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时代的典型政客及其死亡

Information-Justice｜信息正义

Anne Applebaum

为了让自己留任而破坏选举，这或许是我所能想象的、对宣誓职守最严重、最具毁灭性的践踏。

——米特·罗姆尼

【前言】

《信息正义》今天刊发的是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记者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大西洋月刊》写的文章《这个时代的典型政客》(The Quintessential Politician of This Era)。

安妮·阿普尔鲍姆是当代最著名的专门研究俄罗斯、苏联以及东欧历史与政权的学者、记者和作家之一。近年来，她的研究延伸至现代威权主义的兴起。2004 年，她凭借《古拉格》(Gulag)一书获得普利策普通非小说奖。她是《大西洋月刊》的撰稿人，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阿戈拉研究所和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她拥有美国和波兰双重国籍。

2020年，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长文《历史将审判同谋》(History Will Judge the Complicit)。副标题是“为什么共和党领袖们会放弃他们的原则，去支持一位不道德且危险的总统？”(Why have Republican leaders abandoned their principles in support of an immoral and dangerous president?)这篇文章是阿普尔鲍姆将东欧极权历史研究与美国当代政治结合的里程碑式作品。它不只是一篇时事评论，更是一篇从历史学和心理学角度剖析“民主是如何从内部被精英阶层姑息、妥协而逐步蚕食”的警世恒言。

在这篇文章中，阿普尔鲍姆写到了两名共和党人——林赛·格雷厄姆和米特·罗姆尼，当唐纳德·川普对他们从小信仰的理想发起冲击时，这两个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

仅看他们的履历，恐怕没多少人能预料到后来的走向。从纸面资料来看，2016年的格雷厄姆似乎与军队、法治以及传统的美国爱国主义和美国全球责任有着更深的渊源。相比之下，罗姆尼游走于中间派与右翼之间，拥有商界和政界的多重职业生涯，似乎对这些传统爱国主义理想的执念并没那么深。我们大多数人习惯性地将士兵视作忠诚的爱国者，而将管理咨询顾问视作利己主义者。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小城镇的人比那些四处漂泊的人更容易抵制政治压力。直觉上，我们认为对特定土地的忠诚就意味着对一套价值观的坚守。

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陈词滥调失效了。正是格雷厄姆在为川普的滥用职权找借口。正是格雷厄姆——这位曾经的军法署律师——淡化了总统企图操纵外国法院、敲诈外国领导人以对政治对手展开虚假调查的证据。正是格雷厄姆放弃了自己口口声声支持的跨党派合作，转而推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前副总统乔·拜登之子进行极具党派色彩的调查。正是格雷厄姆陪川普打高尔夫，在电视上为他辩解，甚至在总统逐渐摧毁格雷厄姆毕生捍卫的美国盟友关系（与欧洲人、与库尔德人）时，依然选择支持他。

相反，正是罗姆尼在那个二月，成为了唯一一位与党内同僚决裂、投票弹劾总统的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当时表示：“为了让自己留任而破坏选举，这或许是我所能想象的、对宣誓职守最严重、最具毁灭性的践踏。”

7月11日，格雷厄姆猝死，安妮·阿普尔鲍姆再次写到了他。在许多方面，他堪称川普治下华盛顿政客的典型代表——一个发生了180度大转变的人。格雷厄姆曾是一个炽热的美国爱国者、骄傲的预备役军官和军事律师；但他最终却成了那位视士兵为“傻子和失败者”、对任何法律都毫无敬畏之心的总统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

而随着其政治立场的转变，他的言辞变得愈发粗俗，行为也愈发恶劣：他极力主张以色列将加沙“夷为平地”，还在慕尼黑侮辱丹麦首相，致使他的同事、参议员埃莉萨·斯洛特金(Elissa Slotkin)不得不出面致歉。

也许格雷厄姆明白自己背弃了伴随他成长的道德准则，正因如此，他才始终执着于支持乌克兰的事业。他十次造访乌克兰，最后一次行程归来，就是在他死亡的前一天。

然而如今他已离世，再也来不及悔改，而川普圈子里为数不多的、与旧日共和党精神尚存一丝联系的声音之一，从此沉寂。

这个时代的典型政客

林赛·格雷厄姆的MAGA大转向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通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文：Anne Applebaum

译：溪边愚人

编：新约客，Brandi

1 周六（7月11日）晚间意外离世的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堪称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政客——以其特有的方式。

这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典范和集大成者。

2 格雷厄姆的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使他在职业生涯中曾经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美国爱国者，尤其致力于维护美国在民主世界中的领导地位。

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出生并长大，二十多岁时父母双亡。

他依靠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OTC)的津贴以及随后空军的薪水，供自己和妹妹完成了大学学业。

他成为了一名军事律师，在冷战期间驻扎于西德，并在预备役部队服役了二十年，甚至在担任参议员期间，还曾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务。

“空军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他在2015年曾表示，“它赋予了我超越自我的使命，让我得以与爱国者们并肩同行。”

3 与他的挚友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一样，格雷厄姆认为美国应当处于一个广泛的民主联盟的核心地位。

我与他为数不多的几次会面都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或是在其他欧美会议上，他曾非常频繁地出席这些活动。

他也曾十分重视美国国内民主实践。在2014年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不屑于民粹主义口号。

“我知道华盛顿的政治运作出了问题，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大家都在大喊大叫，却没人试图去修复它，”他说，

“而我正在努力尝试修复。”

4 当唐纳德·川普首次出现在美国政坛时，格雷厄姆一眼就看清了他的本质：

他是某种异质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这种意识形态与格雷厄姆自幼践行并宣扬的理想主义爱国情怀截然不同。

川普私下里嘲讽格雷厄姆深爱的军队，称军人不过是“傻瓜和失败者”。

他将谎言、玩世不恭和个人贪婪置于其政治理念的核心，同时对透明度、问责制乃至民主本身都表现出蔑视。

2015年时，格雷厄姆将川普描述为一个“煽动种族对立、仇外、宗教偏执狂”的人，认为他应该“下地狱”，还称其为“疯子”。

5 当川普胜选后，格雷厄姆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意识到自己必须做出一些重要的抉择。

有一段时间，他保持沉默。

2016年春天，我在欧洲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他。他当时情绪低落至寡言状态。

6 然而，就像许多其他共和党人——更重要的是，就像许多曾在政治占领下生活或经历过激进政权更迭的人——一样，

他决定抛弃自己以往的理想，埋葬那份曾对他至关重要的爱国情怀，转而成为一个高调、投机取巧的附和者。

格雷厄姆极力向外界展示他与总统的亲密关系。

他与川普一同打高尔夫球，在电视上为他辩护；

即便川普一步步瓦解格雷厄姆毕生捍卫的盟友体系，甚至眼睁睁看着川普在国内破坏民主制度，格雷厄姆依然给予支持。

2021年，尽管川普冲击了国会大厦并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格雷厄姆仍拒绝投票支持对其定罪。

7 格雷厄姆的动机至今仍是个谜。

也许他渴望靠近权力中心；

也许他害怕失去参议员席位，进而丧失在政坛的影响力。

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应该明白自己背弃了年轻时的理想。

8 自川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格雷厄姆的立场变得愈发令人费解。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格雷厄姆——基于他早先对美国作为民主主要捍卫者这一角色的信念——支持乌克兰，并主张向乌克兰提供美国武器。

他的呼吁对川普几乎没有产生影响，川普霸凌乌克兰总统，叫停了武器交付，企图迫使乌克兰投降。

与格雷厄姆不同，川普几十年来一直更倾向于认同独裁领导人而非民主盟友，且因长期的商业和私人关系而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联系。

9 格雷厄姆无疑深知这一点。

尽管如此，他还是十次造访乌克兰；

他最后一次行程归来，就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

他反复提出制裁俄罗斯的法案，频率之高以至于该法案沦为某种笑谈，宛如国会里的“等待戈多”【注】——提案虽不断提出，却从未被那位不愿给俄罗斯朋友添麻烦的总统采纳。

与此同时，格雷厄姆继续讨好总统，甚至力挺总统针对美国在伊朗战事所作出的那些错综复杂、自相矛盾的辩解——

而这场战争其实与格雷厄姆早年的理想几乎毫无关联。

【注】《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是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于1953年创作的一部著名的荒诞派戏剧，剧中两位角色一直在等待一位名叫戈多的神秘人物，但此人始终未现身。此后，“等待戈多”这一短语成为一个成语，用来形容任何一种无休止地等待某件事发生、而此事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情况。

10 或许在某种层面上，格雷厄姆明白自己背弃了伴随他成长的道德准则。

或许正因如此，他才始终执着于支持乌克兰的事业。

然而如今他已离世，川普圈子里为数不多的、与旧日共和党精神尚存一丝联系的声音之一，

也就此沉寂。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做了较多的断行分段处理。