任何佣金。很多房产中介都破产了。他说：“能赚到钱的不到20%。”
John 47岁，离过婚，有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他的父亲和姐姐还在帮他付伙食费。他说：“我都这个年纪了，还混成这样，真糟糕。”
他仍想找到爱情，但“真的非常难”。他约过几次会，都没结果。
“我觉得一个原因是我钱不够，”他说，“如果我是个大富豪，她们肯定愿意跟我交往。”
我想安慰他，就说他看起来是个心地不错的人。John笑了笑，挺直身子，马上又想到一句格言：“生活不容易，但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中国想要设计未来的冲动，长期以来都与对西方的焦虑纠缠在一起。1872年，清朝直隶总督李鸿章愤懑地写道，中国遭遇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西方人凭借“坚船利炮”，得以在中国横行。
中国铸铁的历史比欧洲早约1000年，却在漫长岁月中变得自满。李鸿章因此主张，是时候“师夷长技以制夷”了。
然而，帝国抵制现代化改革，中国改革派最终流亡海外。1902年，改革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发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想象几十年后的中国已经有了宪法和议会，并拥有足以吸引外国学生前来求学的科技声望。
1949年毛泽东掌权后，却有另一套想法。他宣称：“政治和技术必须统一。”
这种结合最终带来灾难。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妄图在短短15年内让中国超过英国，结果制造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据估算造成4500万人死亡。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社会工程的幻觉又制造了另一场灾难。中共制定目标，希望把人均年收入提高到800至1000美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决策者认为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中国火箭科学家宋健参与领导一个研究项目，利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寻找人口发展的“正确路径”。他和团队最后得出结论，整个问题的“关键”是限制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
这在当时是个激进想法，但宋健和团队很有说服力。他们用印刷出来的图表和数据展示研究结果，而当时许多专家还主要靠算盘和袖珍计算器工作。
人类学家、《独生子女》一书作者苏珊·格林哈尔写道，这些工程师“把一切都装进一个贴着「科学」标签的黑箱”。但这套政策实际上建立在一系列未经审视的政治判断之上，包括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人体是否不可侵犯，以及私人生活的边界在哪里。更关键的是，这个模型本身就是错的。
格林哈尔指出，工程师把零碎数据拼接起来，再用虚假的精确度把结果外推到小数点后两位。最重要的是，他们习惯处理没有生命的物体，而不是混乱复杂的人类社会，因此忽视了社会科学家提出的警告，包括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和兵源短缺，以及执行这套政策必然伴随的残酷手段。
此后35年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近2亿人接受绝育手术，人工流产超过3亿例。中国2015年废除这套政策时，政策已经造成严重经济后果，一方面缩小了可用劳动力规模，另一方面也让社会形成了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文化。
1987年以来，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已经减少近三分之二。去年，中国出生人口不足800万，出生率降到1949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出生率也在下降，2024年总和生育率降至每名女性1.6个孩子，但中国的问题严重得多，目前总和生育率只有每名女性1个孩子。
为扭转人口下降趋势，中国推出托育保障、税收优惠、住房激励和辅助生殖补贴，但都没有奏效。产科病房和幼儿园正在关闭。
研究生育模式的耶鲁大学社会学家艾玛·臧去年访问中国时很吃惊，因为年轻人经常反过来问她为什么决定生孩子。她最后得出结论：“真正的障碍并不是养孩子的成本，而是人们已经相信，在一个充满不确定、让人觉得不值得投入的未来里，为人父母本身不再有意义。”
这些后果都没有动摇中共对工程技术改变社会力量的信念。
过去10年，习近平越来越常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描述这个历史时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呼应1872年，但含义已经不同。当年的“大变局”指西方出现了新的强大力量；如今，习近平谈的是如何利用西方的弱点。
1978年，邓小平刚开始把中国带上改革道路时，立志成为科学家的饶毅进入大学。那时中国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实验室里连移液管末端一次性使用的塑料吸头都几乎弄不到。饶毅认识一些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科学家，他们答应从垃圾里捡来用过的吸头寄回中国。饶毅说：“我们还能再用很多次。”
中国领导人决心在科学领域“赶超”先进国家，而最关键的三样东西是人才、资金和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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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人才，中国把学生送到海外。不到10年，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数量增加了10倍。1985年，饶毅前往旧金山学习神经科学。他发现普通厨房台面的材料都比“当时中国任何实验台”更好。
他说：“我怎么可能想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
但到了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已经成为西北大学教授的饶毅收到邀请，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中国正通过爱国号召和改变国家科研前景的愿景吸引科学家回国。
饶毅答应了，但预期并不高。他记得，那时北大甚至没有人在顶级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过论文。教授会把职位留给资质不足的朋友和门生，学术造假也很常见。中国生物科技产业几乎只能生产廉价仿制药。
饶毅上任后，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取代植物学、动物学等必修课。2015年成为一个转折点。中国开始改革药品安全法规，使标准与国际接轨，本土生物科技公司由此能够拿到利润丰厚的海外合同。
科研人才也开始回流，因为国内实验室经费充裕，签约奖金甚至可以超过15万美元。
随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
2018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美国司法部又设立“中国行动计划”，以打击间谍活动和商业窃密为名，调查了100多名华裔科学家和别的人士。
外界当时没有充分意识到，特朗普实际上改变了中国内部一场政治争论的力量平衡。那时民营经济正在上升，影响力巨大的亿万富豪马云不断宣扬大学教育被高估了。饶毅对我说：“他的意思基本上是，知识分子什么也生产不出来。中国经济靠复制西方已经发展得很好，为什么还要给原创研究投入更多钱？但特朗普一上来，这一派就彻底垮了。”
2020年，中共中央把“科技自立自强”确立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去年，探索性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研发预算的比例升至创纪录的7%。
变化非常惊人。到2024年，中国临床试验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在中国招募受试者所需时间可能不到美国一半，试验成本据估算也低40%。那年秋天，中国公司康方生物的一款实验性抗癌药，在试验中表现优于美国制药巨头默沙东生产的标准治疗药物Keytruda。
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美国联邦和高校科研经费后，中国政府宣布科技经费再增加10%。以论文被别的研究引用的次数衡量，中国发表的高影响力研究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和欧盟。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目前贡献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新药候选项目，几乎追平美国。
一名美国企业高管对我说：“华盛顿的人担心，生物科技会成为下一个电动车。我们把这些他妈的人才全吓回中国了。你看看现在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们以前不是在西方大型制药公司工作，就是在某个顶尖大学领导一个系。”
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1年间，接近2万名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长期研究这股人才外流的加拿大学者大卫·茨威格对我说，在中国新成立的西湖大学，“大约有100个由归国人员建立的新实验室，里面大概80%的人来自美国”。
他说：“一开始，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排斥。后来，是因为美国的钱也断了。”
我最近去拜访饶毅，在一座教学科研综合楼顶层见到他。他的角落办公室可以俯瞰一片湖面。他带我看了一间配备世界一流仪器、供学生研究人员使用的实验室。
他说：“我得不停告诉他们，他们现在过的是多么奢侈的日子。”
我问饶毅，特朗普削减科研经费会产生什么影响。他说：“这很愚蠢。发明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他举例说，如果美国减少癌症研究经费，“那么现在中国比美国更早发明癌症疫苗，就会变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饶毅也坦率承认中国科技和科研仍有长期问题。
比如，中国始终没有掌握商业航空发动机或性能最高端芯片所需要的超精密制造能力。他认为，中国30%的生物学论文都是“垃圾”，另外50%只是渐进式成果，而不是“从零到一”的突破。
他说，目前中国最擅长的仍是“从二到一百”，不过他相信整体水平会继续提高。如果中国有一天以研发癌症治愈方案闻名，局面就会发生根本变化。
饶毅说：“当前世界秩序，是一群主要来自欧洲、后来在美国发展的天才建立起来的。如果特朗普把这套秩序维持得很好，中国会非常难突破。特朗普真的帮了我们大忙。”
北京很多科技公司都集中在中关村。这里是一大片办公楼群，所在土地在帝制时代曾是宫廷太监的墓地。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关村随着一轮又一轮科技潮流不断变化。
如今，人工智能产品广告正在迅速取代已经褪色的元宇宙广告。
在中国和硅谷都工作过的人，经常会谈到两地的相似之处：都相信快速变化，都推崇工程师的力量，也都会一边高唱以人为本，一边对真实的人缺乏耐心。
在中关村一家Peet」s Coffee里，到处都是戴着AirPods的二十多岁年轻人，从帕洛阿尔托来的访客很容易产生回到家的感觉。中美人工智能中心最大的差异，在于人们如何描述自己的目标。
美国工程师往往关注实现通用人工智能之后可能带来的巨大转变，以及随后可能出现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式连锁反应。中国科技公司的目标更迫近现实，因为资金更少，算力也更有限——美国限制最先进芯片出口，因此主要精力放在把产品尽快推入日常商业应用。
去年，中国创业公司DeepSeek发布一款人工智能模型，震动了硅谷。批评者把成功归因于走私芯片和不透明融资，OpenAI还指控DeepSeek从性能更强的模型中“抄作业”。
中国观察人士则指出，DeepSeek确实很好用，而且成本低得多。
在创新奇智这家把人工智能整合进传统工厂的公司，我见到了首席技术官李凡。他来自一座煤矿城市，年轻时通过政府天才培养项目被选拔出来。2021年回国加入中国人工智能热潮前，他曾在微软和亚马逊工作。
李凡带我走到一台标着“AI螺丝检测设备”的机器前。微小的螺丝在生产线上飞速移动，高分辨率摄像头扫描是否存在肉眼难以察觉的缺陷。通过检测的螺丝滑进标着“良品”的出口。
这让我想起文革时期一句口号，当时要求每个人都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工厂需要人来逐个检查螺丝。李凡说，那样“效率不高”。现在，这些人可以被机器取代。
中国工厂依然大量生产廉价玩具和鞋子，但中国也已经完成一次技术跃升。工厂自动化和机器人领域的投资，把生产成本压低到美国关税大多失去作用的程度。
即使把关税叠加上去，中国商品的最终价格依然很低。
李凡在屏幕上调出青岛啤酒一家工厂的复杂示意图。青岛啤酒是创新奇智的客户之一。他输入一段提示词：“过去一年，他们实现节能目标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
这个问题表面简单，实际非常复杂。你不仅需要知道过去表现和未来目标，李凡说：“你还必须深入到每一条生产线、每一台机器里。”
片刻之后，系统弹出一条信息：“我们已经成功调取四台设备的能耗数据、异常原因和建议措施。”
系统指出，巴氏杀菌机和麦芽粉碎机存在“异常”，并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查：检查粉碎机里是否有潮湿麦芽或堵塞；检查巴氏杀菌机的蒸汽供应和泵运行情况。
李凡说：“整套流程如果由人来做，可能要3个小时。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
中国同样担心人工智能会造成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
李开复曾在书中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制造出21世纪的等级制度”。但他预测，失业在美国造成的动荡会比中国更严重，因为美国白领劳动者占比更高。我问他怎么看美国大学毕业生向宣传人工智能的毕业典礼演讲者喝倒彩。
李开复说：“美国人的做法非常容易理解。但中国的做法会让人才、应用和数据不断增长，直到发生某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时情况也许会改变。不过，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很容易忘记事情。”
创新奇智的李凡经常听到一些人表达更深的担忧。
我们在会议室吃三明治时，他告诉我，自己有个15岁的儿子，别的家长经常问他：孩子应当学什么？
他说：“我自己也在问同样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大幅削减被认为已经过时的本科专业，里面包括很多人文学科，同时新增具身智能等领域的专业。很多大学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
但李凡说：“3年后我儿子上大学时，人工智能甚至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专业了。”
即使是人工智能从业者，也跟不上变化速度“可能比10年前快10倍”的技术。李凡说：“你离这个生态系统越近，知道的细节和即将发生的事情越多，就会越有一点担心。”
减少对人的需求，是中国政府应对劳动力萎缩的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是机器人。
2024年，中国每部署9台工业机器人，美国才部署1台。人与机器的竞争甚至进入流行文化。2025年初，北京首次举办机器人与人类同场比赛的半程马拉松。那次人类轻松取胜，很多机器人因为过热掉队。但一年后，一台亮红色人形机器人挥舞两条细长手臂保持平衡，击败全部1.2万名人类参赛者，还打破世界纪录。
春节联欢晚会上也出现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机器人技术展示。春晚是中国一年中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人形机器人列队行进、后空翻、挥舞双节棍，机器熊猫四处蹦跳。
一些中国观众却从中感到一种失落。据报道，有人在网上写道：“满眼机器人，我们却在寻找人。”
但政府想达到的效果，是让人们对扑面而来的未来建立信心。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当时承受巨大压力，必须“拿出明显比去年更好的表演”。
从某种意义上说，编排好的表演比应付日常世界的混乱容易得多。中国电视节目上的人形机器人动作整齐漂亮，但如果任何环节偏离脚本，比如一只脚迈错位置，或者某个人没有按时完成动作，机器很可能瞬间变成一堆纠缠在一起、胡乱挥舞的四肢。
在李凡的办公室里，我看着两名员工展示一项早期研发工作，希望将来能让机器人从工厂物料间里取出指定物品。一人把几只瓶子、罐子和零食打乱位置，另一人戴着虚拟现实头显，两只手各拿一个追踪设备，引导一台黄色小型人形机器人磕磕绊绊地抓取日常物品。
这套任务看起来难得令人费解。
李凡说，机器人的进步比预期慢。
“ChatGPT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几乎吃掉了世界上曾经写下的每一个字。”他告诉我，“人们希望机器人完成很多任务，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
旁边一张桌子上，两条细长的金属机械臂正在反复折叠一件蓝色T恤。在科技圈里，叠衣服有时被称为机器人技术的“圣杯”，既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因为一旦真正解决，公众会有非常强烈的兴趣。
李凡说：“我们主要看两个指标，机器人完成任务要多长时间，是30秒还是1分钟；还有失败率。”
失败主要来自随机性。他说：“衣服可以用无数种方式放在桌上，每次形状都不一样。”
离开前，我去了大厅旁边一家便利店。柜台由一台人形机器人值守，机器人有一张闪亮的银色面孔和两条力量十足的手臂。左边，香肠在镀铬滚轮上不停旋转；右边，一个穿鲜艳制服的真人店员耐心又略显困惑地站着。
机器人制造商银河通用在这栋楼里设有办公室。和我这一路看到的许多东西一样，这台机器显然既承担实际功能，也承担公关展示作用。
机器人兴高采烈地用普通话招呼我：“我可以帮你找商品、拿香肠或饮料，也可以讲个冷笑话让你轻松一下。”
我停下来观察眼前这一幕，机器人马上催促：“您需要什么商品？”
后面开始有别的顾客排队。我还没回答，机器人又说：“您看起来有点累。”
我当时确实很累，一整天都在赶一个又一个会。我还没来得及问它怎么会如此敏锐，它又抛出一个问题：“要不要我帮您拿一瓶元气水衡或者香柚茉莉茶，帮您恢复一下？”
我最后选了香肠。机器人说：“马上帮您拿！”
随后把左臂伸进展示柜。但香肠从机械手里滑了出去，扑通掉回原位，继续和别的香肠一起懒洋洋地在滚轮间转动。机器人却完全没发现失手。它收回手臂，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放”到我面前，然后宣布：“记得去左边结账！”
真人店员尴尬地笑了笑，挥挥手示意不用付款。
我又在中关村闲逛了一阵。那天下午很热，一群外卖和快递骑手聚在立交桥阴影下抽烟。随着经济放缓，中国已有超过2亿人进入零工经济。里面约有2000万配送骑手，成为这个新时代最显眼的象征。
2018年，一个叫胡安焉的年轻人在北京找到快递员工作。此前，他做过便利店店员、自行车销售员和保安。普通工作日要送11个小时，如果电商平台搞促销、订单突然激增，工时就会更长。
他对我说：“当天所有包裹都必须送完才能下班，经常要干15到16个小时。”
胡安焉必须时刻警惕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障碍，比如电梯很慢的楼，或者锁着的大门，必须等住户出来开门。为了实现每天大约40美元的收入目标，他平均每4分钟就要完成一单。停下来小便大约会损失2分钟，所以他尽可能少喝水。
有些雇主好一些，有些差一些，但都共享算法时代的管理文化。
一名严厉老板曾对胡安焉说：“平台让你送多少，你就必须送多少！”
此人还说：“你没什么特殊的。”
胡安焉听了很不舒服，但后来意识到，老板“实际上也只是机器里的另一个齿轮”。时间久了，为算法服务的生活改变了他理解人与人关系的方式。他开始怨恨同事，也开始用零和思维看待彼此的处境。
他对我说：“几个老员工会长期霸着轻松路线，新人只能接更难的路线，很多人干不了多久就辞职，再换一批新人。”
他变得“更没耐心，也更焦虑”，但最让他害怕的是一种逐渐蔓延的麻木。有一天，他得知一名老年顾客为了等他，在市场里等了将近3个小时，却没有感到任何同情。
他说：“正常情况下我会内疚。但那一刻，我手里还有一大堆包裹要送，我根本不可能为他停下来，哪怕5分钟。”
胡安焉做了20个月配送员，随后辞职，把经历写成朴素直白的回忆录《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意外成为畅销书，也带动中国近年出现别的记录不稳定劳动生活的回忆录，包括《我在上海开出租》和《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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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中国，不安全感从来不只属于社会底层。
今年3月，当局突然禁止人工智能创业公司Manus两名创始人离境。他们原本已经同美国社交媒体巨头Meta谈妥，以20亿美元出售公司，中国政府对此并不满意。这向别的人工智能企业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有些人对国家太有价值，因此不能被允许离开。
多年来，中国崛起一直建立在经济自由与政治控制之间一种脆弱平衡之上。早期中共改革派把这种模式称为“鸟笼经济”：笼子必须足够宽松，让企业能够发展，但又不能宽松到牺牲政治权力。
如今，这种安排很少像现在这样显得岌岌可危。长期在中国投资的美国投资人加里·里舍尔去年对听众说，习近平正试图把那只造就中国非凡崛起的“下金蛋的鹅”“拴起来”。
里舍尔接着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鹅是不喜欢被拴住的。”
他说：“关键问题变成，北京领导层能不能有效平衡控制与活力之间这种微妙关系？”
罗伯特·卡根在《美国缔造的世界》中列举了历史上一系列全球强权，而这些强权无一不相信自己的秩序能够长久存在：“历史上曾有埃及秩序、罗马秩序、希腊秩序、伊斯兰秩序、莫卧儿秩序、奥斯曼秩序，还有许多别的秩序。
”每一种秩序都诞生于特殊而往往脆弱的条件。卡根2012年写道，美国秩序会一直维持下去，“直到某个尚未确定的时刻”。
那个时刻似乎已经到了。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对我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并且长期以有利于本身的方式运作的国际体系，“毫无疑问已经死了，而且无可挽回”。
他说，特朗普拆解美国盟友体系，意味着“美国公众不再愿意继续扮演美国过去近80年来所扮演的角色”。
但美国地位下降，并不必然为中国铺平道路。
如今，很少有人热衷于看到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在欧洲，对北京的看法从2010年代后期开始明显恶化。当时，中国外交官尝试一种更具攻击性的“战狼”外交风格。
瑞典一个面向受迫害作家的奖项颁给一名香港异议人士后，中国驻瑞典大使曾说：“对于朋友，我们有好酒；对于豺狼，我们有猎枪。”
最近，欧洲的焦虑更多集中在贸易经济层面。中国一心争夺全球高科技制造业主导地位，生产规模远远超过国内经济需求，产品包括电动汽车、太阳能设备、电池、风力涡轮机和基础化工品。
理论上，这种过剩产能最终应当迫使一些工厂关闭，让生产热潮自行消退。但中国政府仍持续推动企业扩大生产，部分原因是担心失业增加会引发社会不稳定。
多出来的产品便出口海外，而且价格往往低到足以冲击别的国家的工业体系。
中国欧盟商会前主席约尔格·武特克对我说：“这是一种系统性现象，不是偶然。”
欧洲的担忧正在变得越来越紧迫。
大众汽车考虑裁减最多10万个工作岗位并关闭4家工厂，这可能成为全球汽车工业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裁员。伦纳德告诉我，欧洲对中国产业政策的不满已经达到“沸点，特别是在德国。那里越来越多人认为，中国正在进一步强化那些会导致欧洲去工业化的政策”。
他接着说：“最大的恐惧是巴登-符腾堡州，也就是梅赛德斯-奔驰的故乡，会变成底特律。”
他说，欧洲政治人物私下形容自己仿佛同时受到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三面夹击，并正在“意识到，未来这个世界里，他们必须保护自己，不受所有大国摆布”。
目前讨论中的应对办法，带着很强的紧急临时拼凑色彩，包括禁止中国公司建厂或竞标利润丰厚的合同，对钢铁和化工产品征收重税，甚至暂停技术专利。这些手段合在一起，被称为“贸易火箭筒”。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实际上可以通过现代化改革提高竞争力。但更加强硬的心态并不限于贸易。德国已经决定投入最高1万亿美元新增资金，用于军备和基础设施。
武特克说：“特朗普在切断关系，到处加关税。中国人也没有退让。所以问题不是「选北京还是选华盛顿」，而是要同雅加达、德里以及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中国官员经常警告，不要让世界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无法无天之地。但中共自己的做法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毫不妥协。
美国前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对我说：“中国总说，「美国政府太好斗了。」那只是他们表面的说辞。现实是，他们在幕后寸土必争地竞争。
”去年，特朗普施压巴拿马，把两个重要港口的控制权从一家香港公司手中拿走，转交给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财团。据报道，在争端过程中，中国警告外国企业高管不要从事“损害中国企业利益的违法活动”。忽视这种警告可能非常危险。
卷入地缘政治争端的国际商务人士，曾被禁止离开中国。那名欧洲外交官说，北京传递的信息是：“我们是大国，任何伤害我们权利或利益的人，我们都会报复。”
而这一切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不容置疑的统治。
然而，中国并不急于重新建立最近正在崩解的国际秩序。1949年以来，北京只签署过两个正式同盟，一个是朝鲜，一个是苏联，而两个同盟后来都代价高昂。
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帕特里夏·金把北京的立场称为“中国优先”战略。她对我说：“中国很愿意发表声明，但完全没有兴趣站出来充当危机管理者。中国想获得更大影响力，但同时又想避免责任。”
她说，中国领导人把“美国承担全球领导责任的负担，视为美国过度扩张和走向衰落的根源”，“他们完全不想模仿这种模式”。
退役解放军军官周波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对我说：“特朗普政府已经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这留下一个非常大的空缺，中国根本填不上。”
因此，接替美国秩序的很可能不是一个中国秩序，而更接近伦纳德所说的“无秩序”时期：世界变成丛林，每个国家都要两面下注、扩军、补贴产业、囤积资源，并寻找可以利用的关键瓶颈。
丹佛大学中国问题学者赵穗生形容，这正在形成一场“21世纪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
冷战时期，铁幕两边的未来学家都在设想如何控制历史方向。与此同时，另一群人围绕一个更克制的理念聚集起来。他们自称“人类2000”，成员主要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幸存者，对共产主义决定论和美国式自负都保持警惕。他们警告，人类可能“被自己的机器吞噬”，并宣布：“未来属于我们所有人，而不仅属于少数寡头集团。”
如今，如果在北京和华盛顿待得足够久，这场竞争看起来不像是两种制度之间的冲突，更像是少数寡头集团之间的竞赛，也就是一小群掌握巨大权力的男性，在争夺决定所有人未来的能力。
在中国，习近平试图让技术服务于服从和增长。在美国，特朗普和他的硅谷盟友把人工智能发展置于风险担忧之上。特朗普2025年公布人工智能战略时说：“我们必须让这个婴儿长大，让这个婴儿茁壮成长。不能用愚蠢的规定把它扼杀掉。”
按照这种思路，监管、安全测试、责任制度和劳动保护都成了超级大国已经负担不起的奢侈品。
投资人、前白宫人工智能主管戴维·萨克斯最近警告，如果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美国可能因此输给中国。
这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政治手法。1988年，日本汽车制造商迅速崛起时，里根政府的交通部长曾把更严格的燃油经济性标准贬低为面对“亚洲人”时的一种“竞争劣势”。
10年后，在华尔街压力下，比尔·克林顿废除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隔离制度，说这样能帮助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竞争”。后来，这套决定被认为是大衰退的诱因之一。
中国确实能够以一种让美国人既惊叹又绝望的速度进行建设。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王丹在2025年出版的《Breakneck》中，把中美竞争形容为“工程师国家”与“律师社会”之间的较量，这个说法因此流行起来。
不过，这本书本身比这个概括更复杂。王丹原本考虑把书名叫作《快速行动，打碎人》，后来出版社出面阻止。他在书中研究独生子女政策的宏观经济后果。
他对我说，出版之后，这些问题甚至变得更加令人担忧。他说，中国虽然能够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强劲成果”，但内部问题极其深刻。
“上海非常了不起，甚至可能是世界前三名的大城市之一。但如果几乎没人愿意生孩子，中国怎么能成为伟大的文明？”他接着说：“特别是中国年轻人，被一种平静的不满笼罩。人们已经不怎么期待经济再出现一轮大繁荣，因为除了少数在人工智能或金融领域工作的人，其他人基本都享受不到。”
工程师国家可以每76秒生产一辆电动汽车，但如果人们疏离到不愿把孩子带进为他们打造的未来，这种能力能带你走的距离也有限。中共既希望人工智能创业者能让世界惊叹，又希望保留决定他们能去哪里、最终能成为什么人的权力。
美国的弱点不同。
到目前为止，科技最具反乌托邦色彩的用途，较少来自政府的人脸识别系统，更多来自少数权力极大的企业。这些公司利用数据加强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例如保险公司用人工智能决定哪些治疗项目给予赔付，零售商则使用“监控式定价”，根据顾客所在位置、消费习惯和购买紧迫程度提高价格。
不过，这种区别正在逐渐消失。私人国防承包商正在帮助把国内执法、移民管理和国家安全整合成一个相互连接的体系。即使在机器确实可能改善生活的领域，
关键决策往往也在秘密中做出。Waymo公布的安全记录优于人类驾驶员，但自动驾驶公司一直抵制公众监督。美国参议员埃德·马基询问7家主要企业，在车辆遇到困难情况时，远程人工操作员需要介入多少次。
这些公司拒绝回答，多家公司以“商业机密”为由。
系统越集中，一个错误能够传播得越远。
今年3月，百度发生系统故障。百度在中国十几个城市运营自动驾驶出租车，故障发生后，多辆汽车停在繁忙高速公路上。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未来轿车和卡车不再需要人类驾驶，我们总体上会更安全。但历史提醒我们，不能把这些决定完全交给工程师。
最有能力帮助本国人民的国家，不会只是竞相把人工智能塞进公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更可能胜出的，是能够让技术部署决策免受意识形态和腐败扭曲，能够找到办法合理分配人工智能带来的收益与损失，并让普通人相信自己对未来拥有发言权的国家。
美国目前运转得并不好，但从制度设计上看，美国政治体系给予公众更多纠正问题的权力，前提是公众愿意这么做。
武特克说：“美国很擅长先把自己烧得一塌糊涂，然后重新焕发生机。中国没有这种能力。”
优势最终可能属于更能坦率面对本身问题的一方。他说：“在中国、俄罗斯或美国，你都可以活在另一套现实里。这永远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你可能错过迎面而来的历史信号。”
在北京的一个下午，我正好空出一个小时，于是扫了一辆共享单车的二维码，骑车穿过城区，享受新鲜空气。路上差点被几个配送骑手撞飞，但能够待在一个没人实时分析我“微表情”的地方，仍然是一种快乐。
采访期间，我听了太多语气笃定的计算和预测，但始终摆脱不了一种感觉：未来太不透明，根本无法准确预测，更不用说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地规划和指定。
中国年轻人和美国年轻人一样，最近都兴起了算命热。人们一边喝酒，一边做占星解读，或者直接使用占星应用。有意思的是，中文里的“算命”和“算法”，都用了同一个“算”字。
北京几百年来一直有算命先生，尽管中共反对所谓“封建迷信活动”，也会不时进行整治。但这些人总会慢慢重新出现，在佛寺或孔庙附近的街区悄悄恢复营业。
有人介绍我认识一名70岁出头的男子，我把他称作孙师傅。他并不是每天都在那里，因为算命先生本质上也算零工劳动者。不过，他同意见我，来时穿着老式蓝色棉袄，脖子上挂着玉坠。他推着自行车，前面装着车筐，车架上还包着塑料保护膜，像那种为了防止液体洒上去而一直罩着塑料的沙发。
孙师傅的办公室就在一个街区之外。我们边走边聊，他问我为什么会说普通话。我说，我以前在中国生活过，但我是美国人。他对我说：“美国是个强大的国家。”
我回答：“中国也很强大。”
他说：“还是不如美国。”
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地点藏在一家便利店后面。他的桌上摆着一个小神龛，有陶瓷佛像、香炉、三个葫芦，还有一块巧克力。
他仔细看我的掌纹，给我几枚铜钱让我抛掷，问了我的出生日期，然后开始在纸上计算。看着他工作，竟让人隐约感到一种反叛意味。他找到一种办法，既能在共产党统治下，也能在算法时代里有尊严地活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从眼镜上方向我看过来，说：“你的命里有贵气。”
我很喜欢这个说法。那种感觉让我想起ChatGPT夸奖你的问题时，人会突然得到的一点愉悦。我问：“我想把孩子养好，给他们一个光明的未来。我应当怎么做？”
孙师傅想了一会儿，说：“你应当给他们大智慧。这个比给他们钱更重要。一定让他们好好学习。有了这个，财富自然会来。”
这话很善意，不过我也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人真正知道答案。最后，孙师傅拿出一叠折起来的红色纸签，让我抽三张。他看了看，然后宣布：“你的命不是掌权，就是大富大贵！”
我决定趁自己至少还有76.67%的正面情绪时就此收尾。
但他突然停下来，举起我抽中的三张签之一。上面写着“喜临门”。他说，这是整副签里最吉利的一张，然后给我一个建议：“你应当花一点钱，把这份好运保住。”
我问：“哦？多少钱？”
他说：“660元。”
大约97美元。
我没打算和算命先生争辩。他支持多种支付平台。我们各自拿出手机，我把钱转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